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越民族考(1)

　　摘要：文章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对濮、越进行了探讨，认为濮、越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后由于历史原因，濮人不断向西、南、西南迁徙，到达了我国西南地区，与部分越人错居杂处，魏晋以后濮、越皆被称为僚，最后越人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族，而濮人除部分融合于越系、氐羌系民族外，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现代的仡佬族。
　　关键词：百濮；百越；源流；考古学文化
　　
　　濮、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大的族群，由于其分布地域广、支系较多且社会经济发展不一，因此也被称为百濮、百越。纵观我国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诸多学者已开始关注濮、越系民族的研究，如罗香林、徐松石、谭其骧、林惠祥、杨成志、朱希祖、郑啸痒等，发表了大量文章，主要从历史文献角度对濮、越系民族进行了探讨。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濮、越系民族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学者们纷纷发表论著，深入研究有关濮、越的问题。①[注：参见陈国强：《百越民族史的研究情况和几点设想》，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此期的研究方法较前有了重大进步，开始关注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而八十年代成立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更促进了学界对百越系民族的关注和研究，多次召开了百越史研讨会，出版了一批论著，为我们今天认识濮、越系民族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启示。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古代百越、百濮系民族的专门研究肇始于解放前，而研究高潮则集中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百越，对百濮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大多数的研究者从文献的角度对濮、越系民族作了探讨，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对濮、越系民族，特别是濮系民族的探讨则不多见；对百濮、百越的关系问题仍各执异见，尚无定论。
　　对濮、越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濮、越是名称不同的同一族系；有的认为濮、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有的则认为要辨证分析，濮系民族中有一部分属百越，有一部分属孟高棉语族。我们认为，古代的濮、越系民族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族群，后由于其居地接近且混居杂处，致使两者很多文化习俗、生活习惯颇为相似，并有相互融合之现象，以致给我们今天认识这两个族群带来了困难，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而多数学者也认为，古代百越、百濮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除部分与汉族、彝语支民族融合外，极大部分分别形成今天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族、苗瑶语族中的仡佬族。而战国以后分布于西南地区的濮人，应辨证看待，因为“在古代对民族的记载和分类并不十分科学和严格的情况下，往往出现用同一名称代表不同民族，或不同名称代表同一民族的情况”〔1〕。所以，正确认识百越、百濮之源及其关系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对民族源流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讲，除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民族学资料外，还必须充分考虑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一种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就准确对应某一民族，但考古学文化中反映出来古代居民在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特点又与古代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下面我们重点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濮、越及其关系，并试图对濮、越系民族特别是濮系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进行探索。
　　
　　一
　　
　　据文献记载，古代的百越是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和南方地区的一个大的族群。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上海、浙江、福建、广西、广东、台湾、海南、贵州、云南等地均是古越族的活动地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上述地区发现、发掘了大量的“百越文化”遗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和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江西修水山背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圆山、凤鼻头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据研究，在上述百越活动的区域内，“与作为百越考古文化代表器物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的分布地区，不仅基本重合，而且这些器物总的说来都由当地土著先民所创造，这就有力地证明百越乃是当地土著先住民的后裔。”〔2〕(P27～28)
　　考古资料证实，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特别是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东南到云贵高原都有带肩石器和有段石锛出土，这些石器的主人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
　　南京及其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南京市内北阴阳营为代表。以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为代表的遗存，石器都磨制得很精致，主要是斧、铲、锛、凿、锄、刀、纺轮等垦植、手工业工具，反映出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扁平石斧或石铲较多。石锛中除常型石锛外，还有长条形、宽长方形一面呈弧背或显出横脊的〔3〕(P141)，这也许是有段石锛在当地发展的雏形。总体而言，分布于长江下游苏皖地区的“湖熟文化”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就是当时越人的文化，当地即为越人的传统聚居地之一。
　　江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包括时代较早的洞穴文化，以万年仙人洞下层为代表，晚期的文化遗址以清江营盘里、筑卫 城中下层、修水山背跑马岭遗址下层为代表。其晚期的石器磨制精细，主要有各种形式的有段石锛、石斧、石刀和石镞等。数量较多、富于特色的是大型厚重长条有段石锛，段脊突出，下段比上段长。石斧中除较多的长条形或扁平长方形石斧外，个别的两面有段石斧和长柄斜双肩石斧，比较特殊。当时主要从事栽培水稻的农业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40页。同见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考古三十年》，载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从文化特点及其分布地区推断，万年类型文化属越族文化的可能性更大。”刘美崧：《试论江西古代越族的几个问题》，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具体而言，江西的越人是当时活动于荆楚的东南边、越国的西边即今天安徽、江西及江苏相邻地区的被称为“干越”的那部分越人，曾建立过干国，后为吴国所灭。　　浙江的新石器时代曾经历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三个发展阶段〔4〕(P220)。三者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所反映出来的族属应是农业定居的民族。马家浜文化包括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崧泽类型是由马家浜类型直接发展来的。崧泽类型的生产工具，石器磨光精致，有宽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斧、扁石锛、条形锛、石凿等〔3〕(P145～156)。良渚文化的石器很发达，除大量的石梨、石斧、石刀、石镰、石箭头外，“有扁薄的常型锛和有段锛共存”〔4〕(P218)。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其中、下层文化的石器工具都以石锛为最多。此外在中层出现了石镰、小石锛和极少的起脊有段石锛。福建地区有段石锛沿用时间较长，盛行期似已至青铜时代，平面多呈长方形和梯形〔3〕(P158)。台湾大坌坑文化是中国东南海岸新石器文化的一环。圆山文化是大坌坑文化的直接承继者，其出土遗物中的石器多磨制，以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最多。圆山贝丘出土的有段石锛与江西修水山背遗址、福建长汀河田遗址、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有段石锛器形相似，属高级型；而有肩石斧则与广东中部的番禺、宝安及海南岛出土的有肩石斧器形相同。与圆山文化同时的还有凤鼻头文化，其文化特征与福建闽侯昙石山贝丘文化颇多相似，应属于东南海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5〕(P262～266)。上述浙、闽地区是文献所载于越、闽越、东瓯等越人的主要活动区，而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的高山族的先民夷州人，在族源上与闽越具有密切的关系林惠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21页。，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广东西樵山遗址里广泛发现典型的双肩石斧，椭圆形和梯形石斧、扁平锛、双肩长身锛、有段石锛等各种打制或磨制的器形。西樵山诸地点普遍存在以双肩和梯形斧锛为代表的石器文化，而盛行于珠江流域的有的双肩石器直到青铜时代还在继续使用。曲江石峡文化的石器生产工具多通体磨光，其中石锛分长身锛、梯形锛、有段锛和有肩锛四种。后者具有地区特色，其双肩成直角形，这时期数量还较少。石峡文化与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诸原始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石峡墓葬出土的有段石锛、NB179、盘式鼎和多种鼎足等，与清江筑卫城下层、修水山背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3〕(P163～166)广东地区是战国时南越人的聚居区，曾在该地建立过南越国，后为汉所并。广西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甑皮岩遗址的发掘表明早期的人们已过着农业定居生活，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多用砾石制作，仅刃部磨光，以扁圆石斧、石锛和短柱形石杵为主。在桂南、桂西、桂西南也发掘出了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为代表器形的大量石制生产工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三十年来广西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广西乃是古西瓯居地，南与海南、越南之骆越杂居，关系较为密切。
　　云南的西双版纳、文山及滇池区域出土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屡有发现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同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贵州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出土的全部石器中，有肩、有段的斧（锛）占一定比例。如威宁、水城两地的三十八件石锛中，有段石锛达十一件贵州省博物馆：《“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贵州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这表明，古代的云贵地区是有百越系民族分布的。
　　此外，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几何印纹陶是百越系民族的又一突出考古学文化特征。
　　“几何印纹陶”是指那些器表上拍印着几何形花纹的夹砂质、泥质软陶和硬陶器，其中也包括现在一般所称谓的釉陶器和原始瓷器。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试谈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分期和断代》，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从长江下游的安徽、杭嘉湖和南京地区，到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台湾及江西、广东、广西、海南、云贵均有几何印纹陶的分布，这种陶器往往与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并存，出土于同类文化遗址中。总体而言，由于这种陶器分布的地域很广，各地几何印纹图案不尽相同，陶器种类的组合也有差异，但基本的制陶工艺是相同的。反映出了同一族系存在大量不同的分支。
　　分布于赣江、鄱阳湖流域的吴城文化是江西几何印纹陶的代表。吴城文化和江苏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以及太湖流域以上海马桥遗址四层、福建闽江流域以黄土仑墓葬、广东潮汕平原以饶平浮桥墓葬、粤北地区以石峡中层与第四期墓葬等为代表的诸文化遗存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都属于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它们之间有些因素是相似的，除其有段石锛等石器颇为相似之外，其纹饰之方格纹、云雷纹、席纹、叶脉纹等几何形印纹，除饶平墓葬较为少见，其它各处见到的也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地和瓯江水系四个区域，其印纹陶特征，除瓯江水系的面貌和福建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另外三个区域的总特征还是接近的。它们既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又较多地继承了河姆渡文化的因素〔4〕(P220)。说明各地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点之外，还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现象。
　　福建的几何印纹陶遗存以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和黄土仑遗址为代表。据研究，闽江下游几何印纹陶的发展，第一阶段文化内涵的许多特点与浙江马家浜下层、河姆渡第二层的文化内涵相似；第二阶段文化内涵中的某些因素与浙江良渚文化较接近，和江西清江筑卫城下层及广东石峡下层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而第四阶段的黄土仑遗存，陶器上的造型特点有中原及江西清江吴城商晚周初器物的作风王振镛、林公务：《闽江下游印纹陶遗存的初步分析》，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在台湾，以绳纹、划纹粗砂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下层有打、磨石器和绳纹粗砂陶共存的文化遗存，广西东兴贝丘遗址以绳纹、划纹、篮纹粗砂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以及广东潮安陈桥贝丘遗址以绳纹、划纹、红色彩绘粗砂陶为主的文化遗存相似，普遍出土器形简单的粗砂绳纹圜底罐〔5〕(P263)。这些遗存显示出共同的文化特征，反映出属于百越系不同支系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广东地区也是几何印纹陶的发现核心地。石峡遗址是其代表。石峡遗址几何印纹陶三个时期的叠压关系，在广东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研究该地区几何印纹陶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朱非素、彭如策、刘成德：《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233页。广西几何印纹陶上的夔纹和雷纹与广东北部山地和东部地区的几何印纹陶作风是一致的。广西的几何印纹陶的花纹装饰很可能是在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其分布地域来说，位置偏于桂东北，与广东北部大面积的几何印纹陶地区相衔接，和湖南南部的印纹陶地区也相衔接。因而我们认为，分布于广西以夔纹、雷纹为主的几何印纹陶可能是从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传入的，但已与本地原有的制陶工艺相结合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几何印纹陶的分布概况》，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246页。湖南出土的几何印纹陶既有它的时代共性，也有其地区特点。从目前湖南出土的印纹陶分布情况看，大部分在与江西接壤的湘东与两广相接的湘南和湘中一带，说明它的发展趋向是从东南向西延伸的，湘西和洞庭湖沿岸则少见。高至喜、周世荣：《略谈湖南出土的印纹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广东、广西、湖南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和传播，表明当时越人的互动和交流。
　　至于云贵高原地区，在云南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云县忙怀、晋宁石寨山、昭通闸心场等地出土过印纹陶，且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但与南方的几何印纹陶相比，其分布范围较小，数量极少，而且不占主导地位。阚勇：《云南印纹陶文化初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但也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代越人的一支已分布、活动于云贵地区。
　　综上所述，与有肩、有段石器并存的几何印纹陶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青铜时代，时间跨度达二三千年，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下游、东南和岭南地区，西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据研究，其分布范围与文献所载之百越族群的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此外，我国学界也普遍认为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是古代百越系民族比较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而百濮系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及其分布地域与百越的迥异，表明古代的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二
　　
　　百濮是我国古代分布于南方的又一大族群。最早的文献记载其曾活动于江汉地区。而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范围大体以河湖密布的江汉平原为主要地区，西及三峡一带，南达洞庭湖滨，向北包括汉水中游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连结的鄂西北和河南南阳地区，它们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或者关系十分密切，因而被概称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5～136页。同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80页。主要包括了相继发展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均为农业定居。
　　大溪文化遗址主要有四川巫山大溪、巫山县城，湖北秭归朝天咀，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堡岛，宜都红花套、古老背，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蔡家台（下层），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等。主要集中在川东、湖北和湖南。石器生产工具一般多磨制，但通体精细磨光、棱角分明的器形很少。石斧中多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的一种，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为厚。陶器以红陶为主，一般略带橙红颜色，越到晚期红陶比例越有递减的趋势。粗陶器除夹砂、蚌末外，另有单纯用碾碎的稻壳作为羼和料。均系手制。器表多素面磨光。泥质红陶普遍加施红衣。主要纹饰有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镂孔和绘彩，个别器物上拍印浅篮纹，缺乏绳纹。戳印纹是大溪文化最具特征的纹饰，系用圆形、半圆、新月、三角、长方、方形、工字形等各种式样的“小戳子”，在器表深深戳印而成，通常成组地饰于陶器圈足部。彩陶数量不多。屈家岭文化的分布遍及江汉地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鼎盛时期向北发展到南阳盆地，向南进入洞庭湖地区，在湖北地区重要的地点有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遗址群、钟祥六合、随州西花园、宜城曹家楼、枝江关庙山等遗址。京山屈家岭是这一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文化遗存中包含的斧、锛、凿和穿孔石铲等石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常见的实心和空心陶球上刻划条纹、篦点纹，并在交叉点上配以凹点或圆孔，这类陶球与大溪文化的极为相象。后期新出现了较多的彩陶纺轮，它是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之一。彩陶纺轮多施橙黄色陶衣，在单面和周边绘红褐色彩纹。陶器中灰陶较多，黑陶次之，余为黄陶和红陶。夹砂陶的羼和料选用砂粒或陶末。仍处在手制阶段，有些经过慢轮修整。石家河文化（亦称青龙泉三期文化）某些因素如鼎、红陶杯、折腹壶形器、高瓴罐、高圈足豆都是承袭了屈家岭文化的特点，自身特征是以灰陶为主，除较多的素面和磨光者外，普遍饰篮纹，还有些附加堆纹、方格纹、绳纹等。具备一套自身特点的器物群。石家河文化面貌在当阳季家湖、随州西花园、房县七里河等不同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共性，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是这一文化的中心区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走向衰落。

　　综观上述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文化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在百濮发展的早期，其考古学文化特征除受周围地区的影响之外，另有自身的文化特点，我们试以归纳如下：其一，分布地域：主要分布在川东、鄂西、鄂西北、鄂南、湘北等江汉地区；其二，生产工具：石器有斧、锛、凿、铲，石斧多为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为厚，磨制较为粗糙；其三，陶器：经历了红陶—黑陶—灰陶的发展，并伴有彩陶出现，纹饰较典型的有戳印纹、篮纹，此外也有弦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基本上均为手制。　　据记载，濮人最早居住在今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即古荆州地区。其地，商以前为三苗所居。商、西周时的濮人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族群，分布在华夏族的正南，即今重庆、湖北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结合其他文献所载来看，濮人就主要分布在今重庆东部、湖北的南部，即春秋时所说的“濮在楚南”或“濮在楚西南”(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正义注引刘伯庄云，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694页。。在此之前该地的考古学文化就应是上述之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也就是说，濮人及其先人的考古学文化应该属此范围无疑。战国以后，原活跃于江汉地区的百濮就鲜见于文献记载，这主要是由于与濮人居于相同地域的楚国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消灭了作为政治实体的濮，凌纯声先生从对《九歌》的研究中也认为，当时的“濮僚”人是楚国的被统治民族石钟键：《凌纯声的铜鼓研究——译凌文代序》，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资料集》，第147页。。其时，濮的基本地区或曰中心地带，应在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区和“五溪”一带，其文化影响，南面可能已到达长沙和长沙以南地区。西周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而受到楚国镇压的濮人则向其分布区的西边、南边、西南边迁徙移动，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所以江汉地区基本上已见不到濮人，而汉晋以后，关于百濮在西南地区的记载则大量见于文献王文光、段丽波：《昆明族源流考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