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的经济学分析(1)

[摘要]中国转型经济走向何方受到诸多政治条件的制约。全球化降低了转型的交易成本，也导致效用函数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分野，只有在转型过程中的收益大于损失，利益集团才会有支持转型的动力。在中国工业化的富国征程中，"三农"问题如影随行，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转型的成功也取决于下一步能否取得农民的持续支持。政府是转型的推动者，同时也必须面对转型。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成为中国下一步转型的逻辑起点，导致中国的经济转型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转型；政治约束条件；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界近年来对转型分析的文献已经很多，但大多集中于转型的"休克疗法"和渐进之路二者优劣性的评论，而疏于对其约束条件的分析，或者说更多地集中于转型方式对经济绩效的分析，而缺乏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罗兰的《转型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借用他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进行了尝试性分析。文章认为，中国转型的事后政治约束是全球化和工业化以及政府的职能，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在这两个过程中的损益不同，决定了转型的实际过程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过程。博弈的结果不同，从中会演绎出一些对于中国下一步转型有意义的结论。在本文中我们有时将转型和改革并用，但是在此它们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一、转型的政治约束的一般理论

　　政治约束在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约束分为事前的约束和事后的约束。事前的政治约束是阻碍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它意味着对于改革方案必须进行妥协，必须制订对受损者可信的补偿方案。事后的政治约束是决策已经制订并看到后果以后的反作用和逆转约束，事后的约束通过试图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事前的政治约束和事后的政治约束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中将是相同的，然而，如果在转型路径上存在不确定决策，两者就会有实质的不同。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是在一个贸易自由化模型的框架中做出这一证明的[1]（第114621155页）.要使得改革发生，必须使事前和事后政治约束两者都得到满足。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改革都不会被接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存在一个被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称为反对改革的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得到这一重要的结果不一定需要风险规避的假设，所需要的假设仅仅是在改革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决策，不确定决策在时间上使支持和反对改革的多数发生转移。这种转移对简单改革的最佳顺序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约束分为确定条件下的约束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约束，在不同的情况下，转型的政治约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确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总和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相当于我们有增进效率的把握，因此不存在试验的问题；假定也不存在个别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事前的和事后的政治约束的动态变化不复存在，因为选民确切地知道谁会成为赢家。然而，即使在确定条件下，在设计改革政策时政治约束仍然是重要的。由于中国的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已经有20多年了，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这一条件对于目前的中国意义不大，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转型出现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不确定性存在于总和的（aggregateuncertainty ）和个别的两个层面上。如果不确定性是个别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的间歇期间会阻碍改革，或者使改革半途而废，于是采取渐进性的改革可能会产生中期偏好状态，此时，采取激进的改革策略可能是最优的。因为，它可以通过把可能逆转的改革方案打包，从而防止中期现状偏好。如果不确定性是总和的时候，转型就没有确定的路线，此时转型路线就像对意外事件和压力的即兴反映一样，是一种不确定条件下有意识的前瞻选择。不同国家的初始状态和政治约束的不同，对于转型起着不同的作用，有时政策可能会被利益集团俘获。

　　总和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经济活动的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行事和决策是以总和不确定性为既定前提的。这就是说，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多重均衡的结果，没有人能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由于转型过程是个人和决策者面对重大的不确定性进行决策的结果，因此，转型理论必须包含转型中必然发生的试验（试验就允许失败）和学习（学习就允许犯错误）的过程。而且，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时侯，由于转型具有的灵活性和试验性的特点，渐进主义的改革是克服现状偏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不但允许进行改革试验，而且它具有大爆炸所没有的早期逆转的选择值。但是，渐进主义也能够产生新的现状偏好，中期现状偏好通过特殊利益集团可能阻碍改革过程。这时的改革顺序应当以比较可能给多数人重大收益的改革打先锋，而不是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的改革为开始。在比较改革的策略时，不确定性的种类和改革过程中的学习起着关键的作用。

　　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与事后的政治约束，即改革的可接受性与不可逆转性之间寻求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取决于逆转成本、早期逆转的期权值以及改革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

　　逆转的期权值[2]（第1207－1223页）[3]（第240－278页）是指，当人们接受改革并在得知改革以后，也即在不确定性解除后，选择一个返回现状的逆转和选择继续改革。早期逆转的期权值与总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早期逆转的期权值越高，总和的不确定性就越高。由此可见，转型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在不确定性局限下，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博弈过程。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化对于转型的约束作用

　　全球化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转型也不能脱离全球化的制约。

　　首先，全球化使得市场机制传达价格信息的功能在全球得到了扩散，降低了制度变迁时所需的费用。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进行生产决策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技术和方法的范围越广泛，生产的成本便越低。同样，可供选择的生产制度形式范围越广泛，其采用的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也越少。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开放的、完全融合的全球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并可以形成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扩张及资本流动的新的国际秩序。现在，市场将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其资源，使得价格机制能够迅速地传达出全球各地资源配置的效率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在贸易往来中，能够比较和发现哪一种制度是最为节约成本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是最为便利交易的制度。全球化中也包含着信息化，信息化使得知识的扩散更加迅速和便捷，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其次，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制度"竞争，制度系统对成本水平的影响极大。全球化的作用，最初表现为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可是一旦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功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之后，全球化的作用就表现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更高层次的竞争，即制度的竞争。所谓的转型，就是创设这些制度。转型国家在创设这些制度的时候，必须受到全球化的约束。全球化近几十年来在整体上成为推动国家制度演变的主要动力。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是在有关的局限条件下，人类行为所作出的选择结果。不论一个制度是如何的独裁和暴政，这个制度的出现仍然是人类行为选择的结果。制度既存在维护的费用，也存在转变的费用。只有当一种制度的运作成本转变到另一种制度的转换成本可以明确地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准确地推测制度的取向。

　　因此，我们的制度建设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是制度的转换成本太高。只有当运行成本大于转换成本时，制度的变化才有边际上的可能。国际竞争使得国家之间改变他们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产业革命的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4]（第171页）.

　　再次，全球化过程中，利益集团面对不同的激励，对转型采取不同的态度。在任何制度安排中，产权结构决定了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决定了区别胜负的条件，游戏规则改变，胜负和先后次序也会改变。胜者必然在利益分配中拥有话语权，占有支配地位，左右收入分配。如果在转型过程中增进了本身的利益，利益集团就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阻碍经济的前进。社会转型的成本往往是由竞争中的失败者来承担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有限，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继续从权势的庇护下获得超额利润。因为，竞争性的自由开放市场，为新近进入的竞争者提供了机会，因此，利益集团感觉到了来自自由市场竞争的威胁，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如果少数利益集团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他们就能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来实现经济目标，而不需要建立透明的市场规则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参与。

　　如果利益集团在经济上是没有能力的，他们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压制市场竞争，以确保自己的位置。这两种影响都是消极的，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加危险[5]（第244页）。

　　总之，全球化使得价格机制传递信息的成本降低、范围扩大、程度加深，使得不同的利益集团判别转型对于自己的净利得方面由过去的模糊变得比较清晰，也即他们能够对于未来的转型提出明确的赞成或者反对意见，从而面对不同的激励采取不同的选择。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积累了强大的制度惯性，这使得制度发生偏离的任何力量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抗衡。制度系统的事前制约作用主要体现为，我们的改革在当时的条件下采取双轨制的方式，其实就是对于改革受损者的暗中补贴，使得改革的方略不至于因利益集团的阻挠停滞。由于事前的政治约束得到了满足，所以中国的渐进式转型就没有导致类似前苏联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国民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人民的福利没有遭受强盗式的劫掠，同时又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边际空间。事后的政治约束在这里主要表现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加速，原来赞同或者至少不反对全球化的那些集团或者阶层，由于在转型中利益受损，将会对于全球化持有迟疑或反对态度，这是转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