悲剧冲突的如此结局,二千多年来始终被遵循着。作品如此,例如《哈姆雷特》的悲剧主角被毒剑刺伤而亡,《大雷雨》的悲剧主角卡杰林娜投水自杀,《屈原》的悲剧主角是出走汉北,《关汉卿》的悲剧主角被逐出大都;理论也如此,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底灭亡”(注: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崇高与滑稽》。),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注: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得最为透彻的是恩格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注: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把一种最为重要、最为常见的悲剧,它的冲突性质及结局,作出了最为深刻的概括。对此,独立特行的黑格尔虽说没有否定,却把它纳进了自己理念的框子。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到了人类社会便是一种抽象的伦理力量,它原是统一的,可是到了悲剧里使分化为不同的人物性格及其目的,这些人物各自都以为自己所代表的伦理力量是正确的、正义的,各不相让,导致冲突;在冲突中,双方都以自己的正义性否定对方的正义性,以自己的合理性否定对方的合理性,所以都有片面的罪过;冲突需要解决,于是悲剧人物遭到毁灭,“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19〕。例如在《安提戈涅》这部悲剧里,国王克瑞翁代表国家的伦理力量,安提戈涅代表亲属的伦理力量,他们在禁葬和收尸上的冲突,各有自身正义或合理的一面,于是导致国王杀了安提戈涅,但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是国王的儿子,他因安提戈涅之死而自杀了。结果,国王和安提戈涅都各以自己的片面性而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对此,黑格尔认为,受到惩罚或遭到毁灭的,只是人物片面性,而国家和兄妹之爱这两种普遍的伦理力量却在克服了各自的片面性之后,又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是一种“永恒正义”的胜利。这里,尽管黑格尔没有否定冲突的结果是悲剧人物的毁灭,可是把它套进了理念的框子,这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当前,国内外的某些学者赞赏并提倡黑格尔的两善或两恶的悲剧冲突,弄得不好,在悲剧冲突的结局上也会滑到黑格尔的泥坑里。
事实上,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是因为正义的、合理的或使人同情的一方,在和非正义的、不合理的或使人厌恶的另一方产生的冲突中,由于多种原因,如对方的强大、自身的错误、性格的弱点等,最终遭致了无可避免的挫折、失败、痛苦和毁灭。这是由“好人”充当悲剧主角以及悲剧冲突的性质所决定的,它是实实在在的,而非抽象理念的,一般也是善恶分明的,而非是非不分的。只有这种有价值的人生毁灭才是悲剧,假使去掉了如此一个结局性的标志,那么也就没有了悲剧。
在悲剧冲突的结局上,二十世纪的中国碰到了一个独特的难题:怎么看待传统戏曲悲剧里的“团圆之趣”?《窦娥冤》里的主角窦娥是一个善良坚强的有着舍己为人品德的女子,她在悲剧冲突中被无辜杀害,可是在她临死之前的三桩愿望——血飞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却一一实现,到了第四折还有个昭雪;《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对互相爱恋的纯洁男女,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先后殉情而死,而死后却化成了一对颉颃而飞的蝴蝶;《白蛇传》中的白娘子的斗争失败了,她被法海镇于雷峰塔,但最后给白娘子留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一个希望……可以举出很多这种有一个希望的浪漫幻想尾巴的例子来,它几乎成了我国传统悲剧的普遍现象。开始,有人以西方悲剧结局的模式透视,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之后,觉得不能如此生搬硬套,认为这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悲剧。应该说,在这种有着“团圆之趣”的悲剧里,其中的一部分为糟粕,封建的、迷信的、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惨酷与悲哀的糟粕,违背了悲剧精神。但多数的戏剧却不是这样,它们的主体,即剧作家着力展开的这个主角与丑恶一方的矛盾冲突,着力营造的这个美好主角的势不可免的毁灭,都完全符合西方悲剧的标志,包括不幸结局的标志,因此,完全可以说诸如《窦娥冤》之类的杰作,即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色。根据中国悲剧的实践,要把主体的悲剧结局与反映民族审美心理的团圆收尾区分开来;主角毁灭了还不是悲剧结局?团圆收尾则应看作是东方悲剧的一个特点,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主角毁灭的命运。
悲剧形成了什么特殊风格?
在所有的文艺形式里,悲剧是最为严肃、崇高的,这种特殊风格使它与喜剧的滑稽、轻松、讽刺判然有别,构成了一个识别悲剧的标志。
最早提出悲剧应该着意于严肃的是亚理斯多德,他把悲剧界定为“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注:亚理斯多德:《诗学》。)。严肃不是滑稽、轻浮,而是庄严、肃穆,它的形成是由悲剧摹仿的对象所决定。悲剧以高尚或善良的人为主角,这个主角又由顺境转入了逆境,而他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决定了他要和对方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与“坏”或“丑”的一方的斗争是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结局却是主角遭到了不幸,如此一个接着一个的非同儿戏的人物行动,就决定了悲剧在总体上是一种严肃的氛围和风格。亚氏揭示的古希腊悲剧的风格标志,实际上成了后来世界各国几乎绝大多数悲剧的共同特征。郭沫若是现代中国历史悲剧的大家,他的《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一系列悲剧,歌颂了历史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爱国志士,就都有着严肃的风格,尤其是他的《屈原》,作者赋予了悲剧主角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出于爱国爱民,屈原这位政治家兼诗人坚定地主张联齐抗秦,以免遭秦国的侵吞,为此,他劝戒楚怀王,怒斥南后,痛骂张仪,与卖国降秦的一伙作不妥协的斗争,即使免职、囚禁乃至他的弟子婵娟因误饮毒酒身亡也没有屈服,最后在卫士的解救下出走汉北,自始至终的庄严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