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的历史吊诡(二)(2)

他还写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总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终于开了两只眼。

1948年1月12日，其下属的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盟军最高司令部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不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参见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赋予驻日美军特权的行政协定同时生效。盟军最高司令部被撤销，占领结束了。成千上万的美军开始回国。

仅仅一个多月后，即在6月，裕仁就参拜了伊势神宫，7月参拜了明治神宫。8月，对战殁者进行了表彰，10月6日，恢复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真可谓大气长舒，一气呵成。自此直至1975年，裕仁共八次参拜靖国神社。

赫伯特•比克斯教授对此评论道：就好像既没有发生过占领，也没有发生过改革一样。裕仁完全漠视了靖国神社因为起到向战争注入宗教激情的作用而被从国家系统中废黜的事实。

最有意思的是，在对那场侵略战争历史的清理中，那些曾主张侵略并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人，把他们的军国主义观念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

同时，极少数反对那场战争的人或厌战者，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
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站出来谴责天皇，包括那些被俘后愿意和盟军合作的人在内。据说，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堆积如山的审讯战俘口供中，只有区区三份委婉地表示对天皇的不满，其中有一份是：“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过是个傀儡。”

如同中国的“文革”中，保守派与造反派都在同一面旗帜下“誓死捍卫”；

也如同“文革”以后那个庞大的身影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经久不散；

对所有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天皇超越一切。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

……

1989年1月7日清晨6时33分，在国民111天以来陷入的长时间悲痛情绪之中，在皇族成员的守候下，早就染上了某种肠道疾病的裕仁，终于回天乏术，魂归大行，他活了远比一般人多的86岁。

时任首相的竹下登发表了官方悼词。他宣称在裕仁任天皇的62年动荡的岁月里，裕仁“一心祈求世界和平和国民幸福，日日实践躬行”；“在那场违背他意愿爆发的大战中，他不忍见国民为战祸所苦痛下决心，奋不顾身作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

昭和时代远去了，日本人对于天皇制的绝对崇拜却没有远去，至今仍是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坚硬的基础。

其实，中国人当年对现代迷信的狂热就一定过去了吗？

在今日的一些网站上，你可以看到大量恍若隔世却强硬如弩的文字——

有人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反对了，当时的那批知识分子不划成右派，中国就没有右派了；

有人说：如果没有“文革”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中国早就像前苏联一样被“和平演变”，今天也就红旗落地、分崩离析了；
又有人说：这二十多年来，许多出版物里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负面的描述大多被夸大，充满了情绪化，这批中年以上的作者里很多人不可信……

如果说，因为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剧烈转型，社会深层矛盾日益凸现，有些弱势阶层、弱势群体的人们感到迷茫、失落，因而有些怀念起当年那个亿万人民共吃一口大锅饭的“美好时光”，这多少还让人同情、理解，并寄希望于党和政府倾听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声音，加快制定、落实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与和谐的发展；但以上这些暗藏玄机的文字，似乎有要逼近那个陈年纲领的意味——即当今的中国仍必须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便让我心惊肉跳了，而且我相信也会有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不寒而慄！

值得深思的还有，在消费主义与新八卦翻江倒海的网上，有兴趣去坚韧地发布这一类文字，作者决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不“随波逐流”，而“忧国忧民”，他们在事业上大概至少有14K金的品相，可能其中不少人，这十几年里还去过西方。他们在充分享受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好处后，却对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将要吞噬红色中国的前景忧心如焚！

他们必定年轻，上午十一点钟左右的太阳。除了没有与这个饱经苦难与忧患的国家一起经历负重、跋涉的历史，今天他们几乎什么都拥有了。我不免想，当我们这代被称为“老三届”的老家伙也曲终人散了，他们将会怎样诠释二十世纪的中国，又将怎样去为国家效力？如是想去，真有点不胜唏嘘……

不仅仅是现代迷信，许多中国人在心头对皇权也有一份驱之不去的迷醉。但与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有所不同，它的内涵要分析起来，还比较复杂。

至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个年代如近些年一样，如此集中、大规模地让中国历代皇帝从尘封的典籍与阴沉的陵穴中走出来：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明太祖，尤其是对清朝皇帝，其宏大与精心，有条不紊，扎实推进，仿佛要在中国文化史上架构一个最值得骄傲、最具有纪元意义的影视工程！

1999年元月推出《雍正王朝》（40集）；2000年年底推出从侧面歌颂康熙皇帝的《一代廉吏于成龙》（19集）；2001年12月推出为康熙皇帝全面树碑立传的《康熙王朝》（46集）；2002年元月推出为乾隆皇帝评功摆好的《天下粮仓》（25集）。2003年又推出近60集的《乾隆王朝》。

用杂文家章明先生的话来说，此情此景，可谓“康雍乾祖孙三代大闹新中国”。

中央台播，地方台也播。黄金时间播，非黄金时间也播。电视上有，音像店里也有。编剧编得海阔天空，导演导得大江东去，演员演得如痴如醉，诚如《康熙王朝》的主题歌里唱道：“真想再活五百年！”而亿万观众也在一片黄袍如风、翎带如雨中，还有飞蝗般密集的“皇阿玛”、“主子”、“老祖宗”、“奴才”的彼此称谓里，目不暇接，神魂颠倒，乐此不疲……

其实，清朝的皇帝离当代的中国人并不算太远，关于他们的“文治武功”，无须花太多的精力，便可以查到——

这个王朝的序幕，便是从暴戾开始的。其肃杀与凛冽，远甚于入侵者在马背上带过来的北方严寒。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这才初步平定中国。其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减三分之二。满清统治者下令汉人剃头修辫子，改装易服。所经之处，无不张贴：“今有不剃发易服者，非我朝子民，一律格杀勿论。”对此，顾炎武说这是“亡天下”，是“兽食人”；王夫之则说，对于满清侵略者极其帮凶，“杀之不谓不仁，夺之不谓不义，诱之不谓不信……”

于是，在剃头与反剃头、占领与反占领之间，便有了明末清初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大凡清军经过之地，可谓“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在一些学者和文人们的眼里，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在他们的解读与描述下，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其中，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真实的情况则是，康雍乾三朝在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小修小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只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虽然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以提高官员队伍的道德水准；雍正则“两手抓”，一手是“养廉银”的设计，另一只手是严刑酷法，期待以此保证朝廷政风的廉洁与勤政；但因为视之为祖传衣钵的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迟迟不动，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而本可引入人才活水的科举制度，到了康乾时代，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这使得康熙、雍正的以上措施，在当时没有收到多少积极的效果，相反还失去了这个政治制度自我疗救的最后机会。

在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过号称明朝最大贪官严嵩的数十倍；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乾隆中叶以后，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得皇帝器重的重吏大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赃银之巨大，赃物之奢华，可谓空前绝后。腐败必然导致灭亡，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其原因看起来是西方有着坚船利炮，可实际上清朝这一积弊丛生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内囊。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十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

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

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勾沉。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先生还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整个清朝，可称为不朽之作的仅《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前书有传说作者还是一个叫“空空道人”的隐居明朝遗老，曹雪芹不过批阅成书而已。

而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义正词严的讨伐檄文，直斥武则天为“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在那个不但令日本人痴迷、也让许多知识分子神往的时代里，生长出了迄今为止中国诗穹上最伟大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更涌现出一大批璀璨的群星：王勃，陈子昂，贺知章，骆宾王，王维，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王昌龄，岑参……由此，创造出华夏文明举世瞩目的一大顶峰——云蒸霞蔚、流光夺目的唐诗。

统治者是否自信、从容，对待思想的生产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知识分子是否开明、宽容，有着潜意识里的敬畏之心，可能是唐、清两朝“盛世”的根本不同。

面对列强环伺的天下大势，清朝皇帝们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到了咸丰时代，朝廷宁可放弃海关税收，也不要西方各国公使入住北京。这也根本不同于海纳百川、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一旦西方人破门而入，清军的火器不管用了，龚自珍献给林则徐的所谓秘密武器，仍是明朝的战船和火炮。而慈禧还一度寄希望于义和团的巫术和一桶桶泼过去的猪血、狗血，能够打败洋人……

闭关锁国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进程，中国成了自己成语“井底之蛙”的最生动的注脚。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看了三个月，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拥有的仅仅是庞大的外表”，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将从这一变化中获得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果不其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此后一百余年丧权辱国的苦难渊薮。

如果硬要痴人说梦，一相情愿，说康雍乾三朝可以和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比肩并论，那麽这个“太平盛世”，只是病入膏肓、瘦骨嶙峋的皇权专制社会最后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在弦歌不缀、水袖翻飞之下——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矛盾，火山灰一样黑压压地堆积，最终导致了乾隆末期山崩河决般的大溃败。有学者认定，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决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未世”，是严重的历史倒退。

倘若仅仅是如《还珠格格》《乾隆下江南》一样的戏说，不过是给小资们做了消食醒酒的话梅，给底层大众做了卸下白日打拼疲乏的精神按摩，这也算是一种功德。但以上那些不计工本、出笼周详的鸿篇巨制，显然不是为着给人民消遣的。

那为着什么呢？

为着充分满足中国老百姓集体无意识里千百年来都难以磨灭的“明君”、“青天”、“圣人”情结？

为着在早已以谋略之国著称的一个国度，在官场上，有更厚黑的谋略可资揣摩，有更多的潜规则可供操作？

或者，因为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某些人如此热衷为“康乾盛世”摇旗呐喊，莫不是关于当代，他们有什么惊世之言要说？

不管其内涵有什么，有多深，我敢肯定的是如何评判早已覆灭的皇权，这成了看待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演进的一只晴雨表。

5 警觉“扩张”，立足“缩小”

在日本的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扩张。

一次是丰臣秀吉时期，虽然已敲定姐姐的儿子出任管理中国的总督，并打算安排天皇去巡幸，但这次不仅没能打到北京，甚至连鸭绿江也没有过。

第二次便是上世纪上半叶了，这回似乎时来运转，1942—1943年，是日本版图上最“繁荣昌盛”的年代——

从二十世纪初到1931年期间，日本人攫取了朝鲜、中国东北，以及中国的台湾、琉球群岛、澎湖列岛，从苏联抢走了库页岛和千页群岛。作为“一战”中协约国的战胜国之一，日本还得到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这些群岛在“一战”前被德国所占领。

从1937年开始，日本又占领了中国华北和大陆沿海从上海到海南岛的主要海港。1941年7月，日本从摇摇欲坠的法国维希政权手中抢走了印度支那。此后，希特勒在欧洲闪电战的成功，像烈性酒一样刺激着日本人，他们先是摧毁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接下来一一征服菲律宾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婆罗洲、泰国、缅甸、马来亚、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人就占领了英、法、荷等老牌殖民者统治的大片土地，而这曾经是后者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弄到手的。东南亚地区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整整半个西太平洋地区，沦陷在了日本人的铁蹄之下，有超过1.5亿的新增人口成为了裕仁天皇的子民。此外,超过50万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将近15万的军事俘虏落入了日本人手里。

如此辽阔的战线上——在中国华北平原，日军的卡车行驶在不是泥泞不堪就是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在缅甸，日军士兵骑在大象身上渡过湍急的、布满石头的河流；在千页群岛，在皑皑白雪的海岸线上行进，得靠雪橇运输物资……除了枪林弹雨，日军还遭遇到各具地域特色的危险：巴丹半岛的竹枪陷阱，婆罗洲的猎人头族，还有在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的带有疟疾的蚊子，吸血的水蛭，以及像牛头犬一样常常咬人的红蚂蚁。

为了缓和本土的人力紧张，仅在中国被日军强征的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其中在所谓的“满洲国”里被虐待致死的就有200多万人。为了解决国内粮食、棉花原料短缺，日军强迫菲律宾农民在田地里种植水稻、棉花，这些土地以前都是上等的甘蔗田。在缅甸，日本人用伪造的印度卢比支付征收物资所需要的款项。在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则干脆用枪杆子写下一堆一文不值的白条……

半个西太平洋地区都尽在彀中，做惯了岛国人的日本人第一次有了帝国的感觉。

可仅仅一年多后，这个庞大的浮游在海面上的帝国，便像花季短暂的樱花一样凋落了，给日本人的心灵刻下至今也难以愈合的创痛……

两次扩张，一次是在冷兵器时代，一次是在热兵器时代。

丰臣秀吉最终败于文禄•庆长之役，而“二战”中的日本，终因发生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惨景而告投降。

失败的原因却是一样的，除了非人道非天道之外，两者都有根本判断的失误，对辽阔空间的浑然无知。

与此相反，日本人若不扩张自己，折射出的不是其文化的狂暴、阴鸷的一面，而是回到“缩小”的审美情结上来，他们在弹丸之地多知根知底，游刃有余，就有了源远流长且总在推陈出新的盆景艺术、庭园艺术、插花艺术，还有俳句，茶道，玩赏人偶……它们常常表现了日本文化优雅、纯净的另一面。

在发展经济上，“缩小”更是日本许多产品得以克敌制胜、征服世界的杀手锏。

在德国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紧接着，1950年1月，索尼公司也推出了亚洲第一台磁带录音机，但因为价格昂贵，当时约合16万日元，体形笨重，约有45公斤，抱在手里，相当于抱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除了向一些公司、学校推销，个人客户基本没有着落。当时索尼的会长是盛田昭夫，他下令必须压低成本，并且实现产品的小型化。技术骨干集中到一起，一次次攻关，不久便研制出体积像手提箱一样大小、价格却降低了二分之一的新型微型录音机。以后，又陆续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随身听和最轻的耳机，随身听还带有立体声装置。

世界上最早生产家用电视、收录机的企业不在日本，而是德国的飞利浦公司。但是，使其变得小型化的，也是索尼公司，和日本的另一家V—公司。日后，索尼公司还开发出了录像机、影碟机等，后者更是能把一部2 小时的电影压缩进一片巴掌大的光盘。像索尼公司这样在“缩小”上下工夫争市场的企业，在日本可谓多如牛毛。另一个例子是，1963年，夏普公司就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袖珍计算器。美国人的追求是发明计算机，只要这家伙运算速度快，不去计较它有多大的体积；而日本人的追求却是如何把计算机缩小后作为私人物品搬入家中，且能随身携带，就像他们决心要把山水田园精心搬到自家庭院里、案头茶几上一样……

事实证明了盛田昭夫的卓识远见，大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竞争，都在向家庭化、实用化、小型化发展。唯有在力求大容量、也不必随身携带的冰箱的生产领域中，日本没有拔到头筹外，美国和欧洲在家电产品市场上统统败于日本的这一“缩小”化。

韩国著名学者李御宁曾说——

回顾一下日本史就会发现，“缩小”意识发达时期，社会一般都较为繁荣，可成功之后不久，往往又像秀吉一样开始向往扩张，转为“扩大”意识。如此一来，就突然变成非日本人，日本讲究细致的传统就遭到破坏，就开始丧失判断力，美的感性意识也变成一种带有残忍性的行为。（《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李御宁先生的这段话，让我思之良久。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层面，仅就一种文化积淀，或者称作一个思维特征而言，“缩小”和与之相对应的“扩张”，至少在新中国以来，似乎同样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兴衰。

中国人是很喜欢往大里说、也总望大处瞧的——

大中华。大生产。大镇压。大清算。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赶英超美。“赶上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大比武。大革命。大串联。大批判。大斗私心一闪念。大分化。大改组。大震荡。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站在虎头山，放眼全世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没有解放”。“红太阳光芒照遍全球”……

这些年则有大思路，大举措，大发展，大工程，跨世纪工程，造福千秋万代工程。学校不是中国的哈佛，就是中国的剑桥。新区不是某地的浦东，就是某地的外滩。塔高或楼高不是国内第一，就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城市定位不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是“区域性中心城市”，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要以前者为目标。一个不久前的例子是，在山西临汾，投资五千万人民币，前后修了三年，建了一座名为“中国华门”的建筑，高130多米，高出巴黎凯旋门0.14米，号称“世界第一门”。据说，建此门将会大大促进当地的旅游事业。

“扩张”时往往充满着热情与豪情。“扩张”成了吹破的气球了，却绝少有团体或个人为此承担实在的责任。

不“扩张”是立场、态度问题，“扩张”错了是经验、方式问题。

屡屡“扩张”者，容易升官晋级，屡屡抵制“扩张”者，可能被怀疑、批判乃至最终自己被“扩张”到“敌人”中去，彭德怀就是一例。

“扩张”对许多人官员说，是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是避险求安的不二法门。

每一次举国政治、经济上的“扩张”，在过去就是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黄钟毁弃，瓦釜高鸣，真话近绝，假话风行，民族大伤一回元气，百姓必遭一回折腾；近些年里，那便是“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烂尾楼工程”。今年1月31日，“全国建设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特别斥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会上透露，全国拖欠的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700亿元。

“扩张”起来总是雷霆万钧，天网恢恢，而“缩小”起来，却如病去抽丝，千辛万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的大转折意义，就在于它是为一个“扩张”得中国人几乎喘不过气的年代“缩小”。但总归是“扩张”者有如过眼云烟，“缩小”者必然青史留名，彭德怀如是，胡耀邦如是。

本届政府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即在于以人为本，贴近底层，务实求真。并且，以此去“缩小”包括某些官员某些富人在内的既得利益阶层所“扩张”起来的一个充盈虚骄之气的中国。

这十几年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万、亿万富翁群，这些富翁崛起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

但与财富一起增长，甚至比其增长得更快的，有可能是不公、不仁、不信、不义；而且，近几年来，仅就媒体所披露的大量如刘涌、周正谊、“中原黑老大”宋留根一类案件来看，与众多富翁一起崛起，甚至比其崛起得更为迅猛的，则已经是污秽、垃圾、黑社会与流氓。

在一个充盈虚骄之气的中国里，一些官员们追逐的只是不管山河如何破碎、天空如何污染的GDP的快速增长，以及推倒传统、放逐自然，用金属、水泥和玻璃幕墙堆砌起来的现代化。此外，还有他们总像辞退不了红包一样辞谢不了的好日子——衣香鬓影，香车宝马，飞澳门豪赌，去加州冲浪……

其实，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在《礼运》篇里曾经憧憬的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一千余后的当今，仍是亿万中国人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目标。仅以“幼有所长”而言，至今仍有大量农民、工人的儿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权力，失学儿童被推给了民间的“希望工程”，而写在法律上已近二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事实上成了一张神圣的空头支票。世界各国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早已超过５%，中国的教育经费总额却从未达到过３%，在2004年世界上120个国家的排序中仍位於第96名。

虽任重道远，但令人有望的是，2003年以来，一个“扩张”的中国正渐渐跌入神话，而此后一个“缩小”的中国渐让老百姓可感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