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男女同校制的开端与意义

作者：高惠蓉　单中惠　王春荣

　［摘 要］1837年，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标志着西方传统大学之门向妇女开放。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而言，高等教育即便是在男女同校的体制下，却仍然长期实行男女隔离的教育。西方社会男尊女卑的宗教传统以及当时生物学上的某些谬论的误导是阻碍西方大学实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主导原因，但是随着西方社会风气的不断开化以及其它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作用，女性进入传统大学和男性接受同等的高等教育的现实条件不断成熟，历史的潮流必将还女性包括受教育权利在内的一切平等的社会权利。
　　［关键词］女子高等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性别隔离；男女同校
　　 Abstract: In 1837, Oberlin College, Ohio, in the middle 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enrolled four women students, which signposted the opening of the door
　　of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women. However, strictly speaking, in spite of the beginning of coeducati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phere had been regulating sexual segregated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a long time. Women's inferior position resulted from religious tradition and the misleading of biological bogy in the Western Society are the main barriers to co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gradual overshadow of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oth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provided a realistic condition for women to enter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receive equal higher education. The current in history is bound to return women every equal social right
　　including the right in receiving education.
　　Key words:women's higher education; women's education; sexual segregation in education; coeducation
　　
　　作为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尔林学院（Oberlin College）1837年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四年后，其中的三名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这是美国女性第一次与男性一样接受了大学颁发的学位，也是西方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世纪末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向女性开放，男女同校制的高等教育模式不断扩展。妇女在奥柏尔林学院的成功让许多女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们坚信，男女同校必将在全世界实现。斯通（Lucy Stone）1856年在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过这样极端的言论：“我们只需稍等时日，哈佛和耶鲁大学就会接收女生。当这些大学在等待观望之时，无数的女子学院象雨后春笋般出现，预示着公正的大学教育应该给予妇女。然而，这些女子学院是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的，它们最终都会消失的。”［1］斯通的这番预言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哈佛和耶鲁大学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平等地招收女生，而且女子学院在她的演说之后的多年中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兴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斯通的话也不无道理。虽然哈佛和耶鲁之类的大学对男女同校制教育予以坚决反对，但从19世纪末开始，男女同校制高等教育还是成为了西方大学教育的主导形式。不过西方大学男女同校制教育的斗争历程确实是一段艰辛的历史。男性曾经是如此偏执地坚信女性不能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甚至认为女性进入大学领域会破坏他们深爱的大学。
　　
　　一、早期西方大学性别隔离的原因
　　
　　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在妇女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后的一百年中，各种反对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其中对大学男女同校制的争论尤为突出。即使是在妇女内部，思想的矛盾也一直存在。尽管如此，到20世纪30年代，除个别精英或军事的高等院校外，先前只对男性开放的西方高等教育机构都陆续对女性开放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和男性一起接受大学教育的同时，也经历着由于各方的压力所致的怀疑和恐惧。从严格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即便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却仍然长期实行男女隔离的教育。在欧美国家，来自宗教及社会等各方面的舆论均反对妇女进入大学。

　　
　　1.男尊女卑的宗教传统
　　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是阻止西方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块重要的绊脚石。在以基督教教义为主导的欧美国家，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社会的生活方式，无不将妇女不公正地摆在屈从的地位。按照神的旨意，妇女的正确位置是在家庭生活中，只有男性才可以参与政治、经济及社会事务。男女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这种观念也是大学教育男女隔离的主要渊源。在神权、父权、男权的统治之下，女性不得不屈从于所谓的“女性特质”的教条，那就是虔诚、服从、纯洁及持家［2］(P14)。
　　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妇女的自由也受制于男权。作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智力顾问的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也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对妇女教育的计划必须和男性关联。妇女一辈子的责任是使男人赏心悦目、赢得男人的尊重和爱、培养自己的儿子、照顾自己的丈夫、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咨询、使他们的生活快乐。因此，对年轻妇女的教育内容应该以上述的责任为出发点。”［3］虽然各种主客观的因素迫使男性作为主流的社会非常勉强地接受女子高等教育的观念，但是，其前提是这种教育仅仅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而并非妇女应享有的权利。由于是勉强地接受，因此，不少教育家认定妇女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和能力来完成与男性一样的课程。就算在最早实行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美国奥柏尔林学院的女生也只是修读所谓的“女性课程”，这种课程比男生修读的课程难度和要求都要低。女子被认为无法完成专门为培养男子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些经典课程。她们学习的女性课程主要包括家政学及所谓的“女性科目”（finishing subjects），例如，缝纫、绘画、法语及其它一些次要科目等。课程内容的不同也导致学校对女生的学业要求的不同。 2.生物学的谬论
　　19世纪中期，人们利用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来解释性别差异。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就极力推崇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封闭的生物系统，身体某一部位的能量消耗必然会损耗其它部位的能量。他提出“功能专门化”对社会和生物进化是非常关键的。所谓“专门化”，也包括男女性别的专门化，即男女各自扮演着不同的同时也是不可改变的角色。因此，男女采用隔离的教育体系，不仅是神的旨意，更是生物学的表现。
　　最早对男女同校教育的强烈抨击来自医学界，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873年，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过的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H. Clark）出版了《教育中的性别：给女孩的一个公正机会》一书。他在书中陈述了自己对妇女教育的看法。基于“生物学决定论”的观点，爱德华•克拉克得出了自己的荒谬结论：由于妇女的大脑先天发育不足，而且无法像男性一样承受大学教育带来的对大脑活动的刺激和压力，因此，妇女教育的方式不应该与男性相同。更严重的是，他将紧张的大脑活动和潜在的生理组织紊乱联系在一起。据此，爱德华•克拉克提出：男女隔离的大学教育体制是完全必须的。他强烈反对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将它视为“冒犯神和人性的罪行”［2］(P17)。爱德华•克拉克的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了妇女教育反对者引经据典的依据。在大学校园、妇女俱乐部、医学院里，到处都能听到由此书所引发的有关妇女教育的争辩。虽然到1873年时，美国密执安大学已经实行男女同校教育三年了，但该校园中几乎人人都在阅读《教育中的性别：给女孩一个公正机会》，此书曾在该校一天之内售出200本。在威斯康星大学，该校原来就反对男女同校教育，于是校董会就借此书来消除校内支持妇女教育的声势。生物学谬论在很多西方国家严重地阻碍了妇女顺利地进入大学接受平等教育。在德国，针对妇女是否应该进入大学学习的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妇女天生的智力和能力。在传统的伪科学理论中，妇女的脑容量要比男性的少。直到解剖学的应用将科学事实公布于众，这一谬论才得以破灭［5］(P2)。
　　
　　二、西方大学性别隔离制度的打破
　　
　　1837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尔林学院第一次招收了四名女生，标志着传统大学之门向妇女开放。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男女同校教育，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和方法上，该校还是实行男女隔离的做法，例如，专门针对女生采用“女子课程”。从女生形式上进入传统大学校门到真正的男女同校教育，经过了将近20年的漫长道路。美国的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显著进步是从南北战争开始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妇女面临着自立的压力。到1872年，有97所大学和学院开始招收女生。然而，这些院校在教育质量和目的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多数都比只招男生的大学逊色。但应该看到，这些院校对促进男女接受平等教育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在美国，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尤其在东部地区，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城市化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吸引到城市之中，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对劳动力的文化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国家中，公民能看懂《圣经》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于是，大学教育在东部及中西部地区迅速发展，即使在相对保守的南部，大学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和大学教育的扩展实际上都为妇女进入大学领域创造了可能性。在美国的不同地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在东部，象哈佛、耶鲁大学等只供男性学习的大学一直态度十分坚决地将女性挡在校门之外。妇女只能在隶属于这些大学但实际上是靠外界捐赠，并采用完全不同教学方式的女子学院中接受大学教育。虽然这样的局面使得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进程缓慢，但在夹缝中求生存成为了东部地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在中西部地区，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成为了一种主流。由于南北战争和保守的传统，南部地区的大学教育自身发展就很缓慢，因此，男女隔离的大学教育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从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及一些黑人就读的大学最早采用了男女同校教育，而在受保守势力影响最大的弗吉尼亚州，州政府资助的弗吉尼亚大学直到1870年才开始男女同校教育。对早期的女性主义者来说，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是一种人权的体现。然而，从某种程度而言，赋予妇女这种权利仅仅是因为男女分校花费太高。因此，最早实施男女同校教育的大学往往都是迫于经济的压力。

　　推进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女教师的不断需求。普通教育的日益增长再加上提供给男性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大，女教师的需求随之显现。在寻求廉价劳动的同时，人们也要求政府制定法规以确保未来女教师能接受到相应的教育。此外，宗教复兴运动刺激了对传教士的需求。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各种女子学院以及向女性开放的其它学院抓住了这个契机，注意培养女学生，以使她们胜任这两种社会角色。虽然妇女可以继续接受中学后教育，并且在工作中体现她们的智力和职业价值，但必须看到，上述的两种社会角色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拓展了女性的社会领域，换言之，妇女仍然保留着屈从的基督教徒及子女养育者的身份。从20世纪开始，专业化成为了一种潮流。专业化要求更高的专业训练和教育，大学教育自然地承担了这一职责。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院成立，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不再由家庭出身、世袭制度决定，而教育程度开始起主要决定作用。这促使大学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课程设置的改革及选修制的实行，女生的教育权利逐步得以保证，然而这些变化却引起了社会对大学和学院女权化的恐慌。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进步与徘徊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三、西方各国大学男女同校制进程
　　
　　虽然许多早期女子学院已经为妇女提供了完全的大学教育，但是，实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院校都拒绝让妇女修读文科课程。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这类院校所提供的教育并非真正的大学教育。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生经常遭到男同学的嘲笑，在校园中随处张贴着带有讽刺挖苦意味的漫画，学校的杂志和报纸上也会刊登怀有恶意的文章以打压在校的女生。虽然在同一个大学和学院接受教育，但妇女被隔离在学校的几乎所有重要组织和活动之外，包括俱乐部、食堂、乐团、荣誉社团等。除了男生对女生态度充满敌意，学校教职人员也经常忽视女学生的存在，老师在课内经常拒绝回答女学生的问题或者干脆禁止她们参与讨论。很多时候，甚至连校方的政策中也完全忽视女性或者将女性排除在外。作为针对这种情况的回应，女生效仿社会中女性主义者的做法，在校园中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她们创建各种辩论社，发展女性文学，编写女性杂志和报纸，并且在学校的刊物上另辟“女性专版”，同时在校内建立女性联谊会。这些女性组织和活动在女生摆脱大学生活中性别不公的斗争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方各国大学在实现男女同校制的进程中经历不尽相同，各自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
　　
　　1.美国
　　女生在传统大学中的出现，引发了大学课程的变革。在美国，尤其是在《莫里尔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几年，大学课程中就加入了两门女性课程。男女同校教育及对教师的需求促使许多大学创建了师范部，设立了家政课程。其中，衣阿华州立大学早在1871年就建立了此类课程。家政学在女子教育上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但是，许多教育界人士支持女性接受一定的、实用的家政训练。在大学中选修家政学的人数不断上升，充分说明该学科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女生在获得家政学的学位后，仍然可以在社会各个行业中找到稳定的职业。这一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尤其普遍。然而，应该看到，家政学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妇女在其它学科学术上的进步。因为很多在其它学科已经取得了高学历的妇女，在大学谋职时往往就会被安排在家政系。据统计，到1911年时，美国60%的男女同校大学中的女教授都属于家政学系。教师培训和家政学这两个领域吸收了19世纪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的在校女生。1900年时，在男女同校的美国大学中，共有6.1万名女生，其中4.3万名属教育系，2 000名属家政系。直到1900年以后，这一状况才发生改变，女生及大学女教师开始寻求其它感兴趣的课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积极参与进步教育运动，新的课程需求日渐显现，例如，儿童心理学、婚姻和家庭问题研究、社会工作及慈善事业研究等。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也带来了其它方面的课程变革。各院系逐渐意识到，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令人头痛的趋势。在相同的专业中，男生和女生在选修课程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男性多数不愿选择人类学及语言学，而对科学特别是一些新兴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更感兴趣。然而，女性刚好相反，她们则更倾向于人类学和语言学（在女子进入大学教育领域之前，女性被认为没有能力完成这些学科的学习任务），以及社会学等。但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男女选择学科的不同是以不同的职业兴趣和就业可能为基础的，而不再基于过去人们所认为的先天能力的差异。由于当时妇女的主要就业领域是教学或社会工作，因此，人类学、语言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对她们的工作非常有利。但是，多数男性都打算进入商业以及其它一些人类学课程起不了很大作用的领域工作。于是，为了防止某些课程女性化的趋势，有些大学企图限制妇女入学，在所有学科中隔离男女生或者干脆废止男女同校制度。尽管如此，美国妇女的大学之路还是在继续前进，并在学术领域得到了发展。例如，1963年只有11%的博士学位授予妇女，但到1983年时已增加到33 %。此外，大学中36 %的副教授职位是由妇女担任的。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中另一种男女不平等表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上。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大学不为女生提供住宿、医疗及体育设施，尽管学校具备这些设施。即便在某些大学女生可以使用某些体育设施，但一般都是在男生不使用的时候，例如用餐时间。直到1900年之后，美国东部的男女同校的大学才开始向女生提供宿舍及体育馆。
　　
　　2.英国
　　英国的剑桥大学最早允许女生参加由该校主持的地方考试，此外，还为18岁以上的女生另设特别考试。男教师去剑桥大学的两所女子学院教课，这两所女子学院的学生也可去听男生的课程。在此期间，一些荣誉课程考试，例如为取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资格的荣誉考试（Tripos），也接受妇女参加并非正式地对她们进行评分。1881年时，校方正式允许女生参加剑桥大学文学学士资格荣誉考试并给予评分。但直到此时，女生和男生一起参加完全相同的考试却不被授予学位或其它任何头衔。剑桥大学原来的做法极大地打压了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大学中的妇女充其量不过是访客。这种不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23年，此时剑桥大学才开始对女性授予学位，并正式允许她们有权利进入课堂听课。到1926年时，又允许妇女担任大学中的职务。1948年，妇女已经可以拥有剑桥大学校籍。虽然剑桥大学在为女生提供大学教育方面的态度极其保守和不公，然而，它在整个妇女解放运动中还是起了某些重要的作用。首先，剑桥大学在没有正式地招收女生入学之前，就已经在为妇女提供最高的学术培训，并使她们能将所学应用到教学之中。其次，剑桥大学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英国官方的态度，向剑桥大学要求获取学位权力的斗争可以说是妇女向政府要求获得选举权的演练。
　　牛津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在英国社会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它们大学的毕业生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乃至决定作用。因此，女生长期被这两所大学排除在外，也直接导致妇女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19世纪，追求大学教育的英国妇女及她们的支持者为争取获得学位进行了两次斗争，分别发生在1887年和1897年。这两次斗争最终确保了妇女从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资格荣誉考试。其中，第二次斗争导致了剑桥大学全校上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公开辩论。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这场运动掀起的波澜不亚于以往的某些政治斗争。从格顿和纽纳姆这两所隶属大学的女子学院，到妇女被正式接纳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并获得学位，再到最终获得校籍，英国妇女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艰辛历程。
　　
　　3.德国
　　德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显现出一个特殊的轨迹。由于所有德国大学都是公立的，因此，妇女入学问题很快就成为了德国所有大学的共同问题。有些德国教育界人士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要么是全部开放，否则就一个也不开放。德国大学与国家密切关联的传统使得争论的焦点始终都在传统大学是否该招收女生入学从而男女同校的问题上。偶尔受美国女子学院的影响而创建女子学院的尝试也很快被证明是徒劳的。相比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德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只是局限在男女同校上。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有限的女子教育发展空间却产生了积极的后果。美国多样性的女子高等教育为妇女较早地提供了大学教育的机会，但其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并且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妇女的大学教育要比男性狭窄很多，尤其表现在精英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领域。与之相反，虽然德国妇女正式进入大学是1900年之后的事，但她们很快就获得了进入所有大学学习的机会，其中也包括具有世界名望的大学。而在美国，这类大学一直到20世纪以后的很多年才向妇女开放。
　　在19世纪的德国，妇女的地位低下，也没有选举权，因此，她们无法为自己争取包括平等的教育权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权利。人们认为，大学中有女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19世纪末，当妇女真的出现在大学校园中时，许多德国教授都觉得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声称：“我们的大学是属于男性的。”有些教授甚至不顾一切地直接将课堂中的女生赶出教室［4］(P1)。
　　当时并非只有教授觉得无法接受妇女进入大学，事实上，在学术界人士、政府官员以及女性主义者中，有关德国妇女能否进入大学的争论是十分激烈和持久的。但是，这种论战并没有改变妇女对大学教育的渴望。在妇女被正式允许进入大学之前的40年间，约有3 000名女子申请入学。1865年，慕尼黑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生。到1909年时，妇女正式获得在所有德国大学学习的权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妇女已经在德国大学中建立了自己的团体。改革者将妇女接受大学教育视作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应该看到，德国妇女进入大学学习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就。
　　女子高等教育在德国研究型大学中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柏林大学于1810年创建后，最能从中得益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性子弟。大学学位所带来的威望和社会地位吸引了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男生入学。还有许多外国学生涌入了德国大学，因此，当许多德国大学为过多的、背景复杂的，尤其是外国学生的入学而头痛时，有关妇女进入大学学习的争论使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当时人们对妇女进入大学的一个最大顾虑是，大学教育对妇女而言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她们一旦结婚就会荒废学业。然而，当妇女真的将所接受的教育利用起来后，男性又开始恐慌妇女会把他们的就业机会抢走，特别是在医学和教学领域。

　　妇女在进入大学学习后，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妇女是否该学”，而是“妇女该学什么”。事实证明，首批进入大学的女生在学业上比男生优秀。虽然妇女已取得了法定的进入大学的权利，但她们的学习仅限于有限的领域，例如妇科医学、女校教学等。直到妇女进入大学数十年之后，女生才被获准和男性一样参加大学资格考试（Abitur）。更应该看到，允许妇女进入大学学习，对德国社会性别角色、教育伦理、教学形式等方面构成了挑战。女子高等教育的倡导者积极主张妇女打破传统的社会角色的束缚，以促进公平教育的发展。
　　德国妇女为争取获得大学教育的斗争萌芽于18世纪。当时有许多著作都论及该领域，其中最著名的是冯•希佩尔（Theodor von Hippel）的《论妇女修养的进步》一书。该书指出，妇女在德国大学中学习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施洛泽（Dorothea Schlozer）17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被公认为德国历史上最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女子。1865年，在德国中产阶级妇女中爆发了要求拓宽就业领域的运动。与此同时，少数妇女被允许进入大学旁听课程，不过不能注册成为正式学生。因此，多数大学也没有专门的校规明令禁止女生入校。但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有些妇女要求旁听大学课程迫使大学对此事采取明确的官方立场，从而导致了1879年几乎所有德国大学都明令禁止女生。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数个德国妇女团体又重新将妇女进入大学的议题提起，并于1887年开始兴起了一场有组织的请愿运动，该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请愿运动强调了培养高层次的女教师以及培养女内科医生的重要性。虽然这一请愿一开始遭到了政府的拒绝，但它在整个德国社会引起了对女子高等教育问题的关心。因此，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德国大学又重新向妇女开放，允许她们旁听大学课程，甚至还特许授予旁听者“博士”头衔，这也是当时妇女能得到的唯一学位。据统计，从1754年到1908年，共有169名女生（包括外国人）获得各科博士学位，其中仅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就有66人。从1900到1909年间，德国各州大学陆续对妇女开放。1900年，巴登—符腾堡州的大学首先接收女生入校，紧接着巴伐利亚州的大学也于1903年向女生开放。
　　德国社会就女子是否该接受大学教育的另一个争论源于是否该让妇女涉足公共事务领域。因为一旦妇女有权进入大学学习，她们就有资格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从而获得机会进入政府机关担任公务员，这也意味着妇女将有权完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德国的所有大学都是由政府出资的，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到1900年时，德国大学已经成为了通往德国上层社会的通行证。由于当时的妇女团体都没有参政权，多数参政的党派也因而对女子高等教育持反对态度。后来，妇女获准进入大学的真正原因正是德国社会开始推崇社团主义，妇女开始被认为是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因而被允许作为团体而非个人进入大学。
　　
　　四、 西方大学实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历史贡献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是否实现了人们的期望一直是许多西方教育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开始之初，人们只关注到妇女终于可以跻身于原本只属于男性的领地，女性终于拥有了与男性一样的机会。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们当时过于看重了形式上的男女同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教育的内涵以及妇女特有的要求。妇女研究表明，虽然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妇女的学术成就也很突出，但她们始终处在次要的地位。这种次要的地位源自女性长期以来都是有限地接受教育。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女生才和男生一样享有几乎相同的大学教育。在学术领域，妇女似乎在女子学院或女性专业中更能体现自己的学术优越性。因此，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不应该仅仅从数据统计来判断它的公平性，而应该从大学学术的发展出发重新思考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9世纪70～90年代入学的第一批女生后来成为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者。她们治学严谨、目标明确、信念坚定。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她们向世人证明了妇女是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不仅在学术上可以得到发展，而且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医学、科学、教学及社会工作领域亦可获得很大的学术成就。她们中不少留在了大学教育领域，有些人成为了大学教授，有些人则成为了大学行政人员。尽管第一代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女性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甚至屈辱，但也享受到了大学教育带给她们的个人满足及个人解放感。大学教育给予了妇女更宽广的人生选择。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女生和男生双方都开始接受男女共存的教育环境，从而为社会接受男女共存的工作环境、发展男女合作的工作方式铺设了道路。
　　与此同时，女性自身首先对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多数女生将智力和专业事业视为她们的一种人生选择，而婚姻和家庭以及母亲的角色则是另一种人生选择。但在当时，想要事业和家庭两者兼得似乎还不可能。因此，女子高等教育的一个后果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相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同龄女性，她们选择不结婚、不要孩子的比例很高。这也成为了人们抨击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成功最早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妇女在大学和学院中的人数上。19世纪末，在美国，男女同校的院校数已经超过男女隔离的院校数。男女同校教育已经成为了美国大学教育的主导模式。到1920年时，大学女生人数已经占到全部学生人数的一半，其中80 ％的女生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学习。其次，表现在女大学生的智力成就上。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例，从1892年到1902年的十年间，该校46 %的学士学位是由女生获得的。在其他院校中，情况也很类似。妇女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一些大学逐步放弃了对授予妇女学位及学术荣誉的限制。
　　在女子高等教育开端时期，妇女在传统大学校园中的出现意味着该校缺乏资金及社会威望。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校长范海斯（Charles R. Van Hise）所说的：导致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原因纯粹是经济的。因此，随着1900年后威斯康星、斯坦福和芝加哥等大学逐步获得政府更多的财政资助，它们曾试图缩减或限制男女同校的规模以期提高大学的威望。但应该看到，这种尝试显然是有悖大学教育发展的。
　　妇女在西方大学中被忽视，甚至被不公正对待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前半期。然而，女生在大学校园中的日常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男女学生的社会生活模式也逐渐变得宽松。随着越来越多的男大学生将女大学生作为择偶对象，女大学生也更青睐男女同校的大学模式。因此，妇女在大学校园中的出现不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妇女也越来越将大学教育视为一种有重要意义的人生经历。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对大学教育的参与达到了高点。这一成果因受到了两次大战后社会及政治保守主义的影响而削弱。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才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记录［2］(P14)。7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使人们在大学教育领域更加关注妇女的智力和专业潜力。
　　然而，必须指出，社会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反对并没有因为大学之门的敞开而消失。著名女诗人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曾将人们对女性的潜在歧视和不公正对待描述为“和根一样深，却象海上的烟雾般不可及”［8］(P28)。一方面，妇女在进入大学之初所经历的不公正待遇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激励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支持者更加不懈地努力和奋斗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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