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为不完全新古典主义者的门格尔与社会经济制度的自发型构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斯密等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传统主要由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所推进和发展。作为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门格尔与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原理。正因如此,在多数情况下,经济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并把他们同视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这种倾向遮蔽了这些经济学家在理论建构的本来面目和意图方面的本质区别,也掩盖了他们的主要作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后世纪经济思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区别。最近30年来,尤其是贾菲(Jaffé,1976)的论文发表以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同代人的不同之处。最近的研究表明,边际效用原理只是门格尔的经济分析所附带产生的,而不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门格尔自己从未关注过函数的相对最大最小问题,而这是通常所认定的边际主义的本质;相反,其经济分析的着眼点在于对制度和非均衡条件的研究(埃克伦德等,2001)。在3人中,门格尔最为强调主观评价的作用。因此,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专注于一般静态均衡和将边际效用作为数学概念来应用时,门格尔的兴趣却转向了解释主观评价是如何促成了竞争性的市场发现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看,门格尔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新古典主义者。在《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门格尔,中文版,2001)中,他清晰地阐述了市场价格而非其他市场现象,作为这种主观评价过程不经意的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正如汉斯·迈耶所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种价格形成理论而非价格决定理论,它是关于市场过程的、而不是数学均衡的理论。
1883年出版的《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一书则使门格尔真正成为起源于苏格兰的自发秩序传统在19世纪的最杰出代表。在该书中,他将主观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更为广义的社会科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门格尔问题”:“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这可视为是斯密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看不见的手”思想的一种简化的表述。门格尔感兴趣的是提供一种关于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构成的”解释,将之与强调特定制度是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有意识地设计的“实用主义”解释相区别。门格尔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根据个人的目的和计划来理解社会现象。经济和社会制度通过影响个人计划间的相互作用来影响人类行为。在门格尔的理论框架中,制度是个人间相互作用的所有协调方式。一个市场或一种法律体系是制度,货币也是一种制度,连价格也是一种制度。门格尔认为,社会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体系,在人与人的相互适应过程中会产生一种自发性的秩序,因而与有机生物界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表现为,不论在各自的起源、本质还是功能上,二者都具有自发的特征(杨春学,1998)。这些社会制度本身就表现为一种自然过程的产物,“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无意识的产物”,而不是“某种旨意的结果,或社会成员的协议和纯粹立法的结果”(注:参阅Menger,Carl,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University of Illinois,1963,p.155-159。)。
门格尔著名的货币起源理论是自发秩序的典型例证。它经常作为门格尔独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而被人们提及,而迈耶则将之称为“遗传——因果”理论而非“功能”理论的一个例子。门格尔指出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人们面临寻找贸易伙伴的困难(即所谓的“双重需要的巧合”问题)。一些行为人会逐渐意识到,如果能够拥有其他人也想得到的物品,那么他们就可以使交易变得可行。这样文化传递的过程就开始了,在其中,不同的人会对其他人的主观偏好尽力地进行准确了解。那些能得到对较多的“其他人”具有更大主观价值的物品的人,就能更容易开展交换活动,从而变得更富裕。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其他人也会进行观察和模仿,这样,这些人也开始使用这些物品作为交换媒介。随着作为交换媒介的物品种类减少,对每一种的需求就增加,也使得它们更适合作为交换媒介。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过程就会使媒介集中于一(或两)种物品,而这种物品对人们具有较高的主观价值,同时满足货币的特点,如稀缺性、可贮藏性、可携带性和可分性等等。最后,这种商品就会成为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即货币。因此,货币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我们所需作出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为了得到想得到的物品,人们愿意进行贸易,并希望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进行。事实上,语言、法律、市场甚至国家的形成都具有这种进化的自发的特点。
门格尔的理论始于个人主观评价,而终于以“社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这些制度起着有效整合社会的功能,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实质上是各个人之间彼此适应的结果。他强调,这种自发力量极为复杂,且复杂多变是它的本质特征,也是它的神秘力量之所在。它的产生,虽与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分散行为有关,但绝不是人类的智慧所能替代或设计出来的。赫维茨(Horwitz,2000)认为,门格尔将斯密对经济进步集中于分工的讨论引向对(分散的)知识的更广泛的讨论,在斯密与哈耶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