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性途径:公共组织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题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怎样提供一个激励合同,以使代理人透露出有利于委托人的信息,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现在看来,重复博弈一般会减少信息不对称,而重复博弈的结果往往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公共组织是一个典型的代理组织,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信息不对称。 从信息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其基础功能就是有效的传递信息,尤其是关于产权的信息。[18](23)通过有效地传递信息,“制度可以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这是较为狭窄地专注于经济过程的制度经济学家所称的‘交易成本’。”[19](188-189)这样,通过判断环境的多变性以及信息成本的大小,就可以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最优的制度是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一定的信息流结构的制度。
在这样的视角下,制度变迁就与信息成本密切相关,随着信息成本的变化而进行。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信息成本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20](72)制度变迁的含义就是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传递信息,更准确地传递正确的信息,减少公共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一个更好的制度就是一个能够优化处理信息的制度;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建立优化处理信息制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启发就在于,要从如何使不完全信息变得更加完全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内在动机。”[21](53)因此,通过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决策时的信息成本。
(三)文化性途径:意识形态的功用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共组织中的广泛存在,委托人既无法为其代理人制定出巨细倍致的、严格意义上的羁束性行为规范,也无法制定出一套严密的、高灵敏度的奖惩制,应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性途径有时会失败。这时,就需要通过文化性途径应对信息不对称。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本文主要探讨与克服搭便车、偷懒相联系的虔诚和降低信息转移成本的团队精神。
按照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行动时严格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行事,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种自身效益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在林毅夫看来,这种精神主要是虔诚。当一个革命者为其事业牺牲生命时,他就是在消费虔诚,从而获得某种满足。[22](66)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通过利他实现的。“自利这一人的生物本性像一根带子束缚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束缚而达到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但这根带子很长,因而使人的社会本性有很大的活动余地,在最终要服从生物学法则的基础上,‘反抗自利的复制基因的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利他主义的真正人化。”[23](257)因此,当一个人消费虔诚时,他可能更少地选择搭便车和偷懒。
前面提到,公共组织里存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因此,组织的基本职能就是在成员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信息社会里,这种协调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每个人的信息和技能都变得非常有限。要完成一件任务,需要团队成员精诚合作,在彼此之间进行信息转移。如果没有合作精神,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将大大增加,专门知识所具有的价值也就体现不出来。如果具有合作精神,则会降低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成本,从而使该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当今社会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的本质所在。团队精神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密切。一方面,由于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组织成员就会愿意进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信任对于信息发送者的可靠性有重大影响。信息接收者之所以愿意接受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传送者的信任。
四、结语:信息不对称与当代行政改革趋势
在当代行政改革的讨论中,可分为两条主线:调整公共组织与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外部主线与提高公共组织内部效率的内部主线。对这两条主线,都可用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信息与决策权的结合来加以检视和评论。在公共组织的外部调整中,主导趋势是政府职能的调整和优化,减少政府职能,即政府职能市场化、社会化倾向;在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中,也是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管理。[24](29-34)前者可以看作降低了公共组织承载的信息量,后者则可以看作形成信息显示机制,大大降低信息收集的成本。在这方面,已经有学者运用相似的框架——主要是信息成本的变化——来探讨20世纪组织规模的截然相反的变化:[25](16-17)20世纪初到70年代,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都向大型化、集权化方向发展。而在后三十年,两者都向小型化发展。这初步证明了本文所发展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在公共组织的内部改革中,信息化、分权化、扁平化成为最时髦的趋向。这也可以看作是降低组织内的信息成本,方便公共组织内的信息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