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成书考辨(2)

第二，《文选》中尚有部分作品的篇题与其别集之篇名有别，此当为《文选》据总集选入而非据作者别集选录之力证。今依其题下李善注说明如次:

1.曹植《赠丁仪》题下注云:“《集》云:《与都亭侯丁翼》，今云仪，误也。” （第339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曹植集》相异且误，故《文选》此篇当非从《曹植集》中直接选出，当据某总集选录。

2.曹植《又赠丁仪、王粲》题下注云:“《集》云:《答丁敬礼、王仲宣》。翼字敬礼，今云仪，误也。” （第340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曹植集》相异且误，当非从《曹植集》直接选出者。

3.陆机《于承明作与士龙》题下注云:“《集》云:《与士龙于承明亭作》。” （第347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有异，故此诗当非从《陆机集》中直接选出者。

4.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题下注云:“《集》云:《为全彦先作》，今云顾彦先，误也。且此上篇赠妇，下篇答，而俱云赠妇，又误也。” （第348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相异，非自《陆机集》直接选出者甚明。

5.卢谌《赠崔温》题下注云:“《集》云:《与温太真、崔道儒》。” （第361页） 李善不但据《卢谌集》注明本集之题，而且注明温太真与崔道儒:“何法盛《晋录》曰:温峤，字太真。又曰:崔悦，字道儒。”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卢谌集》相异且误，故《文选》此诗非从《卢谌集》直接选出者。

6.范云《古意赠王中书》题下注云:“《集》曰:《览古赠王中书融》。” （第372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范云集》相异，故其非从《范云集》直接选出者。

7.陆机《赴洛二首》题下注云:“《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马时作，下篇云东宫作，而此同云赴洛，误也。” （第375页） 张铣注曰:“后篇意乃在东宫作，盖撰者合也。” （《六臣注文选》第492页，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陆机集》相异且误，当亦非从《陆机集》中直接选出者。张铣之说，意为总集编撰者将陆机此二诗合为一题。此撰者当为昭明之前的总集编纂者。

8.鲍照《还都道中作》题下注云:“《集》曰:《上浔阳还都道中作》。” （第383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鲍参军集》有异，故其非从《鲍参军集》直接选出者。

9.谢 《鼓吹曲》题下注云:“《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 （第405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谢朓集》相异，故其非从《谢朓集》直接选出者。

10.刘琨《扶风歌》题下注云:“《集》云:《扶风歌九首》，然以两韵为一首，今此合之，盖误。” （第408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刘琨集》相异，故其非从《刘琨集》直接选出者。

11.谢 《和徐都曹》题下注云:“《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第432页） 胡克家《考异》“昧旦出新渚”句曰:“案:‘新’下当有‘亭’字。各本皆脱。《谢集》有。”今案:据善注，《文选》此诗诗题与《谢朓集》相异，亦非从《谢朓集》直接选出者。

12.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题下注云:“《陈琳集》曰:琳为曹洪《与文帝笺》。” （第585页） 今案:据善注，《文选》此篇篇题与《陈琳集》有异，明其非从《陈琳集》直接选出者。且李善此注明确说出《陈琳集》，而非通常所云之《集》，这在《文选》李善注中较为罕见，但却更准确地说明此诗诗题与《陈琳集》所载同篇诗题相异。

以上诸作，李善注均已注明《文选》之题与《集》中之题相异，但欲明李善注之原意，必先明李善注中之“集”字何义。《隋志四》别集类小序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 ③ 据《隋志》所释，“集”即“别集”。故上引崇贤之注中所云之《集》均为作家别集。《文选》卷十一《芜城赋》题名下注曰:“《集》云:登广陵故城。”清胡克家《考异》曰:“《集》者，《鲍明远集》。”胡氏《考异》之言，可为佐证，说明善注所用之“集”，确指作家别集而言。

《文选》选篇之名与《集》（ 别集——笔者 ）有别，正说明《文选》编纂非从作家别集中直接筛选者。选本之选，不据作家别集而选，其选录途径唯有据现存总集再选之一途。由于李善作注之时，尚可见到汉魏晋南北朝作家别集，且李善为《文选》作注极为慎重，凡有别集存世者李善均将《文选》所选与诸家别集一一核对，故其注《文选》诸作之篇题有误或与作家别集有异当极可靠。这为我们今天正确判断《文选》是据总集进行再选编之选本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内证史料。如《文选》卷二十四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注云:“《集》亦云为顾彦先，然此二首，并是妇答，而云赠妇，误也。” （第353页） 今案:善注言是，诗题有误。李善此注，虽未能说明《文选》据何而选，但此条的存在说明李善注《文选》时的确将《文选》所选诸作与入选作家的别集一一核对，唯其如此，方能发现《文选》与《陆机集》诗题同误。

第三，《文选》中某些作品在原作家别集中本有序文，但是，《文选》收录此类作品时反未收原序。

1.《文选》卷二十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题下善注曰:“《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 （第294页） 据李善此注，谢瞻此诗原有《序》，而《文选》却未收。征之《文选》体例，不收《序》文为破例。当是选编者据某些总集选编所致，若均据作家别集选编，当不致若此。

2.《文选》卷二十一应璩《百一诗》题下善注曰:“据《百一诗序》，‘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 （第399页） 可见，应璩《百一诗》原有诗序，而《文选》却未收。善注当据应璩本集补注。

3.《文选》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诗题下善注:“集曰:于圈城作。又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日不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亦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第340页） 此为著名的《赠白马王彪序》。但《文选》失收，善注补充之。今案:善注所补，说明此诗本有诗序。《文选》录子建此后期代表诗作却遗其序，令人费解，此必昭明未据《曹植集》选录所致。

4.《文选》卷三十江淹《杂题诗三十首》题下李善注:“《杂题诗序》曰: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今作三十首诗，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 （第444页） 江淹此诗原有序，李善注本《文选》却未收此序。《六臣注文选》 （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8页） 详载此序，明人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 （中华书局1984年版） 卷四《杂题三十首》亦详载此序:“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为（六臣本作“谓”，是）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及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与《六臣注文选》与《江文通集》相较，善注仅为此诗序的摘引。但江淹此诗别集中本有诗序，却从李善之注、五臣之注与今传《江文通集》三方面得到验证。萧统《文选》选录江淹这一诗歌代表作却遗其原序，殊乖体例，当亦自他人总集中选出而非自江淹别集直接选录所致。

5.《文选》卷三十九任昉《奉答 敕 示七夕诗启》诗题下李善注:“《任昉集》，诏曰:聊为《七夕诗》五韵，殊未近咏歌，卿虽讷于言，辩于才，可即制付使者。” （第555页） 今案:《文选》此诗如据《任昉集》所选当亦同选此序，今此诗序载《任昉集》而不载《文选》，李善作注时将此序补注于诗题之下，故此诗当非据《任昉集》所选者。

6.《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题下注:“善曰:《射雉赋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肆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 （第178页） 据善注，此赋原有序，但《文选》失收。与上引诸例不同者，在于此例善注并未明言《射雉赋序》出自《潘岳集》。但是，《文选》既失收原序，当非从《潘岳集》直接采录者。善注引此序，笔者意为当出自《潘岳集》。

7.《文选》卷十九束皙《补亡诗》题下注:“《补亡诗序》曰:皙与司业畴人，肆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 （第272页） 束皙此诗序，《文选》失收，善注补其序于注文中。但是，善注亦未明其注原自何处。笔者拟测，此诗序当载《束皙集》中。

8.《文选》卷十九谢灵运《述祖德诗》题下善注:“灵运《述祖德诗序》曰:‘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 （第273页） 同束皙《补亡诗序》，谢灵运《述祖德诗序》《文选》亦失收，李善作注时补于注文之中，亦未说明此诗序出自何处。笔者拟测，此诗序当载《谢灵运集》。

9.《文选》卷二十潘岳《关中诗》注曰:“岳上诗表曰:‘诏臣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 （第280页） 李善所注潘岳《关中诗表》，未详出处，但昭明未将其选录，善注当据《潘岳集》补充。

10.《文选》卷四十五陶渊明《归去来》注曰:“《序》曰:余家贫，又惮远役，彭泽县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自免去职。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 （第636页） 今案:据善注，此赋本有序，《文选》失收，殊乖体例。善注并未将此序补为全帙，但此赋有序，当是事实。可见，陶渊明这篇名作亦非《文选》自陶集中直接筛选者。

另，《文选》中尚有个别作品与原作家别集所载同作详略不同，如卷三十八任昉《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善注曰:“然此表与《集》详略不同，疑是稿本，辞多冗长。” （第139页） 李善将此作与《任昉集》同作核对后，发现二者文字详略较大。崇贤以为:此乃稿本与定本之异。笔者以为，不管李善判断如何，但他肯定了《文选》收录的任昉此表与《任昉集》中所载的此表文字详略不同，这就足以说明《文选》选录此表时并非是从《任昉集》中直接选出者。

第四，按《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之言，《文选》中作品排列顺序当依作者卒年为序。但是，今本《文选》编次中尚有少数作品顺序误倒。

1.曹植《公诗》善注曰:“赠答、杂诗，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疑误。” （第283页） 今案:王粲（177—217） ④ ，曹植（195—251），二者相较，植诗当列粲诗后，善注言是。

2.左思《招隐诗》注曰:“杂诗左居陆后，而此在前，误也。” （第309页） 今案:陆机（261—303），左思（252—306），二者相较，此诗位次有失，善注言是。

3.曹植《七哀诗》注曰:“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 （第329页） 今案:王粲（177—217），曹植（195—251），二者相较，植诗当列粲诗后，善注言是。4.潘岳《河阳县作二首》注云:“哀伤、赠答，皆潘居陆后，而此在前，疑误也。” （第373页） 今案:潘岳（247—300），陆机（261—303），二者相较，潘作当居陆作前，故此诗位次不误。而《选》赋哀伤类陆机《叹逝赋》位次潘岳《怀旧赋》、《寡妇赋》之前，《选》诗赠答（二）陆机诗十二首皆位次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诗前，误。

5.何劭《杂诗》注云:“赠答，何在陆前，而此居后，误也。” （第419页） 今案:善注指出何劭、陆机二诗在赠答（二）与杂诗（上）中位次有误。何劭（236—302），陆机（261—303），故何劭当列陆机之前。杂诗类，何居陆后，误;赠答类，何居陆前，是。

6.枚乘《上书谏吴王》善注云:“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 （第551页） 今案:枚乘（?—前140），司马相如（?—前118），枚乘之作当居司马相如之作前，《文选》卷三十九司马相如《上书谏猎》却置于枚乘《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之前，误。善注所言是。

7.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清人何焯曰:“此书在建武中兴之初，而列七子之伍，误矣。”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 ⑤ 曰:“案:朱浮、彭宠为东汉建武时人，不宜置于孔文举之后，此昭明误也。宜移此篇于《杨子幼报孙会宗书》之后。”今案:《文选》卷四十一孔融《论盛孝章书》置于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之前。朱浮生卒虽不详，但光武帝时曾任幽州牧。孔融为东汉末年人，与东汉初年朱浮相较，其作当置后。故何焯、刘盼遂所言皆甚当。

8.李康《运命论》。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曰:“论类李萧远《远命论》一首，列《养生论》后。按叔夜卒于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而萧远为魏明帝时人，前后倒置，亦误。”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

除上述为李善注与近人刘盼遂先生所明言的诸作次序外，建安作家王粲、曹植，在诗类二级目录公、咏史、哀伤、杂诗（上）的位次本不应有异却明显有异:

同样，太康作家潘岳、陆机在诗类二级目录赠答（二）、行旅（上）的位次亦不应有异却明显有异:

笔者再举影印本《六臣注文选》 （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一例。《文选》诗类赠答（二），张华《答何劭》诗二首列于何劭《赠张华》之前。五臣注刘良曰:“何劭，字敬祖。赠华诗，则此诗之下是也。赠答之体，则赠诗当为先。今以答为先者，盖依前贤所编，不复追改也。” （同上，第449页） 今案:张华（232—300），何劭（232—302），按卒年列序，华当居劭前，《文选》赠答（二）所列不误，但刘良关于赠答之诗赠诗在前之言相当有理。特别是刘良“盖依前贤所编，不及追改也”之语道出了唐人对《文选》中少数作品次序淆乱的看法。作为五臣之一的刘良为唐玄宗开元时人，其说为唐人之说，故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但是，由于五臣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公正对待，故历来研究者从未注意过五臣注，即使读五臣注，亦不注意历来为人鄙视的作为五臣之一的刘良的这一观点。笔者以为:刘良此说极是。《文选》出现作品次序颠倒的特殊现象，当是《文选》成书时“依前贤所编”总集抄录且“不复追改”所致。

上举诸作未能依“时代相次”一事，研究者亦曾注意到，但往往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为《文选》并非由一人编纂所致。笔者以为:《文选》部分作品未能以“时代相次”，恰恰是因为《文选》作为再选本，自其他总集中选录成书时，由于疏漏，连同他本所选诸作之顺序亦一并录入，无意中保留了其他总集在以“时代相次”这一问题上的疵漏，因此造成今本《文选》少数作品编次与《文选序》所言相左，在诗赋等二级目录中有关作家位次不能如一的现象。

四 《文选》所载多历代公认名作论

《文选》为萧统据魏晋南北朝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之本，前已详论之，但据前贤总集再选编的工作量若何尚属疑问。若此类再选编所选多为“先世茂制，讽高历赏”诸作，则其工作量当甚小。曹道衡先生《〈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以大量实例为证，无可辩驳地说明《文选》所载多历代公认之名作。以《选》赋为例，笔者所能补充者，仅有二则。

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十五杨泉《五湖赋序》:“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杨泉是三国末至晋初人，可见司马相如《子虚赋》至三国、西晋时已为名作。《北史·高允传》曰:“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高允为北魏太武、文成时人，相当于南朝刘宋时期，其模仿《二京赋》作《代都赋》以讽谏，说明《二京赋》亦为北魏文士所重。
结 论

《文选》非朱彝尊所说先编长编再选编成书，而是据前贤总集再选编成书之再选本。《文选》所收诸作，多为“先世茂制，讽高历赏”之作。故《文选》的实际编纂工作量并非很大，以萧统一人之力，再辅之若干助手的辅助性工作，即可较为迅速地完成。但是，由于《文选》所收多为已有定评的名作，故其成书虽易，其价值却因大量选录周秦至齐梁之名作而流播千载。

注释

①《文选》成书与梁代学士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另文论述，兹不详述。

②冈村繁《〈文选〉编纂的实际情况与成书初期所受到的评价》，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8集（1986）;又载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③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1页。

④本文作家生卒年，均据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⑤《国学论丛》第1卷第4号，192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