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家和电影的关系比较复杂。当代小说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当代电影也提高了当代小说家的知名度,王朔、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北村等小说家的备受大众关注均和其作品的电影改编和电影宣传有关。在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文字退居次席,图像僭越为文化主调。当代社会从“话语”的文化转向“形象”的文化“与中国当前的小康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总体性密切相关,反映出眼睛从抽象的理性探索转向直接的感性快感的深刻变换。”[6]电影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使得许多作家不仅投身于影视的导演、编剧和策划等工作,更热衷于“视觉化写作”,极力在小说创作中表现适宜影视改编的元素,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小说家面对纸笔的独立身份,有人称为“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尤其是80年代后作家与影视的亲密结合,实际上对小说创作不无隐患。在具体的电影改编(包括专门为某个导演写小说)实践中,电影的特殊要求和艺术之外的现实因素使得小说家很难在镜像艺术中实现小说的文学精神,再加上有些电影的改编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家对电影的艺术期待,所以当代很多小说家,特别是有电影改编经历的知名作家,都明确表达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电影之间的不妥协立场。曾经感叹“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的莫言多次说到:写小说时自己是一个皇帝,而改编剧本时是一个奴才。他撰文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决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哪怕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读得懂,也不要想着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电影。小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合,生出一个作品。我的态度是,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7]
小说《手机》被冯小刚包装成贺岁片推出后,著名作家刘震云一时也成了娱乐圈的名人。他表示,由于电影《手机》,自己的小说主题实际上被误读了。他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对影视的介入,只是作品的介入,只是同意让我看得上的导演改编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没给任何一个导演写过电影剧本,今后绝对也不会。我不会给电影打工,但我同意让电影给我打工。”[8]苏童对小说与电影关系的批评更为无情:“张艺谋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我俩就像做生意的一样,相互之间只有买卖关系,一手交本子,一手交钱,别无其他。”尽管我不反对联姻,也不认为影视侵犯了文学,但从大量实例看来,作家和影视导演合作很少有好结果,不少甚至弄到了鸡飞蛋打的地步。双方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水火不相容[9]。对于炒的很热的冯小刚电影《天下无贼》,原作者赵本夫认为这部小说“很平常、在心中地位不高”,还拒绝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在当代小说家中,王安忆对镜像艺术的警惕性最强。她认为:“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10]所以她宁肯改编话剧《金锁记》,也不重视《长恨歌》的电影拍摄。她的小说充满必须由文字才能传达的细节,“叙事中夹杂进大量的抽象性议论,拖延故事节奏,故意制造阅读障碍,明显地表现出抵抗小说影像化的趋势。”[11]当然坚守小说立场和向大众妥协的功过很难进行简单二元判定,护卫文学纯洁的精英文化立场往往和作家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作品的文坛认同有关。不过小说家清醒的写作立场仍是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和电影的重要前提,毕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描述是需要小说形式和电影语言共同来承担的,其间的共鸣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在半个多世纪的分分合合中,当代中国小说和电影越来越凸显其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随着游戏、漫画作品对电影改编的介入,小说的电影优先改编权日益受到挑战,这其实也是中国电影拓展艺术视界的必经之途。虽然文学作品的兴衰不再必然地决定电影的浮沉,但是当中国导演的个人性构思不足时,当精美的画面不足以支撑导演和观众对电影的期待时,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小说家应该能够为导演的探寻目光提供丰饶的文学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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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A].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38.
[7] 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121.
[8] 于国鹏(独家专访).刘震云:我不会给电影打工[J].大众日报,2004—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