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赋》研究述评(1)

【内容提要】
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文赋》所论及的问题涉及到创作构思、创作方法、表达技巧等方面的内容，并将这些问题提升到文学批评的视域，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并评说近百年《文赋》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文赋》研究无疑是有益和必要的。

《文赋》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也是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中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

就其论域而言，《文赋》所论及的问题涉及到创作构思、创作方法、表达技巧等方面，并将这些问题提升到文学批评的视域，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臧荣绪《晋书》认为陆机“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①。骆鸿凯在《文选学》中指出:“唐以前论文之篇自刘彦和《文心》而外，简要精切，未有过于士衡《文赋》者。顾彦和之作，意在益后生;士衡之作，意在述先藻。又彦和以论为体，故略细明钜，辞约旨隐。要之言文之用心莫深于《文赋》，陈文之法式莫备于《文心》，二者固莫能偏废也。”程千帆在《文论要诠》中也指出:“盖单篇持论，综核文术，简要精确，伊古以来，未有及此篇者也。”

大体上看来，近百年《文赋》研究可分为开创、发展和兴盛三个时期:

一

1949年以前为开创期。

最早的《文赋》研究是附属于《文选》学研究的。由于《文赋》以辞采纷呈、声调流利、富于美感特征的赋体写成，所以被梁代萧统选录进《昭明文选》，在封建社会为士人所普遍诵读。因此，“五四”以前关于《文赋》的研究成果，最值得注重的是历代《文选》注家对《文赋》的校勘和诠释，自唐至清不下三十余家。唐代李善注，为现存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注本。这之后的各家《文选》注本，对其续有补正，对理解《文赋》本文亦不无裨益。其中重要的有方廷硅的《昭明文选大成》、于光华的《文选集评》等，集思广益，收集了大量的资料。1906年，王运曾在《国粹学报》第23期上，引用《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等12条论句，“以己意解之”，专“论诗文体法”;指出“有韵之文”，“专主华饰”，而“无韵之文”，“单行直叙”。“五四”以后，黄侃在《文选评点》中开始以新的思想观点来研究《文赋》;到40年代初，产生了唐大圆《文赋注》②、李全佳的《陆机〈文赋〉义证》③、陈柱的《讲陆士衡〈文赋〉自记》④、方的《陆机〈文赋〉绎意》⑤等论著，由此，《文赋》研究才从《文选》学中独立出来。唐大圆在《文赋注》说:“赋乃韵文之至者也。欲辨文之利病得失，惟赋能备。是故依文为赋，读赋而文理自现;借赋论文，诵文而赋旨愈显。士衡所云‘操斧伐柯，取则不远’者，殆谓是与。杜子美云:‘陆机二十作〈文赋〉。’年仅至冠，而能文理密察如是，则今之青年读之，宜可以愧而知勉矣。余以讲课之暇，闵学子于文章之道，无能问津，欲借《文赋》以畅余所欲言，遂为之注。”这里就表明该著作是他为帮助青年学生作文而注。就其体例来看，已经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开创了把文字校勘、资料笺证和理论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给人以新的视野，对《文赋》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有一定启迪，至今仍是《文赋》研究的必备参考文献。

此外，1927年，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⑥第三章“文学批评史总叙”中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始于《典论》、《文赋》、《流别论》、《翰林论》;30至40年代期间出版的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⑦，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⑧，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⑨，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⑩等也列专节，对陆机的《文赋》进行了论述。同时，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还有西谛的《文赋（读书杂记）》11，荷魄的《陆机〈文赋〉论》12，杨树芳的《陆机〈文赋〉书后》13，朱绍安的《〈文赋〉论文》14，李廷玉的《广陆机〈文赋〉》15，诸有琼的《陆机〈文赋〉论创作的准备》16，《陆机〈文赋〉论“运思”》17，《陆机〈文赋〉论“辨体”》18，范宁的《陆机〈文赋〉与山水文学》19，逯钦立的《〈文赋〉撰出年代考》20，陆侃如的《关于〈文赋〉——逯钦立先生〈文赋撰出年代考〉书》21，朱东润的《陆机年表》22等。这些批评史与论文筚路蓝缕，对《文赋》中所涉及到的“天才”、“学力”、“情感”、“想象”、“感兴”等审美创作构思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阐述，揭开了现代《文赋》研究的序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的看来，早期《文赋》研究的特点是侧重积累和考辨原始资料，大都侧重于注，在思想审视中多为随感性的议论而少绵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总体研究水平尚低，大部分论著和文章都属于评介性质，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虽有创作的准备、论“运思”、论“辨体”、论山水文学等几个专题，也很少作深度探索，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问题讨论。

二

1950至1985年是《文赋》研究的发展期。准确点说，这一时期的《文赋》研究只是在1959至1963与1978至1985这两段时间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余时间则一片沉寂。据张少康统计，1959至1963年，发表论文17篇。高潮出现在1978至1985年，发表论文42篇。其中有关《文赋》撰年考辨的12篇，序跋评介和书后札记约3篇，涉及理论研究的40余篇。在这一阶段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张少康的《文赋集释》（1984）、张怀瑾的《文赋译注》（1984），在校注方面网罗古今，择善而从，开始重视释义研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念和理论术语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

本期的重心有向理论开掘转移的趋势。其显著特点是学者们大都站在现代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元话语对《文赋》进行审视和诠释，可谓面目一新。尽管一些研究者存在生搬硬套的缺点，思想上具有片面性，并给《文赋》研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话语的更新无疑给《文赋》研究带来活力，极大地提高了理论研究的水平。

有关陆机写《文赋》的宗旨的讨论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陆机写《文赋》的宗旨是为了解决创作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所论以创作构思为中心，主要是论述“作文利害之所由”，其论域涉及到文学创作的表达技巧和艺术效应等方面的问题，其元话语可追溯到传统儒家的教化工具主义和道家的传统审美主义。围绕着《文赋》论域的这一特点，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展开了应该怎样评价《文赋》的热烈争论，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文赋》的倾向是形式主义的。如景卯就在《关于〈文赋〉一些问题的商榷》23一文中认为，《文赋》强调的是形式技巧，还崇尚文章的巧、妍和声律，以为作品的内容不成问题，从而“陷入了形式技巧的泥坑”。景文以陆机创作思想受道家审美自由主义影响为立论基点，结合对《文斌》内容的分析，指出《文赋》所主张的创作动机论是“消极哀伤”的，“找不出什么进步意义”。陆侃如在《陆机〈文赋〉二例》24一文中也认为，《文赋》“总的倾向是把艺术形式放在主要地位，而把思想内容放在次要地位”，是“重形式而轻内容”。它每在内容、形式二者并举之后，发挥常常侧重艺术形式方面，二者并列不一定意味着二者并重;不能笼统地说《文赋》“提倡创新”，实际上它“辞”主创新，“意”主因袭。郭绍虞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也认为《文赋》“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主张作具体分析，反对“粗暴地贬低《文赋》的价值”。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文赋》“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郭绍虞在《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25中批评陆侃如片面地理解《文腻》中的“意”，指出“意”可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意义之意;第二种是指通过构思所形成的意，它随作者的表现手法而不同;第三种指结合思想倾向的意，即所谓思想内容。三者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基于这样的分所，郭文进而说明《文赋》创新的主张包括“辞”和“意”两个方面，而《文赋》所说的“意”是指“意和辞通过构思而统一”的“意”，并不等于思想倾向。

另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提出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文赋》尽管存在一些局限，但总的说它是优秀的文艺理论。如晏震亚就在《如何评价〈文赋〉》26一文中针对景卯的文章提出反驳，指出《文赋》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反形式主义的。周振甫在《读陆机〈文赋〉》27文中通过对《文赋》在古代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对古代文论的发展两个方面的分析，也强调指出《文赋》“是古代杰出的文艺理论”、“杰出的创作论”。夏承焘《关于陆机〈文赋〉的三个问题》28也认为《文赋》“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有它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且指出它本身毕竟是一篇赋，多少带有一些诗意，其中所说“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是说为文之难，不能尽如作者的意图;“吾末识夫通塞之所由”句，可以用赞叹的语气来体会，不必板滞地依文字作实义解，如果只根据这句话就给陆机扣上“不可知论”、“神秘主义”的帽子，显然是不恰当的。

这段时期，学术界对于《文赋》的看法比较一致，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其加以肯定评价。如张文勋在《关于〈文赋〉的几个问题》29中说，把《文赋》放在魏晋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反对重视思想内容而忽视艺术，也反对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思想内容，而要求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倡导之功以及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不应抹煞。牟世金《〈文赋〉的主要贡献何在》30联系当时整个学术、文艺思想发展的背景，研讨《文赋》的主要贡献，指出《文赋》提出了以艺术构思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论，注意到从如何表达内容出发来论创作，更注重文学艺术的美的创造。

关于《文赋》与六朝文风关系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关注的重点。对《文赋》贬多于褒的学者，往往将其看成六朝不良文风的倡导者。如景卯就认为“西晋太康时期文学上受道家思想影响而趋于哀伤的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开始发展，陆机个人的身份与性格，决定了他对于魏以来贵族文学的这个总结。他本人的创作表现与这篇论文的观点完全一致。他实是六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开先人”。陆侃如在《陆机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31文中也认为，在陆机的时代，绝大部分人都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而陆机正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对《文赋》给以充分肯定的学者，则提出截然相反意见。如晏震亚指出:“一方面他（引者按，指陆机）批判了两汉形式主义的文学风尚（主要指辞赋），一方面也是对晋代形式主义文学发展的抵制，因而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应当充分给以肯定。”牟世金在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复古”和“新变”两股思潮之后也指出:“《文赋》注意到从如何表达内容出发来论创作，抵制了过分追求辞采藻饰的形式主义倾向;更注重文学艺术的美的创造，反击了复古主义恶流。”

在《文赋》与六朝文风的关系问题上，历来将六朝不良文风的泛滥归咎于陆机的论者，总是以《文赋》所说“诗缘情而绮靡”作为一个主要论据。万曼在《读〈文赋〉札记》32中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指出，《文赋》不谈“言志”而主张“缘情”在当时“是一个新主张”，尽管有“偏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的局限性，但反映了魏晋以来个人意识的觉醒，诗歌创作要摆脱一切封建礼教的束缚以打开一个新局面的发展趋势，这在当时“有其进步的一面”。周汝昌在《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33中也指出，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已经对“缘情绮靡”这四个字产生了误会、错解，因而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也影响了大家对《文赋》的评价，不应由陆机替“诗道之坏”担负责任。周文通过深入剖析，力求探明陆机的原意，认为陆机所说的“缘情”与“言志”、“闲情’、“艳情”、“色情”无涉，也并非只限于消极哀伤一个方面，而是泛指感情的“性能”或“状态”，所说“绮靡”与“侈丽”、“浮艳”、“绘画横陈”无涉，而是李善注所说的“精妙之言”的意思，以此表明了诗确是比其它文体要精妙得多——细密精致、蕴蓄微妙得多;陆机所说“缘情”、“体物”，其用意不止于说明诗与赋的区别，也兼表“情”与“物”的联系，没有重“情”轻“物”的倾向。这些对“缘情”说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的解读，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文赋》的出现，表征了汉以后传统审美主义元话语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审美情趣，给晋宋以后的审美风尚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饶宗颐《陆机〈文赋〉理论与音乐之关系》34通过陆机“借乐理以发挥文理”这一特点的深入探讨，说明了这一转变与影响，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一时期，对《文赋》的思想来源也进行了讨论。陆机出身于世代儒家门第，祖先陆绩是著名经学家，据《晋书·陆机传》载，他本人自幼即“服膺儒术，非礼不动”。《文赋》强调“颐情志于典坟”。论文体风格，要求“禁邪”、“制放”，似渊源于孔子的“思无邪”之说;末段论文学的社会作用归结到“济文武”、“宣风声”，等等。据此，历来都认为陆机写《文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视《文赋》为儒家文论话语。

景卯最先提出陆机的创作思想受道家审美主义的影响，并以之作为否定《文赋》的基本根据。张少康《谈谈关于〈文赋〉的研究》35认为景文所说《文赋》主要受道家审美主义的影响是事实，但不同意对之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认为应该肯定道家审美主义对艺术创作曾经起过有益的和积极的影响，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赋》所反映的道家审美主义的影响:一是陆机明确地站在道家所主张的“言不尽意”一边，《文赋》所说“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等，表现出道家的观点。二是十分强调道家深观物化的“虚静”之说，如:所说“玄览”，即是“虚静”之意;构思时要“收视反听”，文思蹇塞时应“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这都是指的虚静境界。三是重视灵感的作用，将灵感归结为“天机”，强调创作成败决定于自然天资，非人力所可强求，这正是老庄审美主义的表现。张文明确断言:“《文赋》的创作思想主要是受道家审美主义的影响的。”

钟翔《〈文赋〉是怎样探索创作规律的》36从陆机受时代哲学思潮影响的角度，也提及《文赋》对言意关系的看法，指出《庄子》早就提出的言和意的矛盾是魏晋玄学的一个主要论题，这场哲学上的辩论对陆机有影响，所以他把言意关系问题引入了创作理论。陆机既承认言意之间存在矛盾，又主张写作时应该力求解决这个矛盾。陆机还提出了意物关系。从“言”来讲，是要求完美地表达“意”;从“意”来讲，则要求准确地反映“物”。一篇作品要达到主观和客观、语言和思想的统一。

另一个争议较多的是《文赋》的撰年。杜甫《醉歌行》中有“陆机二十作《文赋》”之句，后人往往据以断定《文赋》的撰年。清初何义门曾对此表示过不同见解，说社甫误解了李善注所引臧荣绪《晋书》（《义门读书记》）;王鸣盛则认为杜甫“殆别有所据”（《十七史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