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清之际,“市商/佳人”小说的出现,是迅速 崛起的市商阶层对“才子佳人” 话语霸权的挑战及对“风流佳话”领地的争夺。这一在爱情话语中的权力分享,透显出从中 晚明以来商人对士/商“区隔”的跨越意向和对等级身份的突破趋势。如果说《卖油郎独 占花魁》、《叠居奇程客得助》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那么由此再到《聊斋志异》的《黄英》 ,则呈现出一个由“区隔”的跨越到士/商之融构的发展过程。马生与黄英的“婚姻”, 正隐喻着“士魂”与“商才”的互相吸纳与融合。由此而形成的商业伦理和商人精神,对当 今市场伦理的建构也不无裨益。
关键词: 古代小说; 爱情小说; 才子/佳人; 市商/佳人; 士魂商才
本文试图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区隔”概念,移入到中国古代“四民”的等级建构 和文化分类中去,以此来观照古代小说中的一种婚恋现象及其蕴涵的文化意义。布迪厄指出 :“社会主体由其所属的类别而被分类,因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区隔区别了自身。”[1]12“区隔”一方面区分、间隔不同的阶级、阶层,显示出他们地位上的差异和等级,另 一方 面又区分、建构着人们的行为立场、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并划出高雅与低俗的界限。由于 这种被人为建构的区分标准具有类似于意识形态的效应,因而被社会成员信奉为天然如此的自然等级 [注:参见张意:《文化与区分》,《文化研究》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另可参阅该辑中的其他有关文章。],并与这种等级构成一种“文 化效忠从属关系”。
“爱情婚姻”是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的题材。它不仅仅是一种男女关系的情感表达、婚恋伦 理的类型建构,而且蕴涵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信息。因而,对 此类作品尤其是意蕴丰厚的经典作品的解读,就不能只胶着于婚恋本身,而是要打破题材的 疆界,对其作话语形式的转换和内隐层面的开掘,以求达到对它的重新认识。因为疆界的突 破,正为文本的解读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为其提供了另一重天地。
在明清众多的爱情小说中,“市商/佳人”的婚恋题材引人注目,大有与“才子/佳人”一争 话语权力的态势,并对后者一统天下的“话语霸权”构成挑战。这不单单是一种婚恋现象, 在它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士/商“区隔”的等级跨越和文化身份的突破意向;在其故事主角 的置换中,蕴含着市商阶层对话语权力的争夺,对知识生产的渴望,对自我类型的重塑。如 果说《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叠居奇程客得助,三 救厄海神显灵》,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那么,到《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则经历了一个 由士商区隔的“跨越”到“融构”的过程。本文之所以选取这几篇小说作为案例,是因为它 们最具代表性,且最有资格充任诠释的对象。
一、 士商“区隔”的跨越
从明中叶以降,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阶层的变动,最鲜明地体现在商人地位的跃 起上,士/商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两大阶层。市商阶层的崛起,不但在较大范围内突破了社会 的等级结构,造成二者界线虽存却日渐融通的社会现象;而且他们的“出场”,大有跨越 文化“区隔”之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两者之间固有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 。另一方面,“士”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许 多‘士’竟成为‘商’的代言人,所谓商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士’的笔或舌而建立起 来的。”[2]512这一现象,在当时出现的爱情婚姻小说中也可得到充分印证:“ 市商 /佳人”的爱情,终于跻身于“才子/佳人”行列而赢得一席之地。这一对爱情话语权的争夺 ,是商人欲跨越社会—文化“区隔”的一种意向表达。于是“风流佳话”不再是文人专属的 私利与领地,它也可以是与商人共享的公共资源与表演场所,打破了“佳人”多为“才子” 占有的文化疆域和霸权控制。《卖油郎独占花魁》题目中的“独占”二字,正准确地透露出 这一消息。就小说为主人公的命名来说,所谓“秦重”者,“情种”也。这正意味着情之所 钟,也在“吾辈”(至于那些权豪世家子弟,则更不堪一击)。所谓“独占”,所谓“情种 ”,不正是市商阶层对文人话语霸权的挑战、身份层级的突破、文化区隔的跨越、美学意识 形态的颠覆吗?
但这种爱情的叙述,又是模仿“才子/佳人”而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一领地中,市商对文 化“区隔”的跨越,是在对才子/佳人爱情话语的模仿与看齐中完成的。秦重见美色而动念 的情景,不正与才子同出一辙吗?这一“风流之兴”,分明是对商人意欲与审美趣味的提高 与扩展,是对才子领域的试探性闯入。但他的战战兢兢和自惭形秽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当他 考虑到自己的身份等级和日进分文的经济 来源时,只好将自己的“奢望”比作“癞虾蟆在阴沟里想着天鹅肉吃”。可他却并未就此罢 休,下来的“又想一回”,既表现出他的精明,又传达出他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这一肯定, 加强了他追求的自信心:“我闻得做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他也就肯 接了,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银子,怕他不接!”这不是自不量力,更不 是自我迷失——如老鸨所说:“倒了你卖油的灶”,它预示着一个新的阶层正在壮大、准备 出场。当他攒足钱后,惟恐拿出散碎银子,“被人看低了”,便“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并 买了新鞋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买几根安息香,熏了 又熏”。这些戴巾熏香的行动,显然是模仿才子的作为。尤其是初会不得后,又听从老鸨的 建议,“买了一件见成半新半旧的绸衣,穿在身上”,专门歇了生意,“到街坊闲走,演习 斯文模样”。小说还为此而专意加了两句“留文”道:“正是:未识花院行藏,先习孔门规 矩。”在这种刻意向文人学习和模仿的步态中,正典型地透射出商人意欲跨越文化区隔的“ 走势”。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以自己“忠厚老实”的人格、“一片诚心”和“知情识趣” 的行动,赢得“志诚君子”的美誉,打破了“市井之辈”和“衣冠子弟”的等级界线,使花 魁娘子“情愿举案齐眉,白头奉侍”,甚至说出“你若不允之时,我就将三尺白罗,死于君 前,表白我一片诚心”这样的话来。不惟如此,小说还在结尾,以“堪爱豪家多子弟,风流 不及卖油人”的诗句作结,将市商/佳人的恋情,纳入到文人的“风流佳话”之中去,并使 之具有了与才子、世家一争高下、共享“风流”的权力与资格。
这一市商由“边缘”向“中心”的靠近,说明作者是站在市民商贾的立场上来组织叙事的, 也即他的“社会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已由文人知识分子转向了市商阶层,成为商人话语的表 达者和代言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从小说对“才子/佳人”爱情话语的刻意 模仿中,我们又可窥见,作者的文化趣味仍是士人的。这一飘忽不定、变动不居的文化效忠 从属关系,在文本中时有体现。约翰•费斯克指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是不断变动的,个 人的社会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也经常处在变动之中。“一个人,当他或她在社会层理中运动时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形成文化上的效忠从 属关系。我可以为我自己缔造迥然不同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以应付并理解自己日常生活的 不同领域。”这种社会文化的效忠从属关系是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阶级、性别、种 族、年龄等等)的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向度”。[3]36“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他或她改变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时,既可以是霸 权的 共谋者,也可以是霸权的抵抗者。”[3]56这些差异皆可从不同的立场和趣味中, 被识别 出来。回到前面来看,小说虽然高度赞扬秦重“知情识趣”、“怜香惜玉”的行为(实际上 这些行为已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文人化了),但又让美娘在作“委身”之想时,不自觉地流露 出一种心底的遗憾:“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 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虽然有意安排秦重跨入“士 ”的场域,又时时让其感到这种“僭入”的不安而自叹弗如。就秦重对“斯文模样”的“演 习”中,亦可看出“士”的权力运作和等级划分——套用萨义德的分析理路来说,他们必须 使市商表演,市商的力量必须被吸纳进“我们”的价值、文明、兴趣和目标之中来。[4]303
小说尽管夸大了花魁娘子的“得人”,并将秦、莘之成,视为美满的婚姻,但美满中终觉差 了一等,因为小说还通过人物之口告诉我们,所谓“真从良”、“成佳配”,是才子、佳人 的勾当——“大凡才子必须佳人,佳人必须才子,方成佳配。”于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在结局中特为交代:“生下两个孩儿,俱读书成名”,终于改换了门庭。作者在这里又恢复 了他的士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并进一步申说道:“至今风月中市语,凡夸人善于帮衬,都 叫做‘秦小官’,又叫‘卖油郎’。”可见,在爱情中,市商/佳人的“市语”,终比才子/ 佳人的“佳话”,低了一等。究其原因,是阶级或阶层的“区隔”观念,预设了人们的审美 趣味,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
由此而通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当作者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出现位移而转向商人庶民时, 他的书写便打破了士/商的区隔界线,并构成一种与才子/佳人话语霸权挑战的姿势 ;当他 与事件拉开距离重作观照时,在文化认同上又恢复了“士”的效忠从属关系。如在才子/ 佳人 的爱情叙事中,双方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甚至佳人不惜为才子而屈尊俯就;但在市商/ 佳 人的爱情描写中,佳人却处处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姿态,这从秦重将美娘视为“天上神仙”的 “仰望”视角中可以看出。这一“仰视”,实际上正代表作者受才子/佳人审美意识形态 宰 制的“文化视角”和“等级观念”。又如对士/商“区隔”的跨越,虽如前述,是在对才 子/佳人模式的仿作与看齐中完成的,但这一“模仿”本身正说明才子/佳人的审美趣味, 仍占 有正统的霸权地位,并以一种“美学无意识”的形式,在暗中支配着作者的文化认同,掌控 着小说的叙事架构;同时,它也说明,市商阶层尽管崛起,但尚未获得文化上的独立身份。但话说回来,尽管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作者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可是小说毕竟安排市商跨越了士与商固有的社会—文化区隔,并以“独占”的形式宣告了这 一跨越的成功。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这一跨越的步伐就迈得更大更坚 实了。
从其文化谱系和叙事语法来看,《叠居奇程客得助》是从汉魏至唐以来流行的游仙小说的变 种。它将唐代文人传奇中的游仙主人公,从文人手中夺过来移交给了商人。这里尚须说明的 是,在《幽明录》之《黄原》、《刘晨阮肇》等篇中,游仙的主人公尚是庶民身份(其中隐 含着对门阀士族制度的反抗);而至唐代张族鸟 之《游仙窟》及后来裴钅刑 之《裴航》等篇中, 则变为才子。到晚明时代,不但游仙的主人行列中加进了商人,连游仙的地点也由“洞天福 地”下移至人间;游仙的形式也发生了逆转,不是凡人对仙人的仰攀或猎艳,而是仙人对凡 人的有选择性的主动寻访。《叠居奇程客得助》就是这一变动的典型代表。尤其是作者在开 篇中以对故事来源之“千真万真”、“无一句不真”的反复强调来确认它的“真实性”。这 一“真实性”的肯认,充分反映出市商阶层日益壮大的社会现实,极为典型地展示出他们对 财、色的向往之情和打破士/商区隔的文化意向及坚定信心。
从该篇故事外在的表征层面看,神仙对商人尤其是一个折了本钱、流落边关、为人作佣的“ 俗商”的垂顾眷恋及动念献情,无宁是对商人之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的提升与拔高。如果说 ,秦重自逢花魁娘子后,好运不断,终成小康之家;那么程宰遇海神娘娘后,可谓财运亨通 ,终成大富之人。所谓神仙对商人的“爱恋”与扶助,正乃时代对商业的扶助,文人对经商 前途的羡慕,对(当时带有普遍性的)“弃儒就贾”行为的鼓励。这一“却逢神仙不寻常” 的风流艳遇,不但使商人跨越了社会区隔的限制,享有与“士”同样的权利和艳福,而且使 之骤然暴富,“资用丰足”;更有匪夷所思者,神仙与商人的合婚,竟令其“身体康健”, “神采异常”。这一“光彩”的添加,不正是对商人荣耀的渲染、商人形象的重构及其经商 地位的提高吗?
不仅如此,在这一爱情话语中还潜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神仙与商人的结合,还隐喻着对其 “商才”的打磨和“商心”的重塑。经商必得有精明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和冒险的精神,这 样方能抓住商机,一举获胜。作为一个小商贩,程宰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商才,这从他所向失 利的经商经历中可知。因之,海神的指点,正是对其经商之道的教诲,经商才干的培养。海 神的先知先觉,虽是由其“神仙”的特性所决定的,但从隐喻的层面看,恰好暗示出商人必 须要有宏阔的远见、正确的判断和开放的经商观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程宰经海神指点, 每次将所获利钱全部投入流通领域的做法,也正与中国传统的守成理念及守财奴形象,形成 鲜明的对比。这也可以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相互印证,西门庆既不断扩大经商范围,又 注重资金的流通,因之,他的财产,除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外,也与他善于经营的商才不无 关系。该书中,大家所熟悉的一句名言——“富贵必因奸巧得”的“奸巧”一词,恐怕主要 是站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对经商行为的苛责与评价,难免失之偏颇。[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拙著《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