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统一不是《南史》与《北史》的主题(1)

10年前，一篇回忆文章讲，毛泽东曾“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①]这之后，涉及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论著，几乎都称赞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完全继承”并推进了其父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笔者曾明确表示过：“李延寿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其父李大师‘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②]由于参加的是集体项目，限于体例、篇幅，未能展开论述。1986年、1987年又相继有文章、出版物论述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李延寿在其父开辟的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业绩――《南史》和《北史》。这些论作言南、北二史倾向统一的思想，主要论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二是对南、北之间战争的处理；三是南、北二史的“互相贯通”，虽为二书，实则已合二为一。[③]本文即由此入手，对《南史》、《北史》重新作一番考察。

一

遍查史籍，并没有关于李延寿本人谈《南史》、《北史》的修撰是倾向统一之类的记载。人们为了说明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倾向统一，无一例外地都要引录《北史·序传》中的这段文字：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这段叙述表明的，仅仅是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论者则多以其为李延寿修撰南、北二史的唯一背景，既未从中认真分析李大师著述之志的核心和他那超人的史识，又没有考察这一思想是否只对李延寿一人产生影响，结果造成人们对南、北二史修撰目的的不同认识。

李大师是经历过南、北分裂到隋、唐初两度统一的人，饱受了南北对峙、互为敌国所带来的灾祸和苦楚，因而热切地希望统一、安定。统一的隋政权的建立，使他能够用统一的观点去看待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因而也必然对反映割据政权的史学著作感到不满意。李大师考察了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学著作之后，认为它们存在的通病主要有两点：一是南北相互仇视，即所谓“南书谓北书为‘索虏’，北书指南书为‘岛夷’”。具体所指，即沈约《宋书》立《索虏传》、萧子显《南齐书》立《魏虏传》叙拓拔魏史事，魏收《魏书》立《岛夷传》记南朝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等史事。二是由于这类历史著作都以某一政权为中心，因而“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加之偏见、避讳，“亦往往失实”。同是在统一的隋政权之下，李大师的这一见解却不为其他史学家所具有。无论是魏澹、王劭，还是牛弘、姚察、李德林，谁也没有站到李大师的高度，提出过这样的卓识！即使在唐高祖武德（618－626）年间，也未见有哪一个史学家具有这样的史识。在这一点上，李大师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史学家。在统一隋政权建立后萌生的这一著述之志，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方才获得机会，开始准备修撰。

为了“改正”原有各史存在的上述弊端，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李大师制定了明确的著述方针，即“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这12个字，既鲜明地表现了他倾向统一的思想，又明白地确定了他进行编纂的方法和体裁。《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以自己观点为主编纂的一部抄撮、整理之作，李大师“拟《吴越春秋》”就是要以自己倾向统一思想为主干，借用已有史籍的史料改写南北朝史。可以看出，李大师的着眼点在改变史书的观念上，并不着重史料的重新搜求、考辨。“编年以备南北”，应当注意的是“备”这个字，它强调完整、完备，即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完整性，就是说，用编年体将南北朝史完完整整地具于一书。这一点，是李大师著述之志的核心所在！当时，史书体裁是断代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将南北朝史完整地具于一书，要么用编年体，使南北朝史“同年共事”，打破政权界限，突破地域隔膜；要么像司马迁《史记》那样，融域中各政权于一书。相对来讲，编年体年经月纬，叙事必须突破政权、地域的界限；“同年共事”的特点，不仅可以避免叙述上的详此略彼，尤其利于克服因主观敌视、偏见所造成的失实，易于以统一的思想编纂分裂时期的历史。李大师所指陈的南北朝时期史书的弊端，主要存在于几部传世的断代纪传史中，这恐怕也是他舍纪传而择编年的一个因素吧。“编年以备南北”，打破政权界限、突破地域隔膜、完整地融南北朝史于一书，既是李大师倾向统一著述宗旨的关键，又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遗憾的是，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大规模修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前一年，李大师过早地故去，成为“没齿之恨”，他未能看到贞观年间修成的南朝梁、陈，北朝齐、周之史都已不再有多少相互仇视的情绪了。

李大师去世后，第4子李延寿“思欲追终先志”，挑起修撰重担。然而，李大师去世后15年间，李延寿并未从事“追终先志”的工作。这15年，他主要的史学活动是参加修撰《隋书》、《晋书》、《五代史志》。参预《隋书》修撰时，在秘书内省对未见的梁、陈、齐、周、隋五代旧事，“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后来参预修撰《晋书》，又“复得勘究宋、（南）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参预《五代史志》的修撰，“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李延寿把他参预这些官修前代史的活动都视为修撰南、北二史的准备，研究《南史》、《北史》的论作也都承认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又都无视唐初官修前代史对李延寿的影响？为什么无人认真检索一下这些官修史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认识呢？

太宗贞观三年（629）至贞观十年（636）数年间所撰成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都是分别记载南北朝时期的4个割据政权的史书。在这4部断代纪传史中，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现象早已无踪影了。由于是在统一皇朝组织下集体修撰，南书不再用专篇叙北，北书亦无需立传记南，而是各书本国，相互仇视的情绪在修史者心目中早已一扫而光了。李渊的“胡越一家”、李世民的“爱之如一”的思想，首先是在这几部官修前代史中得到贯彻的。《北史》立《僭伪附庸传》记北魏所吞并诸政权，是受《晋书》立《载记》的影响，这一点连李延寿本人也是承认的。[④]如果说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推进李大师倾向统一思想的，首先应该是唐初的这几部官修史，而不是南、北二史。《南史》、《北史》“连缀改定”南、北八书，即使没有李大师的“遗志”，也必然会像《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那样取消“索虏”、“岛夷”等类传。说到“通观全局”“总揽南北”，这也不是南、北二史所独具的特点。尽管《周书》的修撰目的是表明西魏－北周－隋－唐政权转移的“系统”关系，追述“国家二祖”即唐高祖李渊之祖李虎、父李暤摹肮σ怠盵⑤]，但其断限的上移，记述空间的扩大，突破北周政权时空范围的特点，历来被学者所称道。赵翼曾赞之曰：

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月更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⑥]

不仅本纪，列传亦记南朝事。梁宗室岳阳王萧詧脱离萧梁，另建后梁，《周书》专立《萧詧传》详述其事。这种统通观全局、总揽南北的记述，显然只有在统一皇朝之下，消除了相互仇视情绪，才能做到。《周书》的这一特点，丝毫不逊于南、北二史中相类似的记载。用所谓“通观全局”的特点来肯定李延寿推进其父倾向统一思想，也不要忘记在《南史》、《北史》成书20多年前的《周书》中早就有了“总揽南北”的成功之笔！总之，在表现民族关系方面，梁、陈、北齐、周、隋、晋6部官修史都先于南、北二史而具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有的并不亚于李延寿，为什么要突出在后者而忽略在前者呢？在李大师去世到《南史》、《北史》成书奏上的整整30年间，已有6部倾向统一或者就写统一的史书问世，李延寿在表现民族关系方面并没有多少超越上述6部官修史之处，这一事实是应该正视的。

《南史》、《北史》最受推崇的是，《南史》把南朝宋、齐、梁、陈前后衔接的4代的历史串联起来，《北史》把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6个衔接或并存政权的历史贯串起来。这种不以某一个政权的兴亡为断限，而把若干个政权的兴替史贯串起来的做法，在历史编纂上有一定的创见性，产生过影响。串联南朝4个政权的历史，比较容易；贯串北朝6个政权的历史，则需要见识和能力。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出现北朝中的对峙。东、西魏又先后为北齐、周取代，一度并存。以后，北周灭掉北齐，隋又取代北周，最终统一南北。北朝历史脉络较之南朝复杂，不同观点的史家又分别以东魏或西魏为正统，造成史书断限、记事等与历史实际的不符。《北史》要把它们贯串于一书，确实不容易。李延寿的这一成就，必须充分肯定。但也应当指出，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完全继承或者推进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连他本人规定的“编次别代，共为部帙”也没有彻底实现。《南史》仅仅是南朝史，或称之为南朝通史；《北史》仅仅是北朝史，亦称其为北朝通史。南北朝这一整个历史阶段，在李延寿笔下，仍然是以相互对峙的南北两个系统被分编在两部书中。书分南、北，本身就表明作者头脑中残存的南北对峙观念。如果没有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打通南北界限，完整地融南北各政权于一书的“遗志”在先，李延寿的这一做法的确不失为一个突破性的进步。事实却不容许徇情，在李大师留下“编年以备南北”的“遗志”30年以后，李延寿仍未打通南北，不融南北各政权于完整的一书之中，怎么解释他是完全继承或者推进了“先志”呢？李延寿只前进一步，分别把南朝、北朝的历史打通，却未完成更重要的下一步，或者说在关键的一步面前止步了。运用互见的方法沟通南、北人物或事件之间的联系，是南、北二史对史书编纂方法的发展。但是，不论这一方法成就有多大，论者如何强调它的“实通为一家”，都无法改变它们最终是两部书的事实！两部史书，无论怎么互相贯通，难道要比一部完整的通史更能表现倾向统一的思想？所有的论著都回避了下述事实：林邑、盘盘、丹丹、婆利、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宕昌、邓至、高昌、龟滋、于阗、涅槃陀、波斯、蠕蠕等国，在《南史》和《北史》中重复立传的问题。同一个外国，与北朝的交往即记入《北史》，与南朝的交往即记入《南史》，这不是明显地告诉外国人，“中国”是分裂为南、北的吗？

二

以上是用李大师的“著述之志”来衡量李延寿《南史》、《北史》，表明他未完全继承或推进“先志”。接下来，再从李延寿“连缀改定”《南史》、《北史》的言论和背景进行考察。

先谈李延寿“进书表”。《北史·序传》中保存了李延寿“进书表”全文，这是认识李延寿著述宗旨的重要依据。然而，这篇文字很少为人注意，或者说不愿意引用它，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现转录相关内容如下，以便深入探讨：

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弘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

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

在这里，李延寿所表示的是，有关南北朝的史牒“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又易散落，以致王道得失晦明，至人达士无闻，败俗桀恶不记，而自己身居史馆，有责任为改正这种偏差进行修撰。追踪先志的话一句都没有，不用编年而改纪传也无交待，只剩下为完善载笔、保存史料、勘比异同等目的而进行修撰。父子异趣，是多么明显！李延寿本人都没有把什么倾向统一的问题当作自己修史的宗旨，别人又何必非要把倾向统一当成个了不起的问题强加在他头上呢？

前面提到，编年体易于用倾向统一的思想记述分裂时期的历史。而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即以一个一个的帝王为中心记事，实质上是以政权为中心。同时并存的若干政权，在纪传史尤其是断代纪传史中，只能以某一政权为主进行叙述，贯彻倾向统一的思想，难度比用编年体大得多，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史识和史学才能。李延寿偏偏要舍易求难，又背离父志用纪传体分南、北为二史，如果不是缺乏史识和史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纪传史在这时已由南北朝时与编年史“角力争先”的局面转而居于“独尊”，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但绝不会是唯一原因！所有认为李延寿“完全继承”了李大师“遗志”的论作，都没有认真考察过李延寿改用纪传体的真实原因，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李延寿背离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这需要从李延寿撰修二史的现实中去找寻。

“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根据《北史·序传》，《南史》、《北史》的修撰经历了16个春秋，即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正式修撰起，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奏上。在这16年的一头一尾，唐皇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次影响政局的重大清洗。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被废，围绕魏王泰立与不立太子的问题，发生了派系之争。结果是，唐太宗对寒族出身大臣的态度开始改变，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受到倚重，寒族官僚势力遭到清洗。另一次，高宗永徽六年（655），围绕王、武二后废立的问题，寒族官僚势力与关陇贵族集团进行了最后的较量，显庆四年长孙无忌被杀，关陇集团遭到清洗。李延寿被令狐德棻启奏修《晋书》，特别是褚遂良推荐其参预修撰《五代史志》时，即南、北二史修撰之初，正是关陇集团朝中得势之时。李延寿的先祖在北魏、北齐时是陇西世家大族，隋末唐初家道没落，入唐以后社会地位完全丧失。这种家世，加之作为李唐政权核心的关陇集团在朝中得势，他本人受到信用，必然使李延寿浓厚的染上门第观念、世族思想。这在《北史·序传》的撰写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全传9／10的篇幅是追述李延寿先祖之事、先祖授官，而叙其父子修史事不及去全篇1／10，又被“进书表”占了一半。当时的监修国史令狐德棻出身在“世为西土冠冕”的士族之家，门第观念、世族思想也很深。编年史很难突出一家一姓，而这正是纪传史所长。在关陇贵族集团取得对寒族官僚势力第一回合的胜利之后，需要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这比起倾向统一来，在当时显得更为迫切。而李延寿的家世和思想，恰恰与突出门阀士族的需要一拍即合，他自然而然地就改变了运用编年体修史的“先志”，选择了长于突出一家一姓的纪传体编纂形式。如果承认令狐德棻对李延寿的赞助、支持的话，那么确定用纪传体恐怕也有他的意见在内。哪料想，在南、北二史即将告成之际，风云突变，关陇贵族集团被寒族官僚势力彻底击败。在这种形势之下，李延寿怎敢冒然上奏！《南史》先成，“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随后又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大概还怕触犯什么，“因遍谘宰相，乃上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表能写什么？除了追述编纂经过、二史体例外，也只能笼统而模糊地交待一下修撰目的。在这时，表露倾向统一的思想绝不会是犯忌的事，可李延寿只字未提，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修撰目的中。唐高宗为李延寿《南史》、《北史》“自制序”，内容虽然不可知，但从其重视程度看，也不会是倾向统一的思想，而应该是南、北二史涉及到的当时权力斗争的焦点。书中所突出的门阀士族势力，在现实中却一蹶不振，高宗能不感慨交织写下序文！北宋以后，士庶斗争消失，其序文亦无任何实际意义，因而也就亡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