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文赋》所论及的问题涉及到创作构思、创作方法、表达技巧等方面的内容,并将这些问题提升到文学批评的视域,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并评说近百年《文赋》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文赋》研究无疑是有益和必要的。
《文赋》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也是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中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
就其论域而言,《文赋》所论及的问题涉及到创作构思、创作方法、表达技巧等方面,并将这些问题提升到文学批评的视域,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臧荣绪《晋书》认为陆机“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①。骆鸿凯在《文选学》中指出:“唐以前论文之篇自刘彦和《文心》而外,简要精切,未有过于士衡《文赋》者。顾彦和之作,意在益后生;士衡之作,意在述先藻。又彦和以论为体,故略细明钜,辞约旨隐。要之言文之用心莫深于《文赋》,陈文之法式莫备于《文心》,二者固莫能偏废也。”程千帆在《文论要诠》中也指出:“盖单篇持论,综核文术,简要精确,伊古以来,未有及此篇者也。”
大体上看来,近百年《文赋》研究可分为开创、发展和兴盛三个时期:
一
1949年以前为开创期。
最早的《文赋》研究是附属于《文选》学研究的。由于《文赋》以辞采纷呈、声调流利、富于美感特征的赋体写成,所以被梁代萧统选录进《昭明文选》,在封建社会为士人所普遍诵读。因此,“五四”以前关于《文赋》的研究成果,最值得注重的是历代《文选》注家对《文赋》的校勘和诠释,自唐至清不下三十余家。唐代李善注,为现存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注本。这之后的各家《文选》注本,对其续有补正,对理解《文赋》本文亦不无裨益。其中重要的有方廷硅的《昭明文选大成》、于光华的《文选集评》等,集思广益,收集了大量的资料。1906年,王运曾在《国粹学报》第23期上,引用《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等12条论句,“以己意解之”,专“论诗文体法”;指出“有韵之文”,“专主华饰”,而“无韵之文”,“单行直叙”。“五四”以后,黄侃在《文选评点》中开始以新的思想观点来研究《文赋》;到40年代初,产生了唐大圆《文赋注》②、李全佳的《陆机〈文赋〉义证》③、陈柱的《讲陆士衡〈文赋〉自记》④、方的《陆机〈文赋〉绎意》⑤等论著,由此,《文赋》研究才从《文选》学中独立出来。唐大圆在《文赋注》说:“赋乃韵文之至者也。欲辨文之利病得失,惟赋能备。是故依文为赋,读赋而文理自现;借赋论文,诵文而赋旨愈显。士衡所云‘操斧伐柯,取则不远’者,殆谓是与。杜子美云:‘陆机二十作〈文赋〉。’年仅至冠,而能文理密察如是,则今之青年读之,宜可以愧而知勉矣。余以讲课之暇,闵学子于文章之道,无能问津,欲借《文赋》以畅余所欲言,遂为之注。”这里就表明该著作是他为帮助青年学生作文而注。就其体例来看,已经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开创了把文字校勘、资料笺证和理论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给人以新的视野,对《文赋》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有一定启迪,至今仍是《文赋》研究的必备参考文献。
此外,1927年,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⑥第三章“文学批评史总叙”中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始于《典论》、《文赋》、《流别论》、《翰林论》;30至40年代期间出版的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⑦,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⑧,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⑨,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⑩等也列专节,对陆机的《文赋》进行了论述。同时,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还有西谛的《文赋(读书杂记)》11,荷魄的《陆机〈文赋〉论》12,杨树芳的《陆机〈文赋〉书后》13,朱绍安的《〈文赋〉论文》14,李廷玉的《广陆机〈文赋〉》15,诸有琼的《陆机〈文赋〉论创作的准备》16,《陆机〈文赋〉论“运思”》17,《陆机〈文赋〉论“辨体”》18,范宁的《陆机〈文赋〉与山水文学》19,逯钦立的《〈文赋〉撰出年代考》20,陆侃如的《关于〈文赋〉——逯钦立先生〈文赋撰出年代考〉书》21,朱东润的《陆机年表》22等。这些批评史与论文筚路蓝缕,对《文赋》中所涉及到的“天才”、“学力”、“情感”、“想象”、“感兴”等审美创作构思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阐述,揭开了现代《文赋》研究的序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的看来,早期《文赋》研究的特点是侧重积累和考辨原始资料,大都侧重于注,在思想审视中多为随感性的议论而少绵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总体研究水平尚低,大部分论著和文章都属于评介性质,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虽有创作的准备、论“运思”、论“辨体”、论山水文学等几个专题,也很少作深度探索,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问题讨论。
二
1950至1985年是《文赋》研究的发展期。准确点说,这一时期的《文赋》研究只是在1959至1963与1978至1985这两段时间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余时间则一片沉寂。据张少康统计,1959至1963年,发表论文17篇。高潮出现在1978至1985年,发表论文42篇。其中有关《文赋》撰年考辨的12篇,序跋评介和书后札记约3篇,涉及理论研究的40余篇。在这一阶段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张少康的《文赋集释》(1984)、张怀瑾的《文赋译注》(1984),在校注方面网罗古今,择善而从,开始重视释义研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念和理论术语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