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诗品》百年研究述评(1)

【内容提要】
现代意义上的《二十四诗品》研究始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至今70余年，约称“百年”。这一研究自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发展缓慢，在60年代前期形成一个短暂的小高潮，在60代后期至70年代遭遇严重挫折，自80年代以后发展迅猛。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美学史的研究领域中，《二十四诗品》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本文对这一发展历程及其中的种种具体状况进行述评，并对21世纪《二十四诗品》研究应予关注的问题提出看法。

《二十四诗品》（下称《诗品》）是中国古代诗学名著，美学瑰宝，其署名作者是晚唐人司空图。《诗品》研究在清代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最初成果，出现了一批对《诗品》进行注释、解说的著作，如《诗品臆说》（孙联奎）、《诗品浅解》（杨廷芝）、《诗品解》（杨振纲）、《皋兰课业本原解》（杨振纲《诗品解》引）、《诗品注释》（无名氏）等。这些著作，解释辞句，剖析义理，间有理论阐发，对《诗品》多所发明，对读者阅读《诗品》很有帮助。这为后来的《诗品》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诗品》的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至今仅70余年，故本文所谓“百年研究”，只是一个近似的说法。70余年来，这一研究的发展始而极缓，继而稍快，中途突遇曲折，至近20余年来则堪称迅猛。对这70余年的《诗品》研究，本文拟将之分作20世纪80年代前、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阶段来进行述评。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诗品》研究”的义界问题。《诗品》研究当然要以对《诗品》本身的研究为主，但又绝非仅限于此。对于研究《诗品》这样一部重要著作来说，深入了解其作者乃属题中之义。所以，对其署名作者司空图的生平、思想，他的其它诗学论著乃至他的诗歌创作等等的研究，一般也应属于“《诗品》研究”的范畴，至少应属于“《诗品》相关研究”的范畴。本文所谓“《诗品》研究”，指的就是以《诗品》为核心的这样一种综合性研究。

一20世纪80年代前的《诗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诗品》研究，处于一个初创和渐次发展的时期。以下分三个阶段简要述评之。

1、1959年以前的《诗品》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一批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著作陆续出版，大致有陈钟凡①《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1934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1943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这批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由于这批著作大都论及了《诗品》，因此也标志着现代《诗品》研究的正式开始。由于尚处草创时期，也由于《诗品》本身的简奥难解，还由于文学批评史体例的限制，现在看来，这批著作对《诗品》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是明显不够的。然开创之功，终不可没。其间有的著作，还是揭示了《诗品》的一些重要特点，并显示了作者的见地的。比如郭绍虞指出，中晚唐人善用形象化的语言品诗论文，而成为象征的批评;又常用此种象征的批评来刻划形容抽象的风格。《诗品》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而又成为此类批评的集大成者。又如罗根泽认为，《诗品》是以比喻的品题方法，对二十四种独立的诗境，提示其意趣，形容其风格;这种以比喻提示风格的方法，魏晋六朝已启端绪，至唐而盛行。应该说，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一定的见地和深度，大体是得当的。

1959年以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很少，已知的有如下几种②:朱东润《司空图诗论综述》③，李戏鱼《司空图〈诗品〉与道家思想》④，杜呈祥《司空图》⑤。从理论水平和影响来看，朱氏论文较为突出。朱东润认为，作为诗的哲学论，《诗品》主要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论诗人之生活，论诗人的思想，论诗人与自然方面之关系，论作品（阴柔之美，阳刚之美），论作法。又认为，司空图身处乱世，故其诗论不得不抹杀现实而另造一诗人之幻境以自遣;“思与境偕”是司空图论诗真谛，以“味在酸咸之外”论诗自司空图始。这些见解，都有合理性或启发性。此文在之后几十年间曾被多次收入不同论文集，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诗品》研究的专门性著作，这一期间尚未出现。

总的看，1959年以前的《诗品》研究，成果不算多，成就不算高。然而这第一波次的开拓，为后来者奠下了现代研究的最初的基础，在《诗品》研究的发展中有着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其间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即相关成果基本上都集中出现于20世纪30和40年代，而50年代几乎呈现空白状态。大约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等等方面的巨大变动，是造成这一空白的主要原因吧。

2、60年代的《诗品》研究

1961年，祖保泉《读司空图〈诗品〉札记》⑥和雷履平《诗的含蓄美——读司空图〈诗品〉札记》⑦相继发表，拉开了20世纪60年代《诗品》研究的序幕。1962年，有吴调公、雷履平、孙昌熙和刘淦的六篇论文发表，《诗品》研究明显升温。整个6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共有相关著作四种（其中古籍整理著作一种），文章17篇，《诗品》研究呈现一个明显的小高潮。

1962年，孙昌熙、刘淦将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和清人杨廷芝《诗品浅解》合并整理出版，名之曰《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山东人民出版社）。此二种著作皆是理解《诗品》的重要津梁，将之校点出版，为《诗品》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性工作。整理者分别在两书后写有详细评说其优长与缺失的“校点后记”，后又发表《读（司空图）诗品臆说》一文，（《文史哲》1962年3期）它们是迄今仅见的对注释、说解《诗品》的专书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文章。

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于1963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此书有几大优点。其一、诠释《诗品》字辞句义，发明其理论意蕴，所释所论，每每精审明晰，广博畅达。其二、汇集、征引五种前人重要相关著作之精华以说解《诗品》，这五种著作中有三种为至今所未曾整理出版者⑧，这为现当代《诗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参考资料。其三、书后除附有司空图的多篇论诗、赋的文字外，并附有作者广搜博辑而得的前人与《诗品》有关的序跋题记、题咏、演补类文字数十种，颇有利于研究者参观。此书于诠释说解中虽亦难免有疏误，但总体上有着很高的学术质量与价值，是当代人在《诗品》研究领域所撰的名著，也是《诗品》研究者们必读的重要基础性著作。

祖保泉于1964年出版了《司空图诗品解说》（安徽人民出版社），为《诗品》第一次提供了现代汉语的翻译文本。此书于1965年更名为《司空图〈诗品〉注释及译文》在香港出版后，在台、港随后一段时间的《诗品》研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就本期发表的论文看，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当首推吴调公之作。吴调公共发表论文四篇⑨，对《诗品》的美学观、风格论，司空图的其它诗论，司空图的生平与创作实践都作了较深入的考察，精到之论，不时可见。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那样一个一切为政治所笼盖所浸透的年代，吴调公坚持对《诗品》作纯学术纯美学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绩，这是非常难能可贵而值得格外称道的。

此期出现了关于《诗品》作者的文学观点是否属于“现实主义的”等问题的争论。本来，学术发展是非常需要正常的争论和批评的，但惜乎讨论中一方的观点⑩，受当时思想文化大背景的影响比较明显，学术意味有所不足。

20世纪60年代的《诗品》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在中国大陆，1965年以前短短五年间形成一个小高潮，而1966年以后却嘎然而止，归于死寂。个中原委，人人尽知。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3、70年代的《诗品》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同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诗品》研究在大多数时间里仍是万马齐喑。到了政治气候转暖的1978年和1979年，才有少数几种论著发表或出版11。而这十年间，台湾地区的《诗品》研究却继60年代后期的最初发展而进一步活跃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70年代的《诗品》研究是属于台湾地区的。此期台湾的研究成果，有江国贞的专著1种，萧水顺、王润华、李丰、杜松柏、菊韵、彭锦堂、任日镐的文章共14种。如果说，台湾60年代《诗品》研究的“最有表现者”（王润华语）是陈晓蔷12的话，那么70年代的最有表现者当推江国贞、萧水顺和王润华。

江国贞《司空表圣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考察了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和《诗品》的文学理论。此书是迄今对司空图、《诗品》的多个方面情况都进行过较为专门考察的不多的几部专著之一。1973年，萧水顺在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发表了《司空图〈诗品〉体系探讨》等四篇相关论文，对《诗品》的渊源、体系、特质，《诗品》与司空图论诗杂文，《诗品》之影响与评价都作了比较具体细致的考察。王润华此期发表相关论文三篇。其中《“观花匪禁”之文字及其意象之根源》13，据唐代刘禹锡玄都观看花之典故与诗作而对《诗品·豪放》之“观花匪禁”一语作出新的解说;另外两篇论文14则参考西方文学理论观点以评析《诗品》，亦有其所见。

台湾70年代的《诗品》研究，卓越的见解并不很多，但研究面日广，在不少方面的研究都较前具体深入了一步，明显表现出一种将《诗品》研究进一步拓宽和加深的努力和趋势。

二20世纪80年代的《诗品》研究

从1980年起，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学术繁荣的进程，《诗品》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980年，即出版（修订、再版）相关著作二种，发表论文17篇。之后，发展势头持续不衰。据大致的统计，自1980年至2003年，相关著作出版18种（修订版、再版著作除外），相关文章已发表至少260篇以上15，年均近一部著作，11篇多论文。此时期出版的多种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和美学史类著作，也基本都设专章或专节对司空图、《诗品》加以评介。《诗品》研究的新气象，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剧增，也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视角的增多，研究程度的加深和整体研究质量的提高。在此期蓬勃兴盛的研究中，中国大陆学者是主力军，台、港学者亦时有成果问世。

这二十余年的研究，总体上是连续发展的，可视为一个整体。但本文仍拟将之分为80年代和80年代以后两个阶段加以述评，这是因为:第一，成果太多，若一并描叙，易导致头绪纷杂。有一个相对的时段感，利于作者述评和读者把握。第二，有的问题，两阶段的研究虽然连续，但分量轻重或关注重点有所不同。有少数问题，前阶段较多涉及而后阶段很少涉及，或前阶段并未涉及而后阶段方始提出。也就是说，分两阶段叙述，既有一个相对的时段感，又稍易描叙清楚，同时也有《诗品》研究实践方面的一定支持。对于二十余年间关于某些问题的连续性研究，本文或于前后两阶段均予以相应介绍，或前详后略，或前略后详，甚或统论于前又或统论于后，各视具体情况而作具体的处理。下面，就来看80年代《诗品》研究的大致情况。

1、相关著作

80年代出版相关著作的作者是:乔力、罗仲鼎（及吴宗海、蔡乃中）、詹幼馨、祖保泉、弘征、赵福坛（及黄能升）、杜黎均、畅广元、曹冷泉、陆元炽、王润华，共出版著作11种。这些著作，对《诗品》或作注释讲解，或作今译，或作理论探讨，或兼而有之，大多结合古代诗歌创作实践，力图站在当今的理论高度去认识和阐发《诗品》。其中有的著作，更有其特点或分量。如乔力《二十四诗品探微》（齐鲁书社，1983年）对《诗品》的注释、说解和理论探讨，用力运思均较深;赵福坛、黄能升《诗品新释》（花城出版社，1986年）努力搜罗古人与《诗品》概念、诗句、诗意有关联的文字，以为理解《诗品》的“参证”;曹冷泉《诗品通释》（三秦出版社，1989年）在对《诗品》的注释和理论探讨中常有很好的见解16;王润华《司空图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以十二篇论文分别考察有关司空图、《诗品》的十二个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总之，11种著作虽各有其不足，但也各有其特点和贡献，总体而言具有相当的学术分量。

2、分品研究

对《诗品》各品及其相应的风格、意境、审美范畴进行各别的研究，是80年代《诗品》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1980年以来，这样的分品研究论文多达40余篇，其中大部分集中发表于80年代。研究的品目及相应的风格、意境、审美范畴，主要涉及雄浑、冲淡、含蓄、豪放、沉著、绮丽、纤、超诣、悲慨、流动等，其中又以对前三者尤其是雄浑的研究最为集中突出。研究者中用力最勤的是刘淦，分别以八篇文章讨论了雄浑等八品。单品（及相应风格、美学范畴）研究最有成绩的学者，应推曹顺庆。

1985年至1990年，曹顺庆发表了六篇文章，从对司空图和康德的比较开始，主要在中西美学、文化领域展开对“雄浑”与“崇高”的比较研究。《司空图与康德美学思想比较》17认为，司空图、中国和康德、西方都讲优美与壮美（崇高），但前者偏重优美，后者偏重壮美。《“雄浑”与“崇高”——中西美学的比较和辨析》18考察了英文sub-lime与中文“崇高”、“雄伟”、“雄浑”的对应关系，认为sublime译为“雄浑”最恰当，但这两个中西概念间仍存在某些重大差别。《大美无言——老庄的雄浑观》19指出儒家和道家都推崇雄浑境界，又细致辨析了两家雄浑的异同。《热爱痛苦与逃避悲剧——对中国雄浑与西方崇高根源的思考》20和《痛感与美感——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雄浑范畴的

比较》21认为，在西方，痛苦是崇高范畴的真正来源，而在中国，雄浑观念则主要来自仁义道德的充实和与大自然化为一体的至高境界:“崇高是由痛感而产生的美感”，而“雄浑是一种豪迈与浩然正气的美感”。《西方崇高与中国雄浑范畴比较》22首先指出，雄浑具有一种和谐之美，因为它强调天人合一，崇高则具有一种反抗之美，因为它强调人对自然的反抗，这也正是中西方文艺鲜明的民族特色;继而进一步从社会经济的层面探讨了这一差异、特色的形成原因。显然，曹顺庆的此一研究视野开阔，探讨也比较深入，通过在中西文化大背景下的一系列考察比较追根探源，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对“雄浑”的意蕴和特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扣紧“雄浑”品作较深入探讨的，是张国庆《司空图〈诗品·雄浑〉新探》23。此文认为，“雄浑”品之“雄浑”融空间的无限大（康德所谓“数学的崇高”）、力量的绝对大（康德所谓“力学的崇高”）和视觉上的模糊于一体，与西方之“崇高”颇为相似。

此外，张海明对“冲淡”的研究24和其他一些论者的分品研究，也有着较高的学术质量。

分品研究取得了明显成绩，主要表现在发表论文较多，对有的品目（及相应风格、美学范畴）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同样存在明显的不足:《二十四诗品》中有一半左右的品目尚未有专文加以研究，不少重要的品目尚未得到较深入的研究，一句话，很多品目的美学义涵尚未得到很好的认识和发掘。

3、“三外”说研究

司空图论诗，讲求“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学术界习称之为“三外”说。以“味”、“韵”、“象”论艺术论诗文，前代已有之，而司空图于此确有新发展。学术界对之高度关注，1980年至今的相关研究文章亦在40种以—上。由于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见解已多见于80年代，故虽90年代以后仍不断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本文仍将其统置于80年代予以述评。

关于“味”、“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大体有这样一些看法:“味”是诗歌包涵的能给人以美感的内在美（情趣韵味）;“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大体上也就是“味外之味”，其特点大致是“情在言外，故远，远则有味;而于远之外，尚有远而又远者在，故不尽，不尽，方有味外之味”25。具体看法虽时有出入，也偶有小的争论，但一般看法大致如此。

有学者将司空图的“味”与钟嵘《诗品》的“滋味”进行比较。王之望认为，“钟嵘主要是从‘实’处谈‘味’，是指艺术形象本身给人以味感。司空图……立足于‘实’却着眼于‘虚’，从境界美和风格美的高度谈美”，“司空图所谓的味主要指‘味外之味、醇美之味’”26。肖驰认为，“钟嵘《诗品》……的‘滋味说’……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建立诗歌审美理论的奠基之作”，而晚唐以后新的诗味说于诗歌中追求一种类似音乐的审美感受，可称为“乐意”，“此所谓乐意，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它不执着于感性，而深远地向心灵拓展”，而“这种新的诗味说的首倡者是司空图”27。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又有“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提法，学术界习称“辨味”说。欧阳松认为，此说“一是辨味之有无，划清诗与非诗的界线;二是辨味之深浅，……把好诗与一般的诗区别开来;三是辨味外味之形形色色，表达了好诗‘不拘一概’的思想”28。

关于“象外之象”，大致有三种理解。胡明在对“象”、“象外”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发展演变作了较详细的考察之后认为，“司空图的诗论受到皎然的直接启迪，他的‘象外之象’正是取象和取象下之意的高度统一，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29。黄保真认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前一个‘象’、前一个‘景’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后一个‘象’、后一个‘景’，则说的是诗中的‘意象’，即主客观统一成的‘艺术形象’”30。张少康认为:“前一个象和景，指的是诗歌艺术形象中的具体的有形的描写;后一个象和景，指的是由前一个象和景所暗示和象征出来的一个无形的、虚幻的景象。也就是说，诗歌在描绘具体的情景之外，还要构成一个令人驰骋遐想、回味无穷的艺术意境”31。整个看来，持类似第三种看法的论者居多。

此外，“韵外之致”和“象外之象”的关系，“三外”说与佛禅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等等问题，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考察。

要特别提及罗宗强《从思维形式看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特点——对“象外之象”的一种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1期），此文从思维形式的角度对“象外之象”作了独到而深入的考察。作为对照，文章首先考察指出:周秦、两汉赋诗、解诗中呈现的共同思维形式，是物象→义理抽绎→类比，它是由形象开始，进入概念和义理推导，是形象和逻辑的交错，就其思维的全过程说，主要是逻辑思维。对照来看，“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说的思维形式，是一种借助于情感和图象的思维。它的整个过程，是情绪记忆和图象记忆的唤起、选择、填充和类比联想，是情思和图象的连续呈现。无论是情绪还是图象，它们都是疑似的、具有模糊的性质，是对诗的一种整体的弹性把握”。这两种思维形式并存而又时相交错渗透，形成中国古代诗论思维形式的特点。文章还对“象外之象”思维形式在中国古代诗歌、书法、绘画理论中的广泛运用，以及此一思维形式的形成原因等问题作了讨论。此文角度新颖，见解独到，析理深入，堪称“三外”说研究中的佼佼者。

“三外”说研究的成绩是明显的，探讨了“三外”说所涉及的广泛问题，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外”说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或见浅言高，或沿袭成说，或率尔成篇的文章，造成学者精力和学术资源的浪费。

4、一般诗学理论、美学思想研究

除“分品”研究和“三外”说研究外，80年代还有一些文章对司空图、《诗品》的诗学理论、美学理论作了综合性的概论，也还有不少文章分散地、专门地讨论了有关的各种问题。这类研究，少数放到90年代去讨论，其余放到本节来择要介绍。

罗宗强认为《诗品》用一个个意境来描述各种风格的主要特点，辅以理性说明，使向来难以言传的用以评论风格的形象性概念，变得可以言传。这在风格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和贡献，在诗歌风格理论研究上有着特殊的地位32。李清认为，司空图诗论归纳了意境的全盘内容，又精分了意境的种种因素，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关于意境的全面、明晰、确切的概念，超越了前人在意境理论方面的论说33。吴彩娥集中讨论《诗品》所运用的象征批评方法，对《诗品》的“象征素材”、“象征素材给予批评方法之影响”、“意象运用在结构上所发挥的作用”、“象征批评手法所关涉的文学理论”等问题均作了较为仔细的考察分析34。陈国球借用“后设小说”（metafiction）之说而认为《诗品》可说是后设诗歌（metapoem/metapoetry），“因为它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论，二者的界限已经泯灭无存”。借助西方文学概念而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诗品》，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诗品》是有所启示的35。钟子翱对《诗品》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估价，“《诗品》是我国美学史上第一部诗的美学鉴赏论专著”;“《诗品》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后期艺术思潮与审美意趣的转变，并对后世艺术思潮与美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36。黄保真《论司空图的诗歌哲学》认为司空图“创造性地总结了诗歌的艺术规律，建立了系统的诗的哲学”;“《诗品》二十四则中，几乎每一则都涉及诗美的本质、本原问题”，“司空图的诗歌哲学，以‘道’为中心，讲了美的客观精神性;以‘素’为中心，讲了审美的主观能动性，最后，他把诗歌创作归结为主客观的天然契合”。此文第一次提出司空图建立了“系统的诗的哲学”，并力图对这“系统的诗的哲学”作宏观的把握，虽然一些论点也曾引致争议，但其学术见解、质量和努力都有值得肯定者。

肖驰《司空图的诗歌宇宙》37认为，《诗品》“是一部体大虑周的艺术哲学著作”，“司空氏将诗人对于诗美的了悟等同于道家哲人对于宇宙本体的体知，这就把他的诗学放进了一个宏伟的宇宙观的框架中”。“‘雄浑’……表达本体外延的空间复盖的无限性:而《流动》则……表达本体外延的时间贯通的无限性。……这种从宇到宙的论述方法，恰与先秦以来重要哲学家宇宙论的论述一致。……按照宗白华先生的意见，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时空观”。此文思考空间广阔，思考角度独特，有哲学深度，有新的见解，但也不乏可商榷之处。

5、对国外相关介绍、研究的简介

王丽娜《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国外》38和王润华《司空图新论》（1989年）第十二章第六节“世界各国对司空图的研究”都对国外相关研究作了介绍。据王丽娜文所列之《国外学者有关〈二十四诗品〉的翻译研究选目》，20世纪西文、俄文、日文、朝文对《诗品》的介绍或研究，约有30项以上。国外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似乎不够高，王润华说:“在其他国家，司空图很早就受到注意”，但“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有39重大影响力的

学者或著作”。虽然国外相关介绍和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不高，但相信对于增进世界各国对《诗品》乃至于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两位学者的介绍，使我们对截止那时的国外相关研究情况有所了解。

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诗品》研究

1990年以后的《诗品》研究，依旧热度不减，有许多研究和以往的研究一脉相承，也有一些新的研究趋向和研究热点出现。下面分别作简要的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