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
1925年，原来一直在推托洛茨基下水的季诺维也夫突然良心发现，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正确立场上。他在党的十四大会上作的一个副报告中，也与托洛茨基遥相呼应，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坚定地说：
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着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载于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更有趣的是他在会上引用了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来答辩别人对他的批驳，竟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无言以对，默不吱声，而使争论嘎然中断。
由于季、加二人对托洛茨基采取了不公正的攻击行为，耿直而不圆滑的托洛茨基在这次会上还没有从相互的隔阂里解脱出来，在大会上也作了沉默。但是，到了1926年，同样被斯大林打击的命运，使托洛茨基终于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走到了一起来了。他们出于对苏联前途的忧虑，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道，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了一个会议，签署了有名的《十三人声明》。号召新老反对派团结起来，与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相抗衡。
应该指出的是，受斯大林的高压等彼时彼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反对派的观点和理论在很多地方都显得“乱”不成军，现在看，有些理论也不尽正确，有些则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有不同理解。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立场是毫不马虎的。至《十三人声明》，已经基本上趋于统一，并完全地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相一致：
只有当工业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
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更是准确地体现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指示精神：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只巩固一年或者十年，而会巩固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1页)
从苏联失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能不肯定甚至要由衷地赞叹托洛茨基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言的准确性。
1927年，托季联盟进行了更加大规模行动，又搞了一个《八十四人声明》，后来在递交过程中又增加到了3000人签名。托洛茨基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
反对派要求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年底召开的十五大会上散发他们重新拟订的《反对派政纲》，向斯大林宣战。在11月7日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纪念日，托季联盟的众多支持者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示威者手里拿着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高喊：“斯大林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等口号，对斯大林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群众斗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苏联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自列宁逝世后，自始至终站在了托洛茨基等托派和反对派一边，并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深得党和人民爱戴的社会主义者，1898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就与列宁结合在了一起，她与列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她是最了解和理解列宁的人，也是最能正确理解列宁主义的人。列宁最后在病床上口述的文章和文件指示，都是由她记录写成。其中包括列宁关于确定接班人和有关斯大林问题的“遗嘱”。这份“遗嘱”，列宁逝世后一直保存在她手上，直到斯大林上台才交出给斯大林。斯大林对她的无情斗争也许就源于这份“遗嘱”。
近年来公开的列宁的“遗嘱”，关于斯大林问题，列宁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同志在当上了总书记之后，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对他能否永远足够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对于总书记之职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也许可以怀疑上面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但是，有一个记录在案、被斯大林自己认可的、收入《斯大林全集》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后面还要引用的1925年斯大林在苏共14大会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上作的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演说的恼怒“驳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