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市获得了同样的成功。而且,承德系一地级市,辖8县3区,农村人口近300百万,与一些小国的总人口相当。故该项试验,“相当于中观层次的试验”,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同时,承德还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集“山、老、少、贫”于一身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经济落后的地区计划生育难度大,是人所共知的,这显然进一步增强了该项试验的意义。据张纯元教授等2000年的调查,承德市自1984年下半年始实行“二孩”政策以来,年年超额完成省下达的人口出生率指标,最好年份比省下达指标低7.21个千分点,最差年份也低1.86个千分点;人口出生的绝对数,最好年份比省下达指标少生23477人,最差年份也少生1095人。这“说明承德市执行农民每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人口过速增长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84年下半年以来的“15年是二孩生育政策胜利的15年,是农民满意、干部好做工作的15年,也是超额完成人口控制任务的15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80年代初,在“一孩”生育政策的重压下,能有翼城、承德之试验,实为难能可贵。没有学者和决策者中的精英、有识之士的“挺身而出”,是绝对办不到的。此举为国家立了大功,试验者及其支持者,实为国之功臣。对此,人们尚远没有应有认识。
还需要指出的,翼城、承德试验之成功,已不是什么“局部”、“个别”,更非是什么偶然的东西,其试验范围已够大、其试验时间已够长,加之全国性的整个七十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的成功之佐证,其经验已足以成为应在全国推广的成熟经验之楷模。
(二)重治标轻治本之失误
翻开我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无论是战略、策略还是各项具体政策,无论是整体规划、部署还是日常进行的各项工作,均不是以以上治本措施为主体内容的,而是把工作重心用在了治标上。这可以说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及领导者所共知、公认的历史事实。
对此,一些领导者的认识毫不含糊。如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就十分客观地说:我国“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是,必须看到,生育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现的,这种低生育水平很难稳定”,故而必须“改变过去仅靠行政命令抓计划生育的做法”。国家计生委2000年3月下发的学习宣传中央、国务院《决定》的提纲,也明确提到,“我国目前大多数地区的低生育率,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现的。”由多位学者参加的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也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必须指出,我国生育率的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干预下实现的,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点,生育率极不稳定,低生育率反
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三、现行人口控制效益评估之偏误
近年来,计算、评估人口控制的效益十分时兴,均得出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卓着”的结论--显然是与以上两项失误不协调的。一般是说:由于开展计划生育,全国(或全省)少生了多少亿(千万)人、为家庭和国家节省了多少万(千)亿元抚养费,云云。前文提到的国家计生委“课题组”,居然“运用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得出:“生育率迅速下降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估计人均GDP增长中有26-34%是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作出的贡献”;“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实际固定资产存量的贡献达到15-22%”;“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有13-24%是生育率下降作出的贡献”;“在实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至少有25-40%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贡献,这个比例甚至可能高达50%”;等等。
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如此计算、评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偏误。
(一)对比对象之偏误
现行人口控制效益评估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那就是:用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与假如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进行比较。这种方法有无道理呢?如果这种方法用在认为“人口越多越好”的20世纪50年代,则是妥当的。因为,当时存在着赞成和反对计划生育的两种观点,进行实行计划生育与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对比,就有针对性,自然有意义。而进入8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计划生育已得到全党全民的一致赞成,并成为国策,在是否实行计划生育上已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在计划生育的方法上,在计划生育的战略策略上,怎样做才更有效却很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意义的计算、评估则是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政策、什么样的解决人口控制基本矛盾的举措更有效的对比,亦即在都实行计划生育的这个前提或共有的“平台”上,进行不同做法的效益对比。
如果用后者的对比方法计算、评估,就会得出科学的有意义的结论:“一孩”政策及其略宽松一点的“1.5孩”政策,无论在人力、财力的花费上,也无论是对党和政府及广大干部形象的损害上,还是对广大群众身心的伤害上,抑或是由此造成的其他直接、间接的经济社会损失上,都是巨大的。其计划生育的效果、效益呢?当然也有,不过,笔者的最高评价是“事倍功半”。如果以当初的“二孩”政策以一贯之,就会收到与前者的巨大损失和损害相反的效果,而且,加之80年代后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和政策稳定等所产生的诸多正效应,其综合效益之高,必然是又一个世界级的“奇迹”;对此,尚无人给予较充分地评估。笔者用“事半功倍”评之,也不过是最低评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