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述传说到历史编纂(1)

从世界范围来讲，历史学曾经经历了从口述传说向成文记事的过渡。中国史学萌芽阶段的独特之处，表现为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的同时并进，不像古代希腊先有一个“口述传说”的时代，然后才进入“成文记事”的时期，在中国没有“口述传说”向“成文记事”演变的清晰过程。我们所知，“口述传说”的整理与成文，甚至比起“成文记事”的出现还要晚。

一、成文记事的开端

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然而，材料毕竟嫌少，加之这些发现年代久远，研究难免不带推测成分，以致学者间认识很不一致。即便这些符号已有固定的语音，亦非随意刻划，而且是用来“记言”乃至于“记事”，但都是以单个或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很难断定是成熟的文字。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工具，不仅要有记录语言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传达语言的功能，而这“传达”功能则是判定书写符号是否文字的重要标志。如果这些刻划仅仅为制作人（或制作圈）出于某种记忆需要所作“记号”，不为制作人（或制作圈）以外其他人所认识、所使用，即便其中带有制作人（或制作圈）的某种意识，这些“记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说其所表现的是原始书写（或绘画）艺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片，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刻划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称之为“卜辞”。其所使用的文字只有几千字，一半以上可以认识，不认识的大都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等，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虽然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卜辞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冥晦、年辰丰欠、时日吉凶、用人用牲多寡、分娩或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用现在的概念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甲骨文合集》集一个多世纪来出土甲骨之大成，著录甲骨卜辞近5万片，根据记事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
四大类为：（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活，（三）科学文化，（四）其它。
二十二小类为：（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法，（5）战争，（6）方域，（7）贡纳，（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祸福，（20）卜法，（21）文字，（22）其它。
卜辞的程式非常简单，大抵是“某日某人卜问某事，吉或不吉”，有时记录其效验。记日用干支而不用数目字。下面，结合甲骨文的记事内容，了解一下甲骨文的记事形式。
发布命令：

[乙巳卜]，[殼，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3]

组建三军：

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33006）

调集兵员：

辛巳卜，争，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方。（《英藏》150）

今岁受禾：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惟王八祀。（《合集》37849）[4]

生男生女：

甲申卜，殻，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惟丁娩，嘉。其惟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合集》14002）

四方受年：

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
……

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4个部分。

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佳甲、乙。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十二月。（《合集》641）

其中，“癸酉卜，亘”是叙辞，在癸酉这天占卜，由卜人“亘”主持卜问。“贞臣得”是命辞，“贞”是卜问，问逃亡的“臣”能否抓到？“王占曰：其得。佳甲、乙”是占辞，“王占曰”是商王根据龟骨上的兆纹作出判断，能够抓到。“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是验辞，甲戌这天“臣”逃过“舟”这个地方后就失去线索，到15天丁亥日被抓到。最后，还注明此事发生在十二月。从这条卜辞来看，记事文的基本要素――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经过，一应俱全，比起《春秋》记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春秋》是经过“系日、系月、系时、系年”编纂的记事，而卜辞仅仅是一个个占卜的记录，未经编纂（当时尚无“编纂”意识）的零散记事。作为占卜记录，卜辞还存在下述情况：
其一，卜辞中占辞是最重要的部分，决定着卜问之事是否可行。在出土的甲骨中，占辞基本上都是“王占”，还有不少卜辞由商王直接充作贞人，亲自命辞卜问。凡“叙辞”为“王贞”、“王卜”、“王曰”等者，均是商王亲自主持占卜，命辞卜问。康丁以后的卜辞，贞人署名的契刻卜辞日渐减少。[5]

其二，验辞为了验证命辞，往往是在事后补写的。请看《甲骨文合集》著录的13752条卜辞：“（癸巳）贞弓斤其有疾。王占曰：弓斤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6]卜问“弓斤”患病有无性命之忧，占卜日为癸巳日，兆象凶险，“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是验辞，表示占卜应验了。这“验辞”显然是在庚申日或其后才契刻上去的。最有意思的是《甲骨文合集》著录的643（正丙）条卜辞：“癸巳卜，宾，贞臣执。王占曰：吉，其执。佳乙、丁。七日丁亥既执。”7日前（丁亥）逃亡的“臣”已被抓到，而在7日后（癸巳）商王还在占卜，问能否抓到？凡此种种，引起不少学者的怀疑，“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并认为到商代晚期占卜日趋程式化而呈现出衰落之势。[7]
其三，从甲骨发掘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占卜甲骨并没有将占卜结果契刻上去，我们所见到的有卜辞的甲骨，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卜辞的上述实际情况至少表明这样两点：1、商王自充贞人，显然“贞人”并非如后来人们所说就是“史官”；2、商王的绝大多数占卜结果都不契刻到甲骨上，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的说法很难成立。
根据甲骨文记事的成熟程度，人们推测在其前必定有一个相当长的创制阶段，或许就是承继夏代而来。然而，迄今为止，经过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甲骨文、现代考古与历史学、民俗学等的综合研究，结论仍然是中国自商代开始进入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具体时段，大体在商王先公上甲至示壬、示癸的时代。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以来，经“甲骨四堂”的不断探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

殷之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8]

7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推断中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当在“二示”即示壬、示癸的时代。[9]
不过，这里所说“有史时代”或“成文历史”，不是说此时中国已经有“史书”或“史学”，而是指从这时起中国开始进入用文字记事（“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

二、口述传说的流传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述传说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述”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所谓“十口为古”，口述的内容便渐渐地成为“古事”即往事了。
由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流传的传说主要是原始记忆中先祖们生存斗争的事迹，包括客观外界的映象，先祖们的来历，先祖们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与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等等。这种口述传说在文字出现以后，并没有被系统记录下来，仍然是以口耳相接的形式流传。为了便于流传，语言表述方式不断被加工、整齐。
直至西周末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卲公谏厉王弭谤时提出：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

西周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上至公卿列士，下及百工庶人，以各种形式（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发表言论，出谋划策。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文化运动”推动下，口述传说得以广为流传，并不断被记录下来，逐渐形成文字记载。甲骨文、青铜铭文基本不记口述传说，到了春秋时期口述传说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反复征引，因而得以出现在现存的早期各类文献当中。《诗》、《书》、《易》、《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著述、楚辞……，无一没有口述传说的内容。不同的是，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加以神话，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历史化了。
下面，围绕禹、夏的历史，对上述文献中保存的口述传说作简略考察。
《诗·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道其倬，韩侯受命。”《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女戎方将，帝立子生商。”都是在借往事说今事，虽然简单，但口述的特点明显。
《尚书·洪范》所记，是殷遗老箕子听到的关于禹的传闻：“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没有说禹如何治水，只说禹继鲧之后得到上帝的赐予，所赐是治国安民的要诀――“洪范九畴”。
《皋陶谟》开篇交待明白：“曰若稽古”，即根据传说整理。既为传说，流传中必然形成不同说法。今文《尚书·甘誓》是夏后启伐有扈氏，而《墨子·明鬼下》“观乎夏书，《禹誓》曰”所引文字与《甘誓》基本相同，却是禹伐有扈氏。《吕氏春秋·先己》亦为“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究竟是禹伐有扈氏，还是夏后启伐有扈氏，已经无从弄清楚了。司马迁认为夏后启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11]，采用了今文《尚书》和《吕氏春秋》的说法。
《左传》中有关禹、夏的传说，都出自春秋时人之口。

襄公四年：魏绛与晋侯论和诸戎，引用“夏训”。“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绛对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钅且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这就是夏史上所谓的“少康中兴”，是魏绛根据“夏训”所说。而所谓“夏训”，也仅仅是魏绛所得之传闻。
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会稽，遣大夫文种因吴大宰噽以求和，吴王将许之。伍员以为不可，亦以“少康中兴”为例告诫夫差：

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