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粤商自治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后,梧州商会,上海及各地也发来通电,表示支持粤商自治会。由此,中国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以广州为中心在沿海地区掀起。十七埔玉成公司烧毁日货后,风声所播,其它洋货店也多有大书特书“日货欠奉,买日货者勿进”等字样。各街巷也多有行动,洋布行老板以前每日商量销售日本货物,从自治会集议后就终止了交易,其先既定的货物也至电不装载。各日本桩也大多暂停办货。《申报》二月二十九日载,有个叫炳记的人,在集市摆摊卖烟、火柴及一些纸花。“炳记以纸花为日货即烧毁,适有王某经过此地,指某牌香烟说是日货,为何不毁。炳记曰:果是日货。即收拾之。王因谓之曰:汝小生意不忍汝亏血本,当以所值告我。炳记言:此四十余盒,无多值。王再三强与银元,炳记仅受三毫五仙,遂将烟毁之。”日货以海味占多所以数,诸行老板就定日集议办法,制定章程,以便遵守。粤省玉石一行,以“无日货因不能效力”。有许多人倡议由行中集股开设工艺厂仿做日货。有一家店名为“东洋货桩”,因为其招牌是雕刻的,就用纸盖去“东”字改为“西”字。广州的抵制日货是最为激烈的。上海的排货运动也很激烈。除此之外,澳洲华侨,梧州商会等也参与了抵制日货运动。二十一日下午粤商自治会接梧州来电云:“粤商自治会鉴,辰丸案结,咸动公愤,文明对待,极表同情,办法候覆”。○16
抵制日货运动的掀起,必然会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和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由于抵制日货运动蔓延于上海,二月十八日(3月20日),日本公使根据上海日领事的来电,请求压制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于是,外务部于十九日(3月21日)电南洋大臣端方,转告上海道台要禁止商民排货,其电曰:日本公使来函,据上海日领事电告,各报载有广东自治会因为二辰丸事件“决议抵制日货,联络各处,劝诱各众”……而在上海的广东人都表示赞同此事,并准备在报纸上公布实行办法,情势不稳。外务部已告知上海道台弹压。而根据旅顺、上海的两广同乡会电称,“此案有失国权,且与乱党以护符”○17等语。外务部甚至称:二辰丸所运军械,领有日葡准单,并未实行起卸,粤水师将船捕拿,撤换国旗,办理未免太过于急促。还称上海广东等地商人不知底细,而登报广告,以图抵制日货。希望将此案原委加以说明,商人明白事理自然不会生事,给人以借口,如果有借此滋事的应严厉禁止。排货运动的风潮又延及广西各地,三月初二(4月2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又致函外务部,请求其电告广西巡抚禁止商民抵制日货称:广东自治会抵制日货运动,日益加剧,应令粤省严加弹压,以防意外。他还称:听说梧州及南宁也有抵制日货的举动,这是自治会到各地劝诱的缘故,所以应由外务部电致辞广西巡抚、粤省等严加防范以顾全中日两国的友谊。于是,当时下午,外务部就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查禁解散抵制日货的活动。初四日(4月4日),张人骏在答复外务部来电时称:已经按要求禁止,只是提倡国货,并没有理由禁止,南洋华侨及香港、日本各地也有抵制日货的行动。一面抵制日货,一面提倡国货,这是很正确的方法,应当重视而不是压制。排货运动在中国虽不是第一次,但是结果仍为政府所禁止,以免惹事。三月十五日(4月5日)外务部致函粤督张人骏,对抵制日货运动极度的贬低。其函曰:扣留二辰丸一案,经本部办理已完结。而商会陈基建等人却借故嚣张,电致尊处切实查办。据粤省官员接到该省正绅公函称,商业自治会陈基建即陈惠普、李戒欺、罗少翔等“恣意狂吠,形同化外”。二月十六日,陈惠普等纠集千余人,“内多易服剪辫者,手持大旗三面,大书挽回国权等字样,并在督署演说,愈聚愈众,道途为塞”○18。十七日,又在自治会招白,继而沿街遍贴不买日货的字条,而且扬言罢市,以要挟官方。粤省的匪徒较多,恐怕有人借此煽动民心……如果任其妄为,对国际交涉和地方治安都会不利。所以希望能够严查究办,并晓谕商民等人,立即解散,不要受到煽惑,“以靖人心,而弭隐患”○19。这一文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味,清政府的无能及珠江流域的革命气象,都可以从这封信函中看到。
日本公使也多次致电外务部,请求取缔排货运动。三月二十三日(4月23日),日本公使林助权就致函外务部谓:近日接到广州领事的来电,两粤人民仍有抵制日货的举动,请“再电咨粤省严禁以邦交”○20。此后,四月初九日(西历5月8日)日代使阿部守太郎,致外务部一节略,再次请求取缔排货运动。其节略曰:广东地带排斥日货的举动,至今仍然未熄,该省官宪毫无尽力镇压之状,此帝国政府感到最为遗憾者的事情。根据可靠的报告,这次举动是广东自治会员陈惠普、罗少翔、李戒欺等主谋的,而署水师李提督及洋务局会办温道台,也有从中煽动与香港等处互通气脉的嫌疑。张总督虽然奉中国政府之严饬,“只于表面施姑息之手段,豪不讲求镇压有效之策”○21。帝国政府对之实深遗憾……务宜慎重考量,以顾全邦交。又有一种说法,这次举动的主谋,是康有为一派的人在广东竭力煽动。它的目的是,欲乘广东有误解二辰丸事件非常愤激的时候,煽动人心,以扶植自身的势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官员不仅不遵照中国政府的严饬,却有暗中帮助的趋势,而中国政府却又袖手旁观,不采取适当的措置。本国政府“实所不解”。本使承本国政府之训令,就前面所列的事实,请中国政府注意,务必采取速迅确实有效的手段,以顾全两国的邻交。由此,这次排货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使日本的输华商品大量下降,但是却官府压制,人民灰心,商人渐有向日人定货者。于是日本人便志盈气满,嘲笑中国人有头无尾。此次排货运动也就急剧转入低潮,这固然与清政府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有关,但是也存在粤商自治会内部的组织问题,而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只是地方性的运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