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2

（一）“楚文化”概念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分析评判

我们期望考古发现能够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宏观上、背景上推进楚辞的研究。但“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问题成堆，可供直接采用的结论极其有限。即使“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解说，也颇难取得一致的意见。此仅以“楚文化”概念的研究为例，作一分析评判。

第一阶段：侧重于“精神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对楚的了解，是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精神文化开始的，“精神文化”主要的载体就是楚国传统、民族精神、老庄思想与楚辞。第二阶段：侧重于“物质文化”。在20世纪20、30年代，安徽、湖南等地的楚墓陆续出土了艺术风格迥异于中原的铜器、漆器和丝织品，开始使人意识到先秦的南方，在物质文化形态上与中原有异。俞伟超认为，考古学中的楚文化，“就是一种主要由楚人创造的、有自身特征的、延续了一千年左右而分布范围不断有所变化的考古学文化”。苏秉琦指出，“楚文化就是‘楚'的文化。这个‘楚'有四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概念：第一，是地域概念；第二，是国家概念；第三，是民族概念；第四，是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楚文化的内容和特征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楚地、楚国、楚族的文化就是楚文化。因为前边三者是因时而异的”。第三阶段：探讨两种文化的关系。张正明认为，“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第四阶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研究高度繁荣，历史学上的楚文化研究相对沉寂。主要围绕考古发掘的新成就展开研究，建立了西周晚期以后的楚墓年代学。第五阶段：注意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又比较侧重于“精神文化”研究。夏鼐先生提出，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应当遵循早期楚人活动的时间、空间范围，即“楚文化既属于历史时代，则一定要结合历史文献，将考古遗迹和遗物，与文献上的‘楚'联系起来”33。通过以上五个阶段的回顾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正处在学科的探讨与建设阶段。在惊人的考古发现面前，由于多学科的广泛参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逐步形成了改写历史、改写学术史的共识。学者们逐步冷静下来，理智地看待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清醒地把握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这在考古学界、历史研究界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展与进步。

（二）追寻楚文化渊源的效益评价

大约在春秋中期前后，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楚文化，它的时代上限，一般定于春秋中期前后。楚文化的形成是以楚民族及其文化为主体的，所以，探讨楚文化的渊源，实际上是追溯楚民族文化的渊源。若追寻楚文化之源，必涉及到楚人的来源。而这一问题，无论在史学界，还是在考古学界，至今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疑案。就楚人来源来说，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见解：东来说。郭沫若先生根据《令簋》、《禽簋》西周青铜器铭文，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是“殷之同盟国”。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又说，“淮夷即楚人”，亦即《逸周书?作雒篇》中之“熊盈族”，“熊盈”就是楚先“鬻熊”。郭氏《金文所无考》云：楚之先实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逸周书?作雒篇》……熊盈当为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至鄂而与周人之沿汉水而东下者相冲突。《左氏传》（僖二十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者，是也34。

西来说。岑仲勉《楚为东方民族辨》以楚姓之“芈”与西亚古国米地亚相附会，说楚之先祖颛顼、重黎、祝融皆为“西方人物”35。姜亮夫以为，《离骚》“忽临睨乎旧乡”之“乡”，应指昆仑山，即高阳氏的发祥地；“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甘肃、青海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36。

土著说。严文明提出，“长江中游……根据古史传说，那里曾是三苗部落活动的地区。该区较早有城背溪文化，其后发展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到龙山时代则发展为石家河文化。往后的发展路程虽还有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37。土著说认为，楚文化一直是在江汉地区土生土长起来的，其文化基础是以江汉地区各阶段民族文化为主体，同时也接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这支文化的孕育、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鄂西的沮漳河流域为中心，沮漳河一带发现的楚文化遗存属于典型楚文化38。土著说强调社会基本生活，重视以炊器（鬲）为核心的陶器文化。

北来说。楚文化不是本地区原始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中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周文化是楚文化因素形成的主体。楚文化的南下发展也吸收了江汉地区土著文化因素。楚文化的中心区域也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移39。西周时期楚都丹阳在今河南淅川一带，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是东周或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北来说重视统治阶级文化，所总结的楚文化形成、楚文化基本特征都是以青铜文化为出发点，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明是下寺等楚贵族墓属于归葬习俗。

相比较而言，“西来说”最不可取，既无文献依据，又无考古证明，所以大多数学者不予采纳。“东来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但与考古发现相悖。考古资料表明，东来说涉及的地区多属于东夷和早期吴文化范围，其文化面貌与楚文化完全没有关系，直到春秋中晚期，楚文化才真正东渐到达江淮地区，所以一般学者逐步摒弃此说。而“土著说”与“北来说”，均有文献依据与考古发掘支撑，具有一定的理由与根据。而且两说都承认楚文化是一个源流纷披、结构多元的文化系统，在其产生过程中江汉地区土著文化和中原周文化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争论的焦点是：谁是楚文化的主要来源?两说分别一些依据，但也有一些困惑，比如“土著说”的不足是：使用的是广义楚文化概念，而寻找楚人或楚民族之源，必须以芈姓贵族为主体；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大约从石家河文化的晚期开始，各区域、各类型文化均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土著文化发展线索基本中断；土著说以赵家湖墓地为楚文化典型墓地，并以此为基点寻找西周中期以前的楚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北来说”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明是下寺等楚贵族墓，但不能确认丹淅或淅川一带的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仅仅侧重于传统文献与青铜文化。同时，两说也有一些相同的困难：比如寻找丹阳“城”的努力了无结局，楚都丹阳至今渺无踪迹，也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丹阳作为城或都城的性质；文献对春秋中期以前楚国的疆域范围记载不明或过于简略；考古发掘还缺乏比较系统或上下衔接的证据；还需要比较坚实的基础理论作指导。.

（三）通过楚辞与楚文化互证，推进楚文化研究

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交叉叠合、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们各自的角色是不同的。在楚文化研究领域，楚辞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首先是研究对象，罗运环从整体上探讨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40。四点之中，两点直接来自楚辞，一是“屈原精神”，一是“屈宋辞赋”，这都是楚辞的核心与精髓。但在更多的场合，楚辞只是一种材料，一个证据，作为论证的辅助之用。在楚辞研究领域，楚文化往往是研究的背景材料，追寻民族特色的渊源，进一步推理、分析的前提，展开论说的主要根据。其次，两个领域的相互关注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别。在楚文化领域，对于楚辞，他们直接发表意见，很少关注楚辞学者的意见与楚辞学界的研究动态；对楚辞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采用。而在楚辞研究领域，整体上高度重视楚文化研究动态与成果，对楚文化的认识与把握基本上采用“拿来主义”，以现成的结论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或重要证据。我们提倡楚辞学者要充分利用楚文化研究成果，甚至批评楚辞学界在整体上对楚文化关注不够，但与楚文化领域对楚辞研究的关注相比，则显得相当主动、自觉、积极，而楚文化领域则比较轻视，乃至于漠视，还没有这样一种意识。

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强调楚文化与楚辞双向互证，推进两个领域的同步发展。以往，我们比较多地分析了利用楚文化的成果推进楚辞研究的理由与方法，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利用楚辞研究的成果，推进楚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一，楚辞本身就是楚文化的重要内容。首先，楚辞是楚文化中“精神文化”的集中代表，从《离骚》、《九章》等自传性政治抒情诗中，可以抽象出屈原精神的内容与特征，比如屈原的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等的追求。屈原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其次，楚辞也是楚文化中“物质文化”研究的文献依据。其中《天问》、《九歌》、《招魂》等作品，可以与楚系青铜器及其铭文、楚简互证，还可以作为破译考古发掘成果的钥匙与内证。这对于从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角度研究楚文化，丰富楚文化的研究内容，破译楚文化的疑难，具有无法替代的学科意义与实践效果。其二，楚辞研究有助于楚文化渊源的探索。比如，从楚辞的角度看“土著说”与“北来说”的争议，则结论是明显的，因为《离骚》开头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云“楚之同姓”，与《史记?楚世家》、《大戴礼记》、《世本?帝系篇》记载吻合；包山二号楚墓竹简、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葛陵楚墓竹简记载祭祀均有“楚先老僮、祝融”等，更能证明楚辞之可信。而且，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家，均与楚王同姓，景氏源于楚平王，昭氏源于楚昭王41。这与王光镐唯有采用“有芈姓楚人所创造的、以楚国公族集团为代表的文化为典型楚文化”的结论42，也是相得益彰的。其三，大量的简帛佚籍出土及整理研究，推进了楚辞与楚文化的互证与发展。随着大量的简牍帛书的不断出土，“学术史”探讨与估价的问题也就自然提出来了。李学勤提出，通过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竟使被认为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相沟通，这或许是有希望的研究方向。“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沟通起来”，“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43。据研究，与楚辞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有：长沙子弹库帛书帛画、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唐勒》赋残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为吏之道》所附八首韵文、东周时期的楚国青铜器铭文等44。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45。与屈原、宋玉等作家生活大致同时的出土简帛（战国中期至白起拔郢，约前390—前278年）有：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九店楚简、慈利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购藏楚简等。

当然，考古发现虽多，真正与楚辞、屈原直接的材料极其有限，目前只有：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离骚》残文四字、《涉江》残文五字。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唐勒》篇残简。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其中的有些祭祀对象与《楚辞?九歌》祀主相同。而大部分材料属于“背景”或“比较”，乃至“推断”、“猜测”性的。所以楚辞学者使用考古学成果，应从三个层面切入：第一，不再仅仅是“拿来”，而是将人家的结论“拿来”作“二度研究”，评判得失，甄别是非；第二，自己直接“开发”常人不注意但又颇有价值的资料；第三，参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楚文化领域的论争与研讨，围绕楚辞而形成的出土文献、传统文献与学术史的学术圈，通过楚辞与楚文化的互证研究，破译楚辞的许多历史疑案，抽象出一种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古史系统，解决古史学、考古学、楚文化研究中的困难。

注释：

①⑥⑨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20页、52—53页。

②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之十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5页。

③⑧张崇琛：《楚辞文化探微》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119—128页。

④⑤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8页。

⑦15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4页、644页。

⑩周建忠：《屈原思想：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0页。

11辽宁省文学学会屈原研究会、辽宁师范大学科研处、中文系：《楚辞研究》，1984铅印本，第6—7页。

1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13孙作云：《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35页。

14林庚：《天问论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16周建忠：《关于楚辞研究的跨世纪思考》，《社会科学报》1997年3月20日。

17戴志钧：《读骚十论?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8周建忠：《关于楚辞研究的对象审视与历史回顾——楚辞研究一百年》，《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9崔富章：《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第10期。

20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一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

21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2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页、235页。

23朱季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第4页。

24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25262728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26—428页、48—57页、271—280页、

261—270页。29汤炳正：《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

30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版。

31黄灵庚：《〈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文献》1998年第1期。

32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3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34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4页。

35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61页。

36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1页。

37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3839陈振裕：《楚文化与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199页。

40罗运环：《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光明日报》2000年6月2日。

41周建忠：《三闾渊源考》，《江汉论坛》2005年第2期。

42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182页。

43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400页。

44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9—351页。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3—397页。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6—177页。

45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14—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