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文化近代化的萌动与夭折(1)

一、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点

　　明清交替，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改朝换代，与历代鼎革不同的是，发生在16、17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变动，余响不绝，进入20世纪后更成为国人关注的热点，这不仅因为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最初是以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为号召，以宗奉明代认同华夏子孙，更重要的是发生在明末的政治、经济变动与社会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思想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早在20世纪初，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提出“中国文艺复兴”的问题。1923年梁启超考察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说：“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1]这“残明遗献”，指的是清代禁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认为这部著作：“对於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2]19世纪末提倡民权共和的思想家们将该书摘抄，刊印数万本，秘密散发；孙中山将这部书的初稿《留书》赠送给日本友人，表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决心，1912年民国初建，即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祭明太祖文》，以昭告天下；1944年是甲申年，恰逢明亡300年，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被毛泽东列为整风文件，教育共产党人；建国前夕毛泽东最先召见的历史学家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与之畅谈明朝的兴亡；张学良被囚禁后，政治失意，经常阅读的是明史。一部明史尤其是晚明的思想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在300年后的现代中国吸引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

　　20世纪中叶一批学者就对此展开了学术探讨。1945年侯外卢《中国近世思想学说》问世，提出“早期启蒙说”，50年代中期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出版，该著作认定16世纪末的中国，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发生异动。虽然在这以前梁启超与胡适都认为晚明的学术思想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但这只是着眼于文化现象的类比，侯外卢借用明朝遗民王夫之“破块启蒙”的语词，用“早期启蒙”来概括明清之际大变动中的新思潮，并进行系统的论证。认为这是“在社会意识上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又说：“人文主义的自我解放或自由的思想，和他的政治哲学脉络相贯，而为近代启蒙者精神”，其“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的政治理想，体现了“市民的民主要求”。明确指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表现为明清之际以李贽、黄宗羲、唐甄及其王学左派王艮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这就无异说，中国早期启蒙的发轫，并非受之于西方思想的刺激，而是本土思想发展的结果，这为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内在因素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从梁启超、胡适到候外卢对中国早期思想启蒙的发掘和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到明末出现异质因素，这股发自晚明的新思潮，突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体系的藩篱，萌发民主性的光华。对中国思想史的这一发现，横跨20世纪直到21世纪，主导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百年之久。

　　这一观点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因为这是现代人在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后，参照中西文化比较的深刻思考，梁启超早就断言，黄宗羲的“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3]

　　百年前对晚明思想作出这样高度评价，殊属难得可贵之见，要知道《明夷待访录》等“残明遗献”在清代被列为禁书，以致淹没无闻，沉埋二百多年之久。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如王艮、李贽、黄宗羲等都崇奉王阳明的心学，自认为王学的传人，而清代学者对王学及其异端思潮多持以不屑的态度，甚至加以呵责。清初号称“千秋理学正宗”的陆陇其说：“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毁程朱之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4]此人是由雍正皇帝亲自下谕，第一个进入孔庙从祀的清代理学权威，他的观点对官员士大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后来的学者大多承其余绪，交口责难王学，以至有明代亡于王学之说，此所谓王学也就是指与正统理学相背离的异端思潮。在这严峻的文化氛围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发掘被清代泯灭的异端思想，并以此为“原动力”，以复古为革新，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激励仁人志士为追求国家的现代化，抛头颅、洒热血。虽然这未必是原著的初衷，但历史的发展却选用了300年前的异端之论，营造新一代的思想武器，尽管这里面有现代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改造和发挥，但无可否认的是“残明遗献”中蕴有的民主意识和人文思想，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中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这批沉睡二百多年的残明遗献，在创建现代社会之初大放异彩，首先得力于现代思想家们的远见卓识和重新解释。

　　百年来，学术界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评价不尽相同，高低不一，有些问题也有争议。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个问题的讨论，突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的起点问题。

　　“近代”在古人只是表述时间远近的词汇，如《战国策》所言“近代所见”云云[5]，作为近代历史概念的使用，源于欧洲，17世纪后的产业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的将欧洲的历史推进到新阶段，“近代”成为新时代的代名词，这一时代是以思想启蒙与工业文明为标志，所以近代化的主要内容不外于这两大特征。从社会属性来说，从前近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文化上要伸张人权，追求个性解放，摆脱神权和专制主义统治。由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启动了一个伟大时代的转折，成功地走出中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典型，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标榜。

　　从现代化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各个国家从前近代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几乎都要经历思想启蒙的阶段。欧洲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经过三百年的积蓄、动员和发展，方才确立科学、民主、理性的现代理念。所以文化的近代化，不仅蕴含人文主义与反封建专制的民主要求，也是从前现代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互为表里，相应相称的问题。社会的近代化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改观，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新的社会结构的发育，是比文化近代化更为综合的、整体意义的近代化运动。社会的近代化往往以文化的近代化为先导，文化的近代化又必然以社会的近代化为依归，这两者的发展需要同步运行，却不一定等量齐观。文化是经济的反映，却比经济拥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影响。发生在思想上的异端思潮，相互感染，不径而走，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两者的功能不是等量发挥，两者的步伐也不是等速前进。文化现象受制于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又不拘于经济条件的约束，比经济现象更有生命力。当新兴的经济因素被抑制的时候，文化近代化的进程可能被打断，但文化近代化的成果却可能积淀在民族精神中，超越时空的局限，潜藏着与时更进的活力，这也就是晚明遗献在300年后重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的文化转型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曾经被中外学者反复论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起自何时，在20世纪前期就有争议，有持以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1949年后大体上统一于以鸦片战争为界限。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社会性质划分为准则，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凡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文化问题都属于近代文化的范畴，以与鸦片战争前相区别；再一种是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并为一些中国学者所呼应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中国社会缺乏突破传统的动力，只有当19世纪以来中国面临西方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强大冲击，中国社会和文化才被迫作出反应，一步步向近代演进。毫无疑问，这两种看法都把19世纪中叶看作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所以在学术界关于文化近代化的起点问题，几乎都定于鸦片战争以后，长期以来鲜有争议。在上个世纪50年代修改出版的侯外卢《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原本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特地将“近世”改为“早期启蒙”，就是为适应鸦片战争后始有近代化开端一说，而为该书作的定位。

　　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研究中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开端的问题重又复出，引人注目。以肖父为首的武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一课题的新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重视新兴的“质测之学”，主动吸取西方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所以就其学术思想的一般倾向看，已具有了对封建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出现了一批异端思想者和启蒙的新动向。同时指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虽然有合理因素，但由于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异，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看成西方文化的位移，这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并不能全面、准确、深刻地揭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6]

　　有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文化现象，认为既有的论证往往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偏重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对象，而对当时的社会效应与民众意向甚少涉猎。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或得不到流传。事实上黄宗羲、唐甄等人的著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印行，更没有在民众中发生影响，黄宗羲也意识到这点，他的初稿署以《留书》，后又改名为《明夷待访录》留之后世，以期待未来知音的造访。一种著作的思想不论如何先进，如果束之高阁，得不到传播，那就不能发生启蒙效应。启蒙的原意正如《风俗通·皇霸》所说“祛蔽启蒙”，祛谁之蔽？向谁祛蔽？都要有受众，没有民众性的传播，就不能形成社会思潮。启蒙也并非只有一种路径，问题的多样性在于，虽然这些著作在当时没有得到传播，听不到民间的反响，但在民众中却潜滋暗长着非君、非圣、非经的思潮，一种真正属于民间的自发思想，在社会下层广为扩散，这是不同于精英著作传布的另一种渠道。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这样的文化资料。由此深刻地揭示思想家的思想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形态，这是思潮研究者不能不具有的社会意识。[7]

　　外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主张从晚明以降的儒学中发掘近代思想的源头。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演变》中认为，中国前近代的概念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可以作为近代的胚芽期或胞胎期。

　　上述见解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化起点的看法，并超越前人在精英文化求索的局限，扩大视野，到社会史的领域发掘资料，使这一问题有了重要进展。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化的“冲击——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观念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发展。晚明是处在时代转折的社会，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与汉、唐、宋一脉相承，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抑制地涌现异己的文化因素并形成社会性浪潮，伴随新兴的经济现象，不断地撞击封建经济秩序，侵蚀封建伦理的统治。这一衰变发生在明末，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结构和思想体系的衰变。它又不同于清末的是，16、17世纪之交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资本主义强权的干涉，纯系中国封建社会自身运行的事态。这时虽有欧洲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文化，有助于扩大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只局限在上层少数官员士大夫和为数不多的教民，对社会没有发生波动性的影响，并没有对朝政和制度的干预，更没有政治、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明是尚未受到外来影响的、原装的封建社会，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变异，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什么新质因素？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它又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转向？

　　当欧洲已开始步向近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文化并不比欧洲逊色。据新近出版的美国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估计，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即从明中期到明末，百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千到1万吨，相当于2亿到3亿两白银。也就是说晚明拥有的白银约占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这庞大的数量已超过欧洲国家白银的总和；在文化上也不次于欧洲，梁启超说，具有启蒙意义的《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数十年。明朝拥有这样的优势，为什么不能突破王朝更替的内循环，迎上历史潮头，走向近代化的康庄大道？有哪些不能逾越的障碍，阻滞中国社会的前进？致使文化转型步步为艰，这是研究中国文化转型的本土特征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二、理学的裂变——从正统思想中滋生异端

　　16、17世纪的中国，时当明中叶以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社会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变动，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产生有别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见仁见智，有所争议；但对于文化上的异端或启蒙思潮基本上得到共识。问题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具体内容与西方相比，有那些相似，又有什么不同？过去习惯于以西方模式套用到中国，几乎成为思维定势，然而用西方启蒙的话语解释晚明的文化现象，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发生在晚明社会的思想变异具有那些特征？有没有可能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走向近代化？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种社会形态的文化，自有一种核心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族群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汉代以后又尊儒学为正统，这一思想体系发展到宋代，进一步吸收佛家和道家思想，形成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理学，被称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理学是由北宋的程颐、程颢奠基，由南宋的朱熹完善，世称程朱理学，到明代得到统治者的尊崇，受到广泛的崇奉。明初是程朱理学的全盛时期，明太祖多次诏令官员士大夫非濂络关闽之学不讲，非四书、五经不读。洪武二年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8]。明成祖颁布《性理大全》作为权威典籍，士大夫的必读书目。不准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从此“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援：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9]《大明律》专设《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不准艺人在民间戏曲中扮演程朱形象，违令者都按亵渎圣贤治罪。由此可见，程颐、程颢和朱熹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贤偶像，程朱理学被奉为统治思想，独霸学坛，气势炙人。

　　明中叶以后王学兴起，首倡者王阳明，本名守仁，浙江余姚人，因在绍兴会稽山筑室阳明洞讲学，人称阳明先生。初始信奉程朱理学，自述在竹林中沉思冥想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突然感悟格物之道并非在物，而在心，由此转向陆象山“心即理”的学说。认为“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10]陆象山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因与朱熹在鹅湖之会中进行“道问学”与“尊德性”的论辩，开创心学一派。自朱熹被奉为理学的正宗后，心学逐渐被淡出。王阳明发掘冷落已久的陆象山心学，融合儒佛道三家的心性理论，以“吾心”判断是非善恶，重新确立心学体系，史称陆王心学。王阳明的主要成就是提出“致良知”的学说，所谓“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成，是故谓之良知。”[11]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2]“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3]这良知即是道德仁义，都出自人心，不用外求，不分古今圣愚，是人人皆有的内在本性，

　　陆王心学的本义也是弘扬“存天理，灭人欲”，这与程朱并无二致，但又补正程朱理学过分拘泥一事一物，而疏于人格修养的缺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善恶的标准，伦理道德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心的灵觉，因此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4]

　　在王阳明看来，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克欲之道便是致圣之功，人人都有此良知良能，更无圣愚之分，因此满街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就把人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追求，引向内心世界的磨练，而磨练又在于如何泯灭人生的各种欲望，从心灵深处自觉奉行纲常名教，使人格的完善与认识论、本体论融为一体。

　　这种学说把陆象山“万物皆备于我”主观唯心主义推到极端，心外根本没有事物的存在，更无天理可言，天理只存在心中，给“吾心”赋以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王学力图最大限度地克制人欲，不得不极度推崇内省的功能，一旦把个人的自省抬到成圣成贤的高度，以致上通天理，达到神圣化的境界，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引起冲击传统偶像的后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这对长期受儒学禁锢的人心是一种释放。尤其是王学所标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命题，打破尊卑贤愚不可逾越的界限，倡导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给士丈夫大开眼界，也受到庶民百姓的欢迎。在程朱理学独霸学坛，人心被禁锢之际，“致良知”一出，犹如当空霹雳，震聋发愦，引发人们对圣贤偶像的怀疑和责难。诚如当时人的评论：“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拔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15]“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16]

　　素来被尊为不可亵渎之圣贤，如今遭受前所未有的轻蔑，朝廷也为之震惊，在《明世宗实录》中可以看到皇帝与大臣这样的对话：“吏部会廷臣议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说：‘守仁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相互倡和。……'上曰：‘卿等议是。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于是“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17]虽然当政者对王学采取排斥政策，但王学在民间却不径而走，愈到明后期愈益昌盛。人们声称：“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18]“今天下之好称守仁者十之七八。”[19]这不仅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学界的局面，实际上已大有取代程朱的趋势。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将明代学术分为十七家，属于王阳明心学系统的有姚江、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蕺山十家，占全书六十二卷中的二十八卷。几近小一半之多。因此有人说：“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20]“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21]这不是过誉之词，而是社会思潮的反映。

　　民众乐于接受某种学说，固然因为这种学说能代表自身需求的实际利益，还可能从中寄寓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按照自己的愿望解释、发展这种学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泰州学派，它的创始人是王艮，他出身泰州的灶丁，从社会最底层崛起，19岁经商，取得致富之道，30岁开始识字读书。他聪慧绝伦，狂放不羁，经常以先知先觉为已任，广招门徒，自称其学说非为一经，乃是“总经”，“五经总义”，“大成之学”，表示对传统经典的渺视。在《大成歌》中自诩为孟子之后：“随大随小随我学，随时随处随人师。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罗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微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22]

　　王艮曾拜会王阳明，以阳明弟子自居。他对王学最大的贡献是在于，以百姓日用之学阐释致良知学说，提出：“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良知天性，往古今来从俱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23]从而把王学引向人人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体认的天理。严格说来，百姓日用之学并不始于王艮，但他用人的自然性、尊身、人同此欲对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新的提升。

　　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本身即为大自然进化的产物，以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才组成社会，没有个体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所以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基础，个体是社会之元。然而，在古人眼中，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相类别的一员，《礼记·曲礼》说：“儗人必于其人”，“儗，犹比也；伦，犹类也。”没有类别即没有伦，没有伦即不成为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等级的类别及其成为类别的规范，这就是《孟子》所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类别是整体性的，个人只有承担类别的义务，遵循整体的规范，才是一个称职的角色。只言人的社会性，无视自然性，以群体消融个体，导致抹杀人性，这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社会通病。先秦的儒家尚且认同“食、色，性也。”承认人的合理欲望，而程朱理学公然提出灭人欲的主张，并上升为“天理”这最高权威来进行终极裁决，从根本上否定人人都有满足生活需求的本能愿望，这是扼杀人性的理论。王艮的日用之学别树一帜，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这是“自然天则，非人力安排。”“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又说：“君子之学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则人之所欲，已之所恶，则人之所恶。”[24]人的本性是自然，自然趋向快乐，因此作《乐学歌》：“人心本是乐”，以歌颂快乐人生。穿衣吃饭是自然需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从理论上提出“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一反“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以已欲度人欲，顺应自然的发展，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在程朱理学中天理与人欲是不能两立的，王学发展到泰州学派，天理与人欲可以相互兼容，或者说人欲存于天理之中，以天理论证了人欲的合理性，这表示理学的根本问题已有所转向，这在程朱理学被尊为统治思想的明代，殊属惊世骇俗之论。

　　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思想，认为“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由此又推出“爱身如宝”的思想：“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身保矣，能爱一家，则一家必爱我矣。一家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以之治国，则能爱一国矣。能爱一国则一国者必爱吾也。一国者爱我，则吾身保矣。以之平天下，则能爱天下矣。能爱天下，则天下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莫不尊亲，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5]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身是天地万物之本，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形态中，突出“身”的观念是对个性苏醒的呼唤。

　　儒学注重社会性，忽视个体。中国人文启蒙恰恰是从发现个人存在的意义开始，王艮的最大功绩是强调了自我的价值，在王学著作中，经常有“只眼”、“独家”、“自得”以及反自锢等类张扬自我的语词。发现自我要以承认人的自然性为前堤，王艮把身与道联系在一起，说尊身即尊道，把身提高到道的地位。这“身”与“人”并不一样，中国人使用“人”的概念，往往是用作类称、众称、他称，却不是自称，如知人善任、文如其人、大人、小人、圣人、好人等等诸种说法是泛称，都落不到自身。“身”却是个体的，感性的，身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自己都可能沉浸之中。按程朱理学看来，“身”最忌的是受到欲的侵蚀，历来的理学家们都要求灭人欲，而王艮强调的却是人同此欲，以欲与身相连。因而提倡及时行乐、享受生活。他的不事诗书，不假文字的悟道方法，给平民百姓直入经典的堂奥打开了方便之门，受到平民百姓的欢迎。在缺少个体和民众意识的封建伦理中，增加了个性化和平民化的色彩，这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薄弱的环节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的问题。

　　王艮这样重视人身的价值，提高人的生存意义，这与理学灭人欲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也反映他已成为王学蜕变的肇始者和创始人。王学传至李贽、颜山农、何心隐更对人生的合理欲望作了充分的论证，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26]又进一步从哲理上进行论证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27]他坦言私心乃是真心，此心最可贵的是保持绝假纯真，认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28]宣扬天下尽市道之交。何心隐身体力行，舍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义，独留朋友一伦，公然背叛五伦之教，把没有血缘连结的师友作为人伦的首要关系，这对传统的宗法关系是一大挑战，有人斥之为“大奸”，也有誉之为“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29]大毁大誉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顾宪成从私心、利欲的角度作出分析说：“心隐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30]至此王学已非本来面目，后世的研究者因而有王学左派的称谓。

　　王阳明以灭人欲的良知说传道授业，可他的再传弟子却鼓吹利、欲乃是人的本性、正当的追求。正因为有利和欲的驱动，人们才得以不断提高生活和生产水平。王学左派以明道、践仁，来论证“私”、“欲”的合理性，为新的百姓日用之学奠定坚实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基础。百姓日用之学也得力于王学的“不轨弟子”，在晚明发扬光大，风靡天下。对这变迁，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中作出这样的总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谿而渐失其传……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像这样背叛名教自非王学的本义，却又受之王学的导引，这二律背反的后果使理学异化，走向它的反面，这是王阳明始料不及的后果，但作为一代理学大师，又不乏有此隐忧。晚年他在南京讲学时，风闻弟子有背师教时，不无感慨地说：“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深表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在他去世后，愈益不可收拾，以至有人把风俗的败坏归罪于王吧明说：“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咐和，用诈人情，坏人心术。近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31]

　　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发展到明后期孕育了异端思潮，造就出破坏自身的反对派，尽管这并非始作俑者的本意，但是16、17世纪的社会大潮，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顺流而下，带着困惑和矛盾，冲破理学的禁锢，为启蒙思潮的喷涌打开了渠道。这是王学的“过错”，又非王学的过错。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在思想领域有强烈的反映。理学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思想的主干，不可避免地“向左转”，发生分裂、蜕变，从而兴起反理学的思潮。

　　纵观明代思想史，程朱理学独霸学坛，至明中叶已经失控，陆王心学的崛起，更使程朱理学威信日下，二派争讼激烈，有以王学攻程朱者，也有以程朱非王学者。异端之说蓬勃兴起，有的近于佛学，有的又近于道学，有致力于经世之用的实学，还有向基督教寻求救世良方者，纷纷扬扬，多元并存。百姓日用之学如异军突起，既传之儒家的经典之教，又融入阐扬利、欲的新说，冲破了传统的程朱陆王、佛道儒法的禁锢，联翩地涌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

　　这是真正撼动社会的浪潮。以异端自诩的士大夫们一反陈规旧说，“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唯恐不力。”[32]在文学中，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铭言，深得人心。袁宏道宣称：“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33]冯梦龙扬言：“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34]都以叛逆者的个性张扬于世。性灵说、醒世说、市道之交说、童心说、情教说，以及形形色色的钱神论，引得附和者如痴如狂。素来为道学家不屑的市井文艺，在民众中津津乐道。酒店茶肆，“多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35]“诲淫异欲”的俚曲，在民间风靡一时。评话、传奇和戏曲中放浪形骸的主人翁，追求纯情的故事，脍炙人口。从学术思想到日常生活，从官员士大夫到平民百姓，激荡着一股离经叛道，追新求异的时尚。正是这种从上到下不拘守祖宗成法的异端言行，涌现一股新鲜气息。毫无疑问，文化变异现象的出现，是社会面临变革的先兆。

三、非君思潮对封建伦理的撼动

　　西方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的发现，它以恢复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名义，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重新肯定人生价值，从追求人间幸福、享受生活到确立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的信念，完成世纪性的巨变。可以说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发展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以人为主题。因此卢梭高度评价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镌刻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认为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36]这一论断道出了启蒙思想的普遍价值在认识人，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晚明思潮汹涌澎湃，从学术思想到日常生活，离经叛道，追新求异，都不离人的主题，尤其是自我的发现，谱写了中国思想史的新篇章。参照西方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评价晚明社会的文化思潮是应有之义，在这方面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都已取得可观的成就。

　　然而，参照西方思想启蒙的模式研究中国文化思潮，是一个富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问题。不同的文化都是人类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的创造，普天下的文化莫不具有相通、相融的一面；但是不同族别的文化又有各自生长、发展的空间，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心理的不同条件造就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又有不同的特色。例如有关近代化的释义，《不列颠百科全书》（电子版）的解释是：“从传统的、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世俗的、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这是西方社会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标志，那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城市，全封闭的庄园经济在乡村自给自足；教会把人生视为苦难的赎罪，压抑世俗生活。而中国并不缺少繁荣的城市，宋代拥有10万人以上的城市多达40多个。没有神权统治也就没有天堂与世俗的分野，百姓日用之学的盛行，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世俗生活。在不列颠的三条标准中，这两条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但是不符合西方的转型模式并非没有中国的近代化。近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是社会进步必经的历史进程，各个国家由于不同的国情和社会条件，有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关中国近代化的研究，不仅要看到与西方的共同性，更要注意与西方模式不同的民族特色，文化转型是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这比经济转型更为丰富和复杂，所以对晚明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最能揭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本土特征。

　　在16、17世纪的中国，最的现实问题是，高压在民众头上的磐石不是神权，而是政权，是封建伦理的最高权威君主专制及其意识形态，不撼动这高压在民众精神上的盘石，就不足以构成启蒙思想的主潮。

　　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封建伦理本身即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隶属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种制度和思想体系沿袭数千年，它的发展变化都以愈来愈加严密化为趋向，诸多流派，万变不离其宗，经史子集一切意识形态，都以扶持名教为宗旨，以忠君为核心。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君主予以“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论证，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三纲是天意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忠经》一书提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把忠君与尊天、敬祖融为一体，系统地建立了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伦理体系。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既是人间的至尊，又兼有天子之贵，族长之荣，集皇权、族权、神权于一身，是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宰和绝对权威，忠君成为最高的价值判断、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

　　明代是皇权统治最严酷的一个王朝，朱元璋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集权措施，断然取消从秦代以来通行1400年的宰相制，将宰相行使的行政权收归已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断。为了消弭先秦儒家“民贵君轻”的影响，肆意删砍《孟子》，一书，取消孟子配享先圣的资格，两千年前的圣贤尚且不放过，对当朝更是严厉控制，有人因写“遥瞻帝扉”的颂词，谐音“帝非”，被处以极刑，大兴文字狱；为了确保朱氏一姓王朝的万世基业，屠杀功臣，株连数万人；在宫廷树立铁碑，儆戒后世，永远不准宦官、后妃干政；窥探文武官员隐私的特务，密布朝廷上下，由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独裁、强悍的专制王朝。过度强化中央集权的后果，是把皇帝的权威推到极至，臣民形同草芥和奴隶，匍伏在天子脚下。君主不论是昏是暴，是白痴还是幼儿，为臣的只能顶礼膜拜，歌功颂德，不能说一个不字，任何对君主的不敬和亵渎，都要受到重处，甚或破家灭族。直弄得君要臣死，臣不死不足以尽忠，对君主效忠到如痴如迷、若愚若傻的地步。

　　在忠君已成为压抑人性、扭曲人格的超强压力下，怎能设想不触动这精神重负，能有思想启蒙的发生？晚明思想启蒙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的是，主要是针对君主专制独裁发出的抵制和呐喊，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对伦理信仰的最高原则——忠君信条——的怀疑、动摇和抨击，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蔚为社会性的思潮，这是中国思想启蒙最重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