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传统与唐诗创作风貌的离合——以楚、蜀文化为例的分析(2)

二、文化断续论：巴蜀文化与陈子昂
文化断续表现为由于区域不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同一时间区段中出现差异，交通发达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时间是同步的，易与时俱进；而偏远地区，则表现为文化承续的守旧和固执。可谓世上已百年，山中才一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从文化演进过程看，在东晋南朝时期，巴蜀文学就有过不短暂的停留，形成了一个文学发展的荒寂期。断者，即东晋南朝时期文学出现断层；续者，即初唐蜀地文人面临的文学传统由于有东晋南朝的空白而可以直取汉魏。
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由于交通的不便，巴蜀和内地的文化交流相对缓慢。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有各自的分布地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巴文化分布的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来向西迁徙到今重庆市。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巴文化渊源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中原王朝一直关注巴蜀的开拓，推动其文明的进程。西汉时文翁化蜀在巴蜀文史上有其重大意义，《汉书》卷89《循吏传》云：“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物质文明的传播，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山谦之《丹阳记》云：“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锦的传布，到六朝时代才流传到江南的丹阳。西汉扬雄《蜀都赋》，已有“紞”“须”等名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四川哀牢夷，“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阑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唐代对巴蜀经营颇费心力，张说《郭代公行状》云：“则天闻其名，驿征引见，语至夜，甚奇之。问蜀川之迹，对而不隐。”中原与巴蜀由于道路艰险，往来不易，李白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不是十分张大言辞。骆宾王《送费六还蜀》云：“万行流别泪，九折切惊魂。”也说行走蜀道的惊险。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云：“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由长安送人入蜀，五津，蜀中的五个渡口。从实际距离看，长安到蜀中，并没有长安到吴越远，但其行走难度却不同，行走于蜀道，那是惊心动魄。且蜀中相对闭塞，故在诗人心目中，蜀地远在天涯，这样才能理解王勃诗中“海内”、“天涯”的含义，以及“沾巾”的正常，王勃说“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只是希望之辞。
唐代诗人或出川或入川，意义都很大，典型如李白和杜甫。可以这样说，如果李白不出川，就不会写出如此之多的视界广远、风格飘逸的诗作，甚至在文学史上只能是三、四流作家，也有可能只是诗坛的无名小辈。事实上，不出川的川籍作家是很难成就文学大业的，古来如此；如果杜甫不入川，杜甫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要单薄得多，杜甫创作的精进、沉郁顿挫的七律结撰，得力于入川是无疑的。《秋兴八首》体高格厚，雄浑丰丽，“盖唐人七律，以老杜为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为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郁结，与其遭际，一时荟萃，形为慷慨悲歌，遂成千古之绝调。”⑦《咏怀古迹五首》笔意高朗，笔势回旋，“而纵横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⑧ 唐人出入蜀川，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是由蜀直接入长安，需经金牛道，金牛道早在春秋时期已具雏形，秦灭蜀后，经扩展整修而成，全线从陕西勉县起，经宁强，过七盘关(黄坝驿)入四川广元，经昭化、剑阁、绵阳至成都；另一条则是水路，沿长江经大巫山地区入川或出川，经此出入川的诗人很多，如陈子昂、杨炯、卢照邻、沈佺期、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高适、李白、杜甫、李端、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李涉、薛涛、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诗人出川或入川前后诗风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这里以陈子昂为例，进一步说明作家与蜀文化的关系。陈子昂在初唐诗坛上的地位见诸各种《中国文学史》，而陈子昂为何能在主流诗坛崇尚诗歌创作形式时独自标举汉魏风格？于此试从蜀文化传统一端予以解释。一般理解文学史的序列，是以时间为坐标的，由时间角度，可知陈子昂初入诗坛的调露前后，宫廷学士们正在精研诗律诗格，促进近体诗的定型。陈子昂是功利性很强而又善于把握时机的人，他进入洛阳后，一是上书武则天，一是迅速挤入诗坛，参加调露二年的高氏林亭和王明府山亭的集体唱和。依常理陈子昂应该随俗雅化，与时俱进，可偏偏提出复古主张。其实陈子昂在唱和中还是能追逐时流的，他的诗歌主张则是在私下提出的，见之《修竹篇序》，从“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语，其私人化倾向十分明显。陈子昂在初唐诗坛急于完成格律诗体式的背景下提出汉魏传统、复兴古调，和他在蜀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密切相关。西汉而下，蜀地的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歌传统，在南朝有一断层，陈子昂的诗学传统是隔开南朝而上承汉魏的。

蜀学较驳杂，以学者专研苦读著名。汉代辞赋家读书甚勤，学养丰厚，故能写出包涵宇宙万物、纵横渊博的大赋。汉代蜀地出现的大文学家有西汉的司马相如，成都人；王褒，资中人；扬雄，成都人。梁肃《送韦十六进士及第后东归序》云：“益都有司马、扬、王遗风，生尝薄游西南，览其江山，颇奋文辞。”(《全唐文》卷518)元稹《送东川马逢侍御使回十韵》云：“风水荆门阔，文章蜀地豪。”“文章”主要是指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上林赋》，又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又《与五公子相难》佚，文字学著作《凡将篇》，今佚；扬雄作《甘泉》、《河东》、《羽猎》赋，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方言学著作《方言》，《解嘲》仿东方朔，辞采过之；王褒，辞赋家，蜀人，有《甘泉宫颂》、《洞箫赋》，又有《圣主得贤臣颂》、《四子讲德论》等。东汉时期有王祐，广汉郪(四川射洪)人，弟记其遗言，作《王子》五篇，今佚；冯颢，广汉郪人，后隐居作《易章句》、《刺奢说》，修黄老；杨终，蜀郡成都人，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有《雷赋》、《生民诗》、《孤愤诗》及《符瑞诗》，今佚；李尤，广汉人，据《后汉书·文苑》本传，所作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杜抚，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作《诗题约义通》，今佚；李胜，广汉人，《后汉书·文苑》云“著赋诔颂论数十篇”，今佚。
三国蜀、西晋时期，文人修史较多，巴西西充人谯周著《古史考》，引证旧典，对《史记》多所补正。安汉人陈寿，幼师事谯周，著《三国志》。地方史志的著述，表明蜀人内敛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趋势，关心自身的生存历史和现实状态，谯周著《蜀本纪》、《益州志》、《三巴记》、《巴蜀异物志》，陈寿著《益部耆旧传》(另陈寿撰《三国志》实重刘蜀，此与蜀人内敛心态相关)，常宽撰《续益部耆旧传》、《蜀后贤传》、《蜀志》，常璩撰《华阳国志》，任豫、李膺并撰《益州记》。其中谯周对蜀学产生重要影响，“周幼孤，与母兄同居。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益部耆旧传》曰：“益州刺史董荣图画周像於州学，命从事李通颂之曰：‘抑抑谯侯，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我后钦贤，无言不誉，攀诸前哲，丹青是图。嗟尔来叶，鉴兹显模。’”⑨ 文立、陈寿、李密等皆师事谯周，文立，巴郡临江(四川忠县)人，少游蜀太学，毛诗、三礼，师事谯周，今存文三篇，《蜀都赋》一句；陈寿，巴西安汉(四川南充)人，受学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尤精《史》、《汉》，撰《三国志》；李密，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与陈寿同师谯周，精《春秋左传》。与皇甫谧等善，议论往返，言经训诂，众人服其理趣。有《述理论》十篇，佚。另有李朝，广汉郪(四川射洪)人，有《劝进表》，今存《三国志·蜀先主传》；杨戏，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著《季汉辅臣赞》，文见《蜀书·杨戏传》；李兴，李密子，犍为武阳(四川彭山)人，永兴中(305年左右)，刘弘立诸葛亮、羊祐碑，使李兴为文；常宽，蜀郡江原(四川新津北)人，通五经、史汉，撰《典言》五篇、《蜀后志》、《后贤传》等，又撰赋论议二十余篇，佚；常璩，蜀郡江原(四川新津北)人，撰《蜀汉书》、《华阳国志》等。
南朝则有任豫，作《益州记》；李膺，齐梁间益州(四川)人，著《益州记》，梁代蜀中以文达者惟李膺、罗研；罗研，齐梁间益州(四川)人。蜀中文人有陈子昂同乡前贤数人，他们是王祐、冯颢、李尤、李胜、李朝，其学术成就、文学成就因作品遗佚不得其详，总体成就应不会太高。
由上面蜀中文人的简单排列可见，蜀地文人，西汉以词赋为主，东汉魏晋渐趋文史而偏重史学，东晋南朝则文学衰落，间有史学问世。另蜀学有议论的传统，这源于史学的修养，构成蜀中自成一统的文化结构。这一文化传统在宋代仍然延续着，其论议传统惠及三苏文章的议论；史学的传统仍在延续，范祖禹，华阳人，参修《资治通鉴》，撰写《唐纪》部分，著有《唐鉴》；李焘，丹棱人，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井研人，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偁，眉州人，撰《东都事略》。
据卢藏用《陈氏别传》，陈子昂出身于“世为豪族”之家，“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从学术渊源看，他的文化传承以蜀中文化为主，在诗学方面，上接汉魏传统。尽管大一统文化对生当其世的人都有影响，但蜀地文化是陈子昂的文化基础。《陈氏别传》又云：“初为诗，幽人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文宗矣。’”这一记载之误，罗庸《陈子昂年谱》已有辨正；但这则材料却给人以启发：幽州和梓州当时都比较落后僻远，对诗坛的评价遥接传统而远离现实，其实他们两人都不能为主流认同。此外，陈子昂的社会发展观中当受到其父的“贤圣四百年遇合”循环周期律的影响，其在《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云：“谓其嗣子子昂曰：‘……赤龙之兴四百年，天纪复乱，夷胡奔突，贤圣沦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此似为临终遗言，至关重要。陈子昂以四百年为周而复始的规律来判断诗歌演进的过程，东晋至子昂出蜀时间四百余年，此正与其父的历史认识论相合。故出川后的陈子昂在风范上有别于时人，能在汉魏传统中找到医治当代诗坛重形式打造的疾病。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在形式上复兴古调，在表述上重议论，在内容上重史学，这与蜀中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是可以在文化生态学角度去思考并寻求解决的。

本文结论如下：
其一，历史文化和地域空间的迭合，表明文化传统在地域空间的认同，楚文化的影响即是。楚地风俗人情有别于中原，楚地有自己的音乐传统和表演体系，唐代民间的楚舞楚歌仍然有古楚乐舞的遗存。楚地地域广大，不同区域间文化差异还是存在的，在文学情感表现上各有侧重，如洞庭潇湘与愁的联系。
其二，文化断续表现为由于区域不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同一时间区段中出现差异，交通发达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时间是同步的，易与时俱进；而偏远地区，则表现为文化承续的守旧和固执。初唐蜀地文人面临的文学传统由于有东晋南朝的空白而可以直取汉魏。蜀地文人，西汉以词赋为主，东汉魏晋渐趋文史而偏重史学，东晋南朝则文学衰落，间有史学问世。蜀学议论的传统，源于史学的修养，构成蜀中自成一统的文化结构。故出川后的陈子昂在风范上有别于时人，能在汉魏传统中找到医治当代诗坛重形式打造的疾病。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在形式上复兴古调，在表述上重议论，在内容上重史学，这与蜀中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①《全唐文》(第492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025页。
②《陆云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9页。
③《全唐文》(第649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582页。
④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5卷)，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17页。
⑤《全唐文》(第492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022页。
⑥《全唐文》(第518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269页。
⑦《唐诗品汇》引《杜诗言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8页。
⑧《唐诗品汇》引《葚原诗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4页。
⑨《三国志》裴注引(第4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