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起源、变迁与政府转型(1)

　　[摘要] “发展”与市民社会同时兴起，“发展”是指市民社会内部、一种内发的变化过程，它以“社会的经济”来探求宏观的社会组织整体的变革。然而，随着“发展”的变迁、“经济增长型”社会的形成，“发展”开始带有强烈的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企图，而强大的国家主义致使“社会的经济”几乎消失。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提出的“人的发展论”，是各国政府对于“发展”所形成的共识。“发展”与政府转型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发展；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转型
　　
　　“增长”（经济增长）是指财富的增长，“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强调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然而，有“增长”也不一定就有“发展”。一个“经济增长型”的社会，并不一定能增进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当“发展”作为一种“政绩突出”的时候，“增长”与“发展”显然是不能等同的。
　　
　　一、“发展”的起源：市民社会内部的一种内发的变化
　　
　　当代语境中的“发展”，它最初的概念是指社会发展，更确切地说，它是指西欧市民社会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过程，即市民社会的自我发展。19世纪苏格兰社会改良家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自助论》一书中指出，国家富强的源泉来自于个人对勤奋和正直品行的追求，“外部对人的影响是有限的，人的发展，其动力总是从内部产生”[1]。哲学家黑格尔则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把摧毁封建社会身份制和等级制以及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摆脱地缘、血缘束缚的市民社会的自我发展称之为“发展”。[2]
　　我们来看18世纪前半期的法国。当时，尽管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但经济发展已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法国巴黎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文明从这里向世界扩散，出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代表，即启蒙哲学。
　　经济发展的成果向社会扩散，这就是18世纪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在这里，一种发展观体现了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社会的时代精神，它包括：以自由权和所有权为象征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民主主义、市场开发、资本积累、法治以及废除人治和宗教政治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体系。
　　从市场开发到社会的文明进步，这是“发展”的最初含义。虽然，市场开发在不断地创造出能使财富增大的资本积累体系，可是，财富的创造和资本积累，它是在市民社会的内部，在一种内发的过程中实现的。
　　亚当·斯密架构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描述了市民社会内发的经济活动秩序。首先，作为内发的经济活动秩序，是指在没有特定的外界干预下，自主地构筑起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他用“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经济自我发展作了形象描述，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化过程，但外界输入的不是决定事物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具体指令；其次，作为内发的经济活动秩序，它展现了“文明盛衰的自我组织化现象”，它告诉我们：发展是“人类对于环境认识的变化，以及适应于这种变化的一种文明替代的选择”[3]；第三，作为内生、自发的经济活动秩序，它是把社会进步作为关注点。斯密提出了适合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伦理学原理，他把一个和谐世界的思想扩展到了经济学领域，并指出，财富增大与道德世界的和谐以及良好的秩序密切相关，公共利益基础上的私利，是幸福的条件。[4]
　　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的、一种内发的变化，它表现为财富资本的增长与社会资本的增长是同步的。19世纪“社会的经济”充分体现了财富资本与社会资本同步发展的过程。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自组织、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它是国家与个人之间进行有效联系的中间地带。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积极的社会政策干预，失业和社会分化等社会问题是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行解决的。西欧市民社会的自我发展，社会问题是通过社会资本积累加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国家权利之外的、由市民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有机的社会结合而生成，并通过协调而提高社会效能，促进社会发展，这被称之为“社会的经济”(SocialEconomy)。
　　 “社会的经济”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在英国，“社会的经济论”是指由社会组织来控制的经济。从理论的渊源分析，它与“政治联合论”有直接的关联。“政治联合论”出自于1791年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即“市民完全有进行政治联合的权利”。19世纪40年代，“政治联合”理论逐渐向“联合经济”、“协同经济”，即“社会的经济论”转换。
　　法国经济史学家查理·齐德（C.Gide）在《社会的连带经济论》中提出以“社会的经济”来探求宏观的社会组织整体的变革：首先，以“社会的经济”推进社会事业，实现社会公正；其次，以“社会的经济”来改变社会组织，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良。[5]
　　 “社会的经济”包括三种社会经济组织：一是协同组合；二是民间保险公司；三是市民联盟，即市民自发性团体，例如与开发合作相关的NGO等等。这些社会经济组织展开的经济活动，它不是用于资本积累，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制约资本的分配，把资金用于工人福利与失业救济以及社会救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社会的经济”称为“社会公共经济”。

　　19世纪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全盛时代，可是，对政治经济学来说，解决工业化出现的社会问题，却是“社会的经济”方法。在英、法、德以及西班牙等国，“社会的经济”以协同组合的形式表现出巨大的社会功效。
　　在20世纪，把“发展”界定为“内发的发展”的是约瑟夫·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认为，“‘发展’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6]。而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熊彼特的发展观的基础上，把经济发展与社会体制的变化紧紧相联，他认为，“发展”一方面形成“增长极”（poles of growth），另一方面，发展的效果向社会扩散，通过社会整合实现其发展效果。[7]在这里，佩鲁所说的社会环境是指能使发展效果向社会扩散的社会制度、政治与法的制度框架，它包括市民组织的精神状态、教育和保健等等基本需求的充实以及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民主制度等等。
　　今日世界，“发展”已经成为主导时代的关键词，它犹如18—19世纪的“进步”、“进化”那样，闪耀着时代的精神。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目睹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而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的基础，是关于经济发展。在那里，黑格尔的“发展”概念，经过19世纪，它成为当时比较落后的德国国家的指导理论；在历史学派的视野中，黑格尔的“发展”被理解成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受到人们关注，“增长”——作为一种发展的支配效果，呈日益走强的趋势。
　　
　　二、“发展”的变迁：经济增长型社会的形成
　　
　　黑格尔把“发展”界定为市民社会内部一种内发的变化；斯密把自由的市场经济看作是市民社会自我发展的经济活动过程。问题是，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以理性经济为前提，市场经济的理性发展与“利己的种种情念”即“私利”紧紧联系在一起。19世纪的功利主义认为，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行动方式，将促进社会幸福的最大化，这就是功利主义的基本认识，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这一认识作为代议制民主主义的合理化原理，在政治学层面也被看作是正统的政策依据。私利的追求与公益的增大——斯密这句话已经成为政府行为合理化的理由。“发展”——从市民社会的理性发展转换为国家理性的发展，而新的世界秩序加快了这一转换的进程。
　　市民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积累体系的发展。在西欧发达地区，资本积累拉动了经济增长，周边地区作为其劳动力和原料的供应地也相应地快速增长。发达地区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周边地区，而劳动力和原材料也从周边地区进入发达地区，这是一种劳动分工体制，也被称作为世界体系的新秩序，这一秩序成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休谟在《有关市民的国家》一书中对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开发，以及城市、农村和海外市场的分工交易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
　　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摧毁了封建社会的身份与等级秩序，摆脱了地缘、血缘的束缚，在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了平等的民主主义秩序。可是，在这秩序的反面，一种阶级秩序也同时形成，即资本家和没有任何生产手段的工人之间的阶级秩序。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家购买了人——劳动力，而且，自然资源——这一人类共同的财富也被当作商品，它被富人独占。这种国家主导的、纵向的新的世界秩序，通过国际分工体制得到了有力的贯彻。
　　19世纪的西欧市民社会，“自由、平等、博爱” 集中体现在市民社会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然而，随着新的世界秩序的构筑，“自由”通过压迫弱小民族而获得，“平等”只是在有产者之间保持了“平等”，“博爱”则是在金钱之上构筑的“博爱”。市民个人的自由发展导致道德蜕化，市民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也带来了混乱。晚年的黑格尔注意到市民社会自由发展可能带来的“无秩序状态”，一种高于市民社会的理性“国家理性”进入黑格尔视野。黑格尔主张,在赋予个体以权利的同时,国家应该保持足够的力量,使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要求统一起来。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理性的自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向国家理性以及权力体系的依存转换，这是一种不平衡状态，这就是“发展”所具有的两面性。20世纪初德国政治哲学家迈内克在《世界市民主义与国民国家》一书中揭示了德国市民社会的这种转换。大约在相同的时期，波兰政治学家劳萨·卢森布鲁格指出，以国家理性为背景的帝国主义资本积蓄体制向西欧以外的地域扩展，并向殖民地渗透，它作为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蓄体系而展开。[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在西方世界的视野中，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对战后世界的渗透，作为封锁苏联的一揽子政策而提出的发展目标。例如，作为世界范围的开发战略立项和资金供给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设立，以及欧洲经济合作机构（OEEC）、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等开发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两翼，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目标，以政府介入为动力而展开的经济增长过程。

　　19世纪的“社会的经济”，当它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成长时代，“社会的经济”几乎消失。这是因为，“社会的经济”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体制，一方面被马克思主义吸收，另一方面，“社会的经济”理论也被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理论所吸收。而“社会的经济”消失，其根本原因在于强大的国家主义。
　　基于国家理性的“发展”是一种“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模式，“发展”是政府行为的一个理性前提。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寄予无限的期望；政治家则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经济增长率之上——“发展”开始带有强烈的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亚洲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波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多数国家采用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混合体制，依靠政府在投资和经济规制方面的巨大支持，努力赶超发达国家。这个时期的“发展”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在亚洲，现代化论构筑了现代亚洲经济体系，几乎所有的国家从一个起跑点出发，它们专注于追求经济数字的增长，并把经济数字作为衡量一个政府业绩的首要指标。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其他东亚国家紧随其后，中国经济也大踏步前进，从而形成了亚洲独特的发展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克劳尔（Clower,R.w.）在1966年发表的《无发展的增长》中，以利比亚为例，对“经济增长型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9]。他指出，由于外国公司投资开发石油，致使利比亚的人均收入有了大幅上升，可是利比亚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且，因石油出口增加的收入并没有提高利比亚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显然，经济增长没有与社会发展同步，这被称之为“经济增长型社会”。
　　
　　三、“发展”的全球审视——以人为中心
　　
　　1.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人的发展”论
　　联合国开发援助机构——联合国开发署在1990年的年度报告《人的发展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发展”（human development），这是联合国开发署有关国际开发援助目标的转换。可以说，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提出“人的发展”论，是各国政府对于“发展”转型所形成的共识。
　　《人的发展报告》指出：“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增长，也不仅仅是收入以及财富的积累，一个人的收入也许是他（她）人生的一种选择，但并不能说这是人生的全部。人的发展，是人们扩大选择的过程，在这些多样的选择中，最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良好的教育、为了维系基本生活而获取资源的权利，等等，而在此基础上的政治自由、人权保障和尊严是更重要的选择。”无可置疑，《人的发展报告》把“发展”定义为“人的选择权的扩大”。
　　 对以往的主流经济学来说，他们重视的是“发展”的外部因素，而发展经济学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视角。对“发展”来说，《人的发展报告》不仅仅局限于个人选择以及能力的扩大，而且把视角延伸至公共政策的责任领域，从而提出新的“政策环境”。所以，必须要构筑一种政策环境，使营造生产性的、创造性的生活的机会成为可能。
　　1995年3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WSSD），标志着世界范围的社会发展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WSSD宣言指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贫困、失业、社会动乱等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市民社会的参与、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合作，是形成社会发展环境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发展理念已经从经济增长型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型（human-centered development）转换。与此同时，发展主体从政府、企业转向新的“第三发展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重视市民社会的政策环境。1995年的联合国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是对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三者关系的首次调整。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的发展报告》指出，作为人的发展的主要领域，女性的参加成为发展的重要课题。
　　2.人的发展指标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经济增长，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甚至为增长付出了代价。显然，与增长不同，“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所以，经济增长是否体现“发展”，必须要有一种指标来界定这种“发展”的存在，“人的发展指标”HDI（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产生的。
　　HDI是有关保健、教育、平均每人的实质性收入等各种指标汇集而成的。从这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社会指标。已经实施的HDI（社会指标）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日内瓦的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社会发展指标，不久被OECD成员所采纳，于是，OECD各国开始制定并实施社会发展指标。在日本，由经济计划厅制作的“新国民生活指数”（People’s Life Indicators —PLI）是日本式的社会发展指标。

　　第二，美国海外发展协议会于20世纪80年代初公开发表的“有关生活质量的物质指标”（Physical Quality of Live Index —PQLI），它包括识字率、幼儿死亡率和期待寿命等三项指标，指数取三项指标的平均值。可以说，这是与HDI很接近的一种社会发展指标。

　　四、欧盟政府转型：“社会的经济”重新崛起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度增长时期逐渐消失的“社会的经济”，20世纪80年代在欧盟国家再一次兴起，并唤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社会的经济”重新崛起，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随着资本积累逐渐进入成熟阶段，人们对于富裕的认识，在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欧盟各国民众更加追求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从单纯地对利润的追求转向对社会的、文化活动的需求。对于人类福利的基础，他们不仅重视经济层面，而且从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来加以考虑。
　　第二，西欧混合经济模式中形成的福利国家体制，由于老龄化社会引起的财政赤字膨胀到了80年代已经步履维艰。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不同，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是由于过于优越的福利政策造成的。所以，对经济增长时期确立的福利国家体制持批判态度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在80年代相当盛行。对公共政策的反思，或者说是对国家作用的边界提出质疑，使市民的认识有了空前的提高。
　　第三，欧盟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社会的经济”复活的又一重要原因。欧盟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10%左右，在法国青年人阶层中，这一比率达到20%，[10]几乎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代的失业率。正是在这一情形下，19世纪英国经济危机中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协同组合运动，在今天的欧盟国家以“工人消费协同组合”的形式活跃在社会公共领域。
　　正是在上述的原因推进下，“社会的经济”得到了欧盟国家政府进一步的确认。从欧盟的组织结构来看，欧盟共有23个总局，社会政策属于第5总局，“社会的经济”属于第23总局管辖，同属第23总局管辖的还有企业的福利政策、流通、以及协同组合等等。第23总局现在正在着手制定欧盟有关非营利部门的相关立法，实际上这是欧盟有关“社会的经济”立法。立法一旦通过，有关非营利经济的认可规则、税制以及奖励政策将对亚洲国家乃至中国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社会的经济”的推进，19世纪协同主义传统的复活，协同组合是一个显著特点。1989年以来，欧盟每年举行“社会的经济”会议，参加者有协同组合、民间的金融、保险公司以及市民团体，学者和政府行政人员也一同参加。在欧盟，“社会的经济”理论研究机构“协同经济国际研究中心”在1992年巴塞罗纳“协同经济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被命名为《社会的经济》。
　　
　　五、亚洲国家政府转型：从“增长”到“发展”
　　
　　增长（经济增长）（Growth）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而发展（Development）是指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包括投入产出结构、产业比重、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强调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然而，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尤其是当“发展”作为一种“政绩突出”的时候，“增长”与“发展”显然是不能等同的。
　　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在于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广泛介入，权力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高度干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东亚国家经济增长达到7%—8%的增长率，90年代后期的中国也达到并超过了这一增长率。这种经济的高增长率，是在“国家主导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积极引进国际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公司的出口取得本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以15%—16%的出口增长诱导7%-8%的GDP增长。可是，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披露，全世界每天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约12亿，而1985年只有7亿，也就是说，世界贫困人口在1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约70%，而贫困人口的3/4，也就是约8亿人居住在亚洲。[11]
　　亚洲国家的政府转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韩国从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转换；泰国第一次由市民参加制定新宪法；日本NPO法、信息公开法、地方分权法、循环型经济法的制定等等，标志着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体制进入了结构性的转型期。亚洲政治社会转型是基于对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型社会”反思基础上的转型，市民社会、内发式发展和“社会的经济”是亚洲政府转型的三位一体结构。
　　1.“地球市民”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对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型社会”的反思，其关键词是：民间主导。从国家主导到民间主导，是政治社会的结构转型，在西方国家学者的视野里，这种政治社会转型就是“市民社会”的兴起。然而，面向21世纪的亚洲市民社会与19世纪的市民社会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营利性意识淡薄；其次，公众参与的主体者意识提高；第三，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域治理。他们把全球化融入地域化的层面来考虑，他们更关注地域的生存环境，拒绝打着“地球村”幌子的外来开发，他们以地域独有的文化、环境为基础，并以此为宗旨展开市民运动。这种新型的市民被称作“地球市民”。

　　在韩国，市民运动推进了政府转型，并成立了“经济正义实践联合委员会”。在菲律宾，市民运动在纠正国家与市场失败方面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开发主体，如阿基诺政权的《菲律宾中期开发计划（1987—1992）》、拉莫斯政权的《菲律宾中期开发计划（1992—1998）》等，从制订、实施到评价的整个过程都有NGO的积极参与。在日本，“地球市民”对于“经济增长主义”采取了抵制行动，如长野县对修建大坝计划的质疑；熊本县拆除陈旧的水坝；新泻县拒绝兴建原子能发电站；歧阜县御嵩町通过居民投票决定是否建造产业废弃物存放场所，等等。
　　2.从外发式发展向内发式发展转换
　　从外发式发展到内发式发展，它表现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型”模式向国家与市民互动的“社会发展型”模式转换。从目标来看，那就是：充实衣食住的基本需求，开拓人的发展的充分可能性；从全球化的内视角来看，内发式发展是一种多元的发展，它不在乎先发或后发，而是一种平等的、公众参与型的发展。[12]
　　从“经济增长型”到“社会发展型”，这是从外发式发展向内发式发展的转换过程，它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60—80年代，这一阶段的社会发展是作为经济发展的补充，例如，社会资本和社会基础设施都是作为经济发展的辅助手段来考虑的，当时经济援助的项目，70%—80%是面向经济社会下部结构的整合。可是，这一模式带来的是贫富差距和环境恶化的加剧。80—90年代中期，把构筑实现人的基本需求BHN（Basic Human Needs）的制度环境提上了议事日程，如公众参与型的环境保护等等，这是一种持续可能的发展战略。然而，这一时期的“政府失败”和“市场失败”仍然呈不断走强之势。于是，90年代中期至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逐步推进，作为新的市民团体——社会的、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它成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国家、企业和第三部门之间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
　　外发式发展是在国家层面上的运作，并以此维系公共秩序；内发式发展是公众参与型的公共治理，这是一种在一个系统之间的各部分协同的过程，被称之为“协同性”。19世纪以来，协同经济结构以“社会的经济”推进社会事业，实现社会公正；21世纪的亚洲，协同经济结构以内发式发展的路径显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如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自营女性劳动者协会SEWA（Self Employed Womeen's Association）是1972年创建的、以社会底层的女性为主体的非营利组织（NPO）。SEWA成员包括小商小贩、家庭妇女、临时工等等，2002年该组织已经发展成为约32万人规模的协同组合。SEWA对低收入、生活来源不稳定的女性进行法律援助、雇佣、事业咨询、融资与技术研修等指导，通过女性的相互援助，达到自立。
　　3.“社会的经济”——企业的社会责任
　　从“增长”到“发展”，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是政府的民主化、分权化；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即“社会的企业”。
　　企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另一种是以公益事业为目标运转的企业。19世纪的市民社会，社会问题是通过“社会的经济”来解决，而今天，经济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的企业”解决。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以及他所创建的乡村银行。尤努斯的乡村银行通过小额贷款改善穷人生活，他以企业方式运转社会事业。1983年乡村银行被政府认可。乡村银行会员，2000年超过237万人，涉及4万个以上村庄。[13]2006年乡村银行遍布孟加拉国7万多个村庄，已对近700万穷人提供贷款服务，其中97%是妇女。[14]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加速，“社会的企业”正在跨越国境，成为跨国机构。
　　
　　五、结语：中国政府转型——“收缩的”增长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加强社会建设的纲领性目标，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转换。然而，如何构建一个由政府、企业、公民共同来完成这个历史转型的制度结构，亚洲国家的政府转型对中国的启示是深远的。
　　1.政府转型与GDP目标——“收缩的”增长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GDP年均增长速度的目标是7.5％，可是，地方规划的在未来5年年均经济增长目标均高出1到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定在7.6％—10％的有11个省市，其他21个省市都在10％以上。[165]为了纠正和改变地方政府无序的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应尽快从“增长”向“发展”转变。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收缩的”增长，让地方官员知道，他们的表现并不取决于经济增长，而是社会发展。
　　2.“社会的经济”——“自然、经济、社会”整体协调
　　“自然、经济、社会”的整体协调，是一种内发式的发展，真正起协调作用的是“社会的经济”，这涉及到公民的参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非营利经济。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很难形成“社会的经济”，首先在于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力量小，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属于政府编制，它们享受政府待遇并执行政府职能；其次，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实际上是营利的，它们有一个明确的营利性分配机制。而作为“社会的经济”，非营利经济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社会的公共经济，它的生产性在于“自然、经济、社会”的整体协调。

　　3.公民社会——政府转型的推动力
　　政府转型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全球化的推动，这是外力的推动；其二，公民社会的作用，这是内发式的推动。在中国，政府转型需要有更多参与社会建设的有责任心的公民，从而形成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结构。例如，各地区如何根据其自身的历史、地理、经济等条件，探究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这就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无可置疑，这是公共政策的责任，即形成公众参与的政策环境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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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493.
　　[3]M·M·worldrobe著、田中三彦译.复杂系[M].日本新潮社，2001，140.
　　[4]亚当·斯密著、水田洋译.道德情操论[M].筑摩书房，1973，58-59.
　　[5][7][10]西川润.人的经济学[M].岩波书店，2006：273，10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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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西川润.“人与开发”[M].2002（2）：337、43.
　　[9]刘伟等.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2-23.
　　[12]鹤见和子.内发的发展论[M].北京：日本藤原书店，1997，522.
　　[13]穗坂光彦.“都市的自立运动与政策环境”亚洲内发的发展[M].藤原书店，2001，130.
　　[14]莫书莹.综合报道“尤努斯：以企业方式运转社会事业”[N].第一财经日报.2007-1-1（10）.
　　[15]沈强.“地方发展路径或存隐忧”[N].中国经济导报.2006-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