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1)

摘要：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其形态和逻辑被四个世界型塑。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都是其实践世界之社会与人际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他们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性。这足以使他们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并不一定需要获得现代性来适应城市。乡土性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较大的路径依赖作用，获得一些现代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适应、融入城市。青年农民工实践世界里诸多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和融入城市。

　　关键词：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性；现代性：“脱根”过程

　　
　　一、研究回顾与本文起点

　　农民工进城后如何面对这个“新奇”而又“陌生”的世界？城市适应首当其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学术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颇多。也有的学者用城市融入替代城市适应来探讨这一问题，二者实际上无本质区别。以往的相关研究至少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基于现代性视角的研究，强调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现代性特征（李培林，1996；周晓虹，1998a ，1998b ；江立华，2003，2004）；第二类是基于社会化视角的研究（朱力，2002），还有的则探讨农民工不彻底的社会化现象，即“双重边缘人”（王春光，2001；唐斌，2002）；第三类是农民工城市主体互动关系的视角，这个视角实际上包含社会冲突论和社会排斥的视角（李强，1995；朱力，2001；潘泽泉，2004），还有学者在社会距离的视角下来研究这一问题（郭星华、储卉娟，2004）；第四类是基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视角（渠敬东，2001；李汉林，2003）；第五类研究则停留在描述和分析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内容、障碍和对策的层面上，缺乏理论透视的力度。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视角而展开。当然不同视角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中侧重其一，但相互交织、互相补充。现代性视角和社会化视角从传统现代、乡土城市和所属群体参照群体的二元模式出发，强调农民工以具备现代性特征的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理性地调整、改变自己以向现代性和参照群体靠拢的过程。这两个视角的研究是完全在二元对立的理论语境下进行的，其缺陷是先验地断定了（可能并不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过于强调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现代性和参照群体的依赖。农民工城市主体互动关系的视角也有前两个视角的不足，但其高明之处在于这一视角考虑到了农民工与城市主体、现代性和参照群体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一视角却简化了影响因素，预设农民工与城市各主体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关系。社会网络的视角充分地考察到网络结构因素对农民工重建生活世界和支持系统的重要意义，但有夸大关系网络在其城市适应过程中的作用之嫌，低估了农民工自身的创造能力、反思性特征等自主性因素。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先前研究往往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假设为一种理论上的应然和必然，基于此逻辑起点，力图对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过程和结果做出一种理论解释，有意或无意地偏向一种路径选择或模式的经验运用（如现代性和冲突论视角），并赋予其以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存在本体性的缺陷——把为解释实践而构建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布迪厄，2003：125），从理论来推理实践而不是从实践出发，人为地设定“应然必然”之关系，采取化简方式来达到预期的解释目标，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城市适应这一过程的模糊性、流变性、即时性和紧迫性。因此，只有回到经验事实本身，从实践出发来研究该主题，才能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克服以往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笔者认为，移民或流动人群的城市适应并非一个有清晰边界的过程，而是生活世界里以事件经历为主线形成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就城市适应的实践而言，生活经历和经验本身是说明社会事实的最有力资料。对城市的适应本身是生活世界的一种表现，其意义也是由生活世界赋予的。而在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中，最大的表征莫过于生活的结构和行动的转变。不适应的最大问题也在于生活中的行动与外部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城市适应鲜明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适应的形态是文化、经济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和社会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城市适应的实践与生活世界具备同构性和同一性。

　　此外，以往研究针对农民工不同亚群体的研究很少，而我们的调查表明不同年龄层次农民工的特征和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以实践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的形态与逻辑。

　　二、研究路径

　　实践社会学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强调“实践”，实际上也即要求我们重视研究对象的立场和视野以及经验事实本身的极端重要性，关注普通行动者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历史与社会现实意涵，力求避免忽视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自主能动性和行动策略。因为正是这些作为普通群众和人民的社会成员创造了伟大的历史。黄宗智（2005）指出，因为社会现实可能并不符合现存的理论建构，我们必须深入社会去了解它的实际及其运作逻辑，若纯粹从理论的“假设”出发，很容易完全脱离实际、歪曲事实。本文从实践出发——而不是把既有理论当作研究的开始，即力图践行方法论上实证性与反身性的二重性（burawoy ，1998）标准，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反思性立场，避免研究者的偏见和预想（pre-conception）对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事实的影响，力求更接近于现象的真实形态。

　　我们从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孙立平，2002）来考察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实践之形态与逻辑：通过回到经验事实本身，遵从发现的逻辑（logic of discovery），深入理解和分析行动者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内涵和意义，力求发现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与结构性因素的互动关系；通过考察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实践逻辑，管窥群体的特征及其一般社会过程和社会事实。基于对行动者自主性和策略的重视，我们将克服结构论、行动论和制度论对实践逻辑的压制，同时也不忽视宏观社会结构与制度因素。

　　三、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目前，青年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调查，2004年1.2亿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占61.3%，农民工总体平均年龄为29岁（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5）。本文的研究对象即是16岁以上、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特别是“19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本文的经验资料源于笔者2004年春季在武汉、2004年12月在广州和东莞以及2005年12月在长沙集中做的35个个案访谈，其中的一些判断和结论还源于笔者分两个时段共一个多月与青年民工的共同生活（分别在东莞与长沙）以及寒暑假期间与打工乡亲的闲聊。

　　本文界定完全适应城市的状态应该是心理和行为上都接受和习惯（并不一定要求心理上完全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此，我们并不提经济要求，因为经济意义是嵌入在以上内容之中的。适应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状态。作为状态的适应是一种实践感，通过生活中持续不断、往往不被人们明显觉识的系列磨合、矛盾和冲突（不适应问题）的解决而达成。

　　我们所要探索的实践逻辑被布迪厄称之为“实践的模糊逻辑”，是人们在实践行为中的“实践感”的逻辑。实践感对那些虽非有意却依然是系统的，虽然非按目的来安排和组织却依然带有回顾性和目的性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布迪厄、华康德，2003：101）。布迪厄视野中的实践是包含了日常的经济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实践。本文中的“惯习”沿袭布迪厄（1998：171178）的定义，指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们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是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布迪厄的惯习包括习性，但笔者认为惯习在本质上等同于“习性”，二者只不过存在细微差别。习性（乡土性）更加生活化，是在生活中所获得的习惯和性情，它强调对生活的适应；而惯习（实践性）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位置的适应，同时惯习本身又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也就是说，习性是生活性的，而惯习是结构性和关系性的。本文视具体语境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

　　四、四个世界与城市适应

　　（一）四个世界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今的青年农民工就成长于一个社会转型期，面临与先辈们有着很大不同的结构性背景。社会转型带来的变化给他们的生活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通过深入访谈及对其生活的观察，我们发现，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的交互作用之影响，其城市适应的实践形态和逻辑被四个世界型塑。作为客观世界和宏观层次范畴的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与作为微观层次的农民工的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见图1）。乡土世界是他们生长之农村社会；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们进城之前的梦想，以及他们听到、看到打工归来的亲朋和邻居，或受媒体影响后形成的对未来的憧憬，是一个虚拟的主观世界；想象世界是他们进城后的一个实践中的、不断调试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他们获得现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场所。一般地，实践世界是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它可以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农村、小城镇和城市），但对于进城青年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是处于城市世界之中的。



　　（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与城市世界

　　青年农民工进城之前就有的乡土惯习并不容易改变。生长于斯的乡土世界是他们的根（root）之所在，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他们进城以后的初期阶段。对他们来说，乡土世界是一个长期虚拟、偶尔真实的世界。在与城市的磨合阶段，由于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他们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距离感，自我意识也否定城市的归属倾向，往往觉得自己的农村家乡更好。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xz，f ，18，gz）（注1）“不想在城市安居，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草窝’，在城市安居的困难很多，不会讲本地话，吃的也不一样。”（xmy ，f，19，gz ）“我来广东也有几年了，感到外面到处都是陷阱，人与人之间是互相猜疑的那种，在家里做的大多是力气活，必须盘算着用每一分钱，但是广东这里就不同了……”（xr，f ，21，dg）

　　一旦将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进行比较，很多人对自己的农村家乡的归属意识反而更加强烈。家乡意识强烈而对所在的城市社区毫无意识，这是他们对城市社会活动不参与、对城市设施不爱护甚至对其进行破坏的直接原因。当然，这种状况随着他们对城市逐渐形成认同感后会有所改变，特别是当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其实城市比起我们家乡的小镇和农村的确要方便、舒服，像交通啊，购物啊等等，都非常便利，就是消费要比较高。”（fy ，m ，21，dg）

　　想象世界代表着他们试图超越父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梦想。进城前的想象世界是他们基于已获得信息之上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构想。现在的青年农民工大多在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就到城市打工，他们几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而在传媒信息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他们到城市打工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对城市生活世界的轮廓和对未来的憧憬。想象世界会随其境遇而改变。进城后，他们发现现实的城市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先前对城市生活的想象会在进城后随着现实的不断冲击而逐渐淡薄、消逝。于是，实践中的想象世界是不断变化、不断调试的。调试过的想象世界对他们适应、融进城市影响甚大。甚至当他们回到农村，他们从穿着、消费到行为举止仍效仿“城市人”的形象。“城市人”的形象是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可为他们赢得某些象征性利益。他们借此维系其似乎高于农民的社会地位，维持他们在农村人中的形象。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角色的错位。

　　“还没有出来打工的那阵子，我想象着那是多么的美好。每天坐着地铁去上班。在我眼中的城市是多么的舒服。来了才知道，那种生活不是人人都可以的。那是白领们的生活，我们与那种生活相差太远了。”（rh，f，18，dg）“以前在家的时候，看着那些打工回来的人，我充满着好奇，总想着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精彩，我想那个天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买自己想要的，出来打工后才发现并非如此。”（lnd ，f ，17，dg）“我想象的城市是钞票不断，可以尽情自由地玩。”（fn ，f，18，gz ）“来这个城市之前，我想象的是那种白领的生活……”（xmy ，f ，19，gz）

　　城市世界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但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就具有真实意义，因为他们与城市真正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他们参与城市公共活动的机会更几乎为零。这就意味着，城市世界可能外在于他们，在很多方面与他们都不大相干。但这个世界却是一个直接刺激他们的感官和欲望的世界。而一旦跨入城市，适应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首先就是城市的意义结构的重塑过程。当然，城市对他们的具体影响因人而异。

　　“刚出来打工时，看到一幢幢高楼大厦，总感觉自己在仙境似的。”（wl，f ，20，cs）“再与以前相比我变得活泼开朗，爱交朋友，爱学习了，从单纯的校园踏入复杂的社会，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越来越多，需要学的也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我必须朝社会需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yz ，f ，19，gz）“城市确实也有改变人的时候，起码它让每个人的观念都变得时尚了、时髦了。”（wl，f ，20，cs）“其实在这个城市，如果你把握不住自己，就很容易学坏，就像我现在这样。以前我是不喝酒的，甚至滴酒不沾，但是现在的我可以喝几瓶了。还有一点就是上进心没有那么强了，刚出来雄心壮志的，发誓一定要闯出一番事业来，现在好象是在混日子过的感觉……”（yz ，f，19，gz）

　　在与城市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惯习的意义结构被新的场域不断地改变、型塑和重新建构，这体现在即时行动与传统行动的传承性和超越性结合的特性之上。同时，他们的认识性参照群体和学习性参照群体也从乡土事物和乡土规则转向城市主体。实际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建立起对城市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框架是他们适应城市的前提。因此，他们适应城市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惯习的变迁过程。一旦他们的惯习适应了城市世界，这种惯习也就很自然地引导他们驾轻就熟地应付城市的生活、工作、社交等各个方面。这个过程体现为他们重新建构适应城市的规则和概念图式。但此过程对一部分青年并不顺利。城市世界的现实是残酷的。想象世界中的美好图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淡漠，不断地被现实击得粉碎。有些不适应城市的青年回流到家乡城镇，沦落为阶段性的“街角青年”（符平，2003）。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适应这里，我还是比较向往家里那种清静的生活，没有机器的喧哗，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切都那么简单。”（xz，f ，18，gz ）“我现在准备辞工回家。感觉好累啊，特别是心累，来这里打工确实让我变了很多，让我变得很讲究了，我开始学会打扮自己。将来嘛！那个很难说，反正也不能总在外面打工，回家学点什么啦！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啦！”（lnd ，f ，17，dg）

　　（三）真实生活世界：实践世界

　　1.实践世界与“实践性”惯习

　　事实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生活世界是一个流变的实践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他们的主要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在此展开。当他们完全地适应了城市、被现代化了以后，实践世界就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世界。这意味着其农民的身份已经成功地转化为城市居民，或者，至少具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特征、思想和行为。实践世界是他们获得部分现代性的实践场域。全球化趋势下的现代性虽然在不断地扩张，对整个社会和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个体施加影响和压力，但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的相对自主性和不同的实践逻辑并没有消失。相反，还有增强的趋势。他们在实践世界里获得的惯习不同于乡土性和现代性，但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二者的某些特质。它由二者演化而来，孕育于二者之中而又体现出二者的痕迹。本文称之为“实践性”（praxisity ）（注2）。实践性是实践世界的惯习，以独特的内涵和意义型塑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实践性被规定于实践世界的具体场景当中，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意向，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同时也昭示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而实践世界（尤其指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交场域）作为一个客观的实践场域，是他们所属群体所共享的，是他们参与社会生活、交际、学习和娱乐等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尽管实践世界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但因超越了个体层次而有可能成为约束行动的结构性因素。

　　实践性通过他们的言语和行动系统与实践世界结合起来加以客观化体现，并生产出实践世界的相对自主性和实践逻辑。实践世界的相对自主性和特殊的实践逻辑产生于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环境，体现出他们的实践性以新的方式与乡土习性决裂、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的趋势。但现代特质的获得只能在城市世界才能完全获取，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世界只是部分地获得现代性所包含的秩序感、计划性、时间感和科层制原则——除非实践世界已经与城市世界完全重合了。他们是在适应生活、适应现实的过程中完成城市适应的，这个过程也是祛除幻象的过程。在城市生活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实践性的生产和再生产既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条件，又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他们在城市实践中逐渐生成的实践性惯习，“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关联”（布迪厄、华康德，1998：24）。他们恰恰是通过实践世界的行为规则、社会生活秩序的心理积淀与行为模式的传承，以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他们身份的社会适应性。

　　2.实践世界的生活轨迹与生活体验

　　斯科特（2001：6）在研究东南亚小农的生计和政治时指出，由于接近生存线边缘，农民对抗外来生计压力时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体现出一种“生存理性”，并不想通过冒险获得大成功、发横财。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农民也有着趋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即安于现状、寻求稳定、小富即安、不善冒险。但对当代青年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农民身份只不过具有先赋的制度意义，并不具有“农民”的实际意义。在实际的生活实践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依循要生存的简单逻辑，更不再是收入的“自我剥夺者”。相反，他们不轻易放弃任何发大财的机会。频繁的生活选择都不过是他们追求更好生活的一项行动，是他们争取有所作为和出人头地的一次实践。他们的观念和行为选择依循基于生存理性之上的要发展的逻辑，体现出实践理性的特点。所以，站在研究者的角度，看似感性的选择和行动，而对于他们自身来说都始终贯穿了这一逻辑，因而显得意义重大。

　　21岁的湖南小伙子fy原本在番禺某制鞋厂做得不错（之前也曾在广东学开车，去过河北跟叔叔做生意），后来自动离厂去了长沙，向亲戚借了几千块钱做起了快餐生意，但两个月不到就因生意不好而倒闭了。接着又跟朋友一起搞起了ktv ，半年后因生意不景气而放弃，最后通过亲戚关系在长沙谋到在公司开货车的工作。24岁的成都小伙子mj因小事与老板吵架而失去安逸的工作，到广州的最初一段时期却靠从事非法传销来维持生计。类似的个案很多。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轨迹显示出鲜明的流变性和选择的频繁性。他们先不管所做的选择是否一定正确，有的可能就是一时冲动。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在权衡处境、稍经判断和算计后采取行动的。一旦有比较好的机会出现，经过稍微的权衡（而不是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推理），他们往往能够冒点风险，舍弃眼前的利益和安稳生活。这是他们的潜在行为倾向对变化了的客观结构和生活情景进行的自发调试，而这种调试未必就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相反这本身就是一种有点感性的冒险行为，因为他们唯恐与好机会失之交臂，任何一个机会选择或生活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改善他们生活处境的“拐点”。这一实践感不遵从规则，更不以精明的算计回报为基础。我们认为这样做出的选择即使经最后的结果证明是不妥当的，也是他们的一种合理选择（而非理性选择）。他们几乎不去理性算计，更不是依靠“生存伦理”行事。这一系列的选择和行动所依循的发展逻辑被嵌入在一种“权宜性取向的情景理性”（刘爱玉，2003）之中。他们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行为，不过是在既定情景下受有限理性和情感支配而发生，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或者说，这些行为习惯不是通过规则学会，而是通过“和那些习惯于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人在一起”才学会的（康纳顿，2000：29）。

　　他们频繁而反复的选择和放弃行为经由“实践性”惯习所引导，也正是他们适应城市的产物。正是这些让人多少有些让人捉摸不定的、显得感性和缺乏逻辑的行为和选择，建构着他们各自独特的实践世界。也正鉴于此，他们诸如此类的行为具有非常意义。由于他们在行为选择上遵循生存理性之上的发展原则，是权宜性倾向的情景理性，所以，实践活动的原则不是一些能明确意识到的、不变的规则，而是一些可能比较模糊的实践图式。在这里，他们最基本的行为逻辑就是现实实际取向。他们不同于城市人也异于地道农民的行为和价值观都是实践世界的社会与人际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

　　而突发事件不仅考验了他们，也增加了他们的城市生活阅历。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他们掌握了相当多“转危为安”的策略和技巧，能够用来对付生活中不可预测、不断变化着的境遇。现实社会在给他们教训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最为实用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体现出他们与具体生活情景遭遇即被生产出来的“自发性”和“衍生性”。城市的遭遇教给了他们很多城市生活的策略、知识和技术。这些对付现实生活中各类问题的知识贮备对他们适应城市至关重要。他们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获得了有关言语和行动方面的技巧。同时，他们又把这些亲身经历和经验传授给他们同在城市打工的亲戚、朋友和其他人。这种个体的私人经历和处事经验经过波浪式的传播途径扩散开去，最终，转变成了他们所属群体的集体记忆（这样的事件和“故事”很多，下面仅举一例），逐渐形成、累积并身体化为他们的城市知识，发展出他们实践世界的行动原则：跟城里人打交道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千万不要相信大街上的任何陌生人（警察除外），不要同他们搭话；不能拣别人掉落的财物；跟单位签合同时不要把证件的原件给他们……不过，他们中的某些人有可能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反过来学会了诓骗和欺诈他人。

　　“城市的生活很复杂，常遇到一些骗人的事。还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去南海玩。就在坐公交车的时候，被一个老太婆骗了，还（被）骗得很惨。她说她在车上捡到一枚戒指，她叫我们向她买，说着便哭了。当时我们看她可怜，就说我们只有一百多块钱了，买不到。她却说，够了，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反正她也用不着戒指。本来我不想买的，因为我不相信那么大一个戒指只要一百块钱。但我朋友说划得来，叫我把钱给她，她以后再还我。没办法只好给她了。等那个老太婆一走，又来了一个妇女，她说戒指是那个老太婆偷的，还说我们犯了罪，要把我们送到派出所去。当时真的吓死了，幸好来了一个出租小面包车。告诉了他我们要去的地址就上车了。谁知道他们也是一伙的，还问我们要钱，说不给就要送我们去派出所，关他个十多天。那时候真的没钱了，他载我们转了几圈，我们把剩下的二十块分给他一半，强行要求下车。下了车看到有制服的，我们就向他们跑过去，他也没追过来。问了几个治安人员，我们才顺利到达南海。”（xz，f ，18，g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