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保定农村土地分散趋势及其原因2

根据前面数据，保定农业经营是趋向分散的：地主富农的大经营趋向缩小，中贫农的小经营趋向 发展 。对此怎样认识，是 农村 趋向繁荣？还是进一步贫困化的表现呢？前面已经指出，当时的农副业经营是处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之下，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和销路不畅，农业捐税大大加重，抗战期间及以后货币贬值均给农业以严重摧残。小农 经济 正是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的，是贫困化的一种表现。在经营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地富大经营趋向没落，中贫农小经营走向发展，说明地富大经营的落后性。地富经营和中贫农小经营在技术上并没有显著的质的差别，都属于经营管理和技术上比较落后的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形态。当市场出现了不利于农业经营的情况以后，地富大经营即不能以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技术的办法去应付危机，结果只有走向收缩经营一途。

可是为什么大经营收缩，而小经营趋向发展呢？并非小经营优于大经营，而只是由于中贫农小经营处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尽管经营条件不利，他们还得接受这种不利于经营条件而继续维持生产，走投无路，不生产就得挨饿。小经营在市场面前，还很少有随市场涨落而调节其生产的机动能力，这并不是他们不知趋利避害，认识上迟钝麻木，而是由于极端贫困所致。这种表面上的牢固稳定掩盖了这种经济在实质上的贫弱性。从而使人们忽略了农村经济的贫困化与小农经济反而有所发展这两种现象的内在联系。

随着地富经济的趋向收缩，保定农村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和借贷关系亦一同趋向收缩，农民所受地主剥削有所减少，这是否意味着农民经济的独立性加大，经济情况有所改善呢？事实上却恰好相反。

第一，为什么这三种剥削关系趋向收缩呢？岂不是由于地富在雇工经营无利可图所以减少雇工，岂不是由于小农已不易在经营中实现地租的完纳所以减少租地，岂不是由于农产品降价和销路疲滞，所以商人和崐高利贷者不敢轻易放贷吗？总之，正是由于小农经济的贫困化，引起了上述三种剥削关系的收缩。

第二，在这三种剥削关系收缩后小农经济的情况如何呢？小农在自己的经济中每一劳动力的收入趋向落在长工工资水平以下，小农为减少租地增加自地必须在短期内集中支付一笔地价给地主，加深了小农经济的拮据局面。在农产品降价和销路疲滞的情况下，举债的条件又苛，因此 金融 上更困难。总之，他们为取得劳动机会，为取得土地使用，为取得资金周转，都是愈来愈困难和愈来愈代价高了。

第三，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赋税的加重，乃是城市对于农村剥削的加重，使农村内部剥削关系向城乡剥削关系转化，变化了的不是剥削本质而是形式罢了。

农村内部剥削关系的收缩，城乡剥削关系的广大，实质上是封建剥削向殖民主义剥削的进一步转化，这是当时 中国 社会 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过程的反映。当时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剧降，是由于美国棉、麦大量向中国倾销和洋米进口逐年剧增引起的。由 1929 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挽救其经济危机，将剩余农产品向中国倾销，中国政府由于进行反人民的内战需要向帝国主义借债给了美国向中国倾销棉、麦的便利。当时的中国反动统治阶级还以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农产品的经纪人的身份，从中捞一把，他们事实上已成了最大的买办阶级。抗日战争发生后，保定落入敌伪政权之手，由半殖民地转为殖民地。在殖民地化加深的过程中，当时的城乡关系事实上已是殖民主义者对半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一种剥削关系。保定 1930 年以后的近 20 年中，资料表明殖民主义势力已经深入到农村经济的各个方面，并发生了巨大的 影响 。在保定的副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织布业，长期以来都是依靠日厂棉纱而维持其“繁荣”局面的，最后也是因日厂棉布的排挤而衰败下来的。主要农副业生产的命运竟是牢牢地被掌握在殖民主义者手中。

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加重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途是愈加渺茫了。保定调查资料更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影响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除了封建剥削这一因素外，还有帝国主义剥削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两个因素。所以当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本主义者对农村的剥削加重，因而使封建剥削有所削弱时，农村资本主义也仍然得不到发展的机会，连落后的地富大经营也都不易存在，至于资本主义经营就更没有发生和发展的条件了。原因是当时缺乏一个有利于本国城乡资本主义发展的市场条件，我们不仅不能开拓和发展国外市场，而且还不能保持国内市场的控制权。本国市场的主权已经旁落，这就是扼杀我国工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保定的资料说明，在殖民主义经济和城市 工业 的影响下，农村封建关系虽呈动摇瓦解趋势， 自然 经济虽有向商品经济发展趋势，但结果不是朝向农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而是朝向农业小商品生产发展。农民不是趋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是趋向与生产料相结合。城市对农村的种种剥削就是建立在这些小商品生产者的广大基础上的。

这些小农的经济非常贫困，经营面积不断趋向缩小，这就使得他们不能退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去，必须把他们的劳动力和商品投入到市场上去。保定农民的粮食本不够自给，但他们要省下价值高的细粮（小麦）作为商品出卖去换取价值低的粗粮来吃，要把一部分种粮土地改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棉花、蔬菜和白薯等商品性作物。农业收入不足他们还要往商品性副业上谋补救，尽管当时农村副业经营条件很不利，许多具有悠久 历史 的传统副业已趋向崩溃，但农民仍想方设法在副业上开辟新途径，形成各种副业此起彼落的现象。除了以农副产品供应市场外，外出人口也趋向增加。凡此均说明，当时保定小农经济由于经营面积过小不能不依附于市场的情况。贫困使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市场，忍受极为不利的市场条件。尽管棉花价格过低，保定地富不愿种植了，下层农民却仍在增加棉花种植面积。如果说，农副产品价格下降使城乡交换的剪刀差的扩大，会促使农村小商品生产者的发展，反之，农村小商品生产者的广泛发展，又会成为促使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和城乡交换剪刀差的扩大。这种局面出现，不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于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农业商品生产者的贫困相伴而行，因此形成资金不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停留在流通领域。有钱人不愿从事农副业生产经营，却宁愿从事于农副业产品的收购。保定地主多有从事粮食收购和钱庄业务者，保定的小麦市场被少数商人所全部垄断，棉花市场亦出现垄断现象，无锡蚕丝业亦曾出现垄断现象，高阳手工织布愈来愈为少数商人所垄断。高阳纱布商的资金中有一部分属于地主“堂子”号货款，这也说明地主与商业资本的一脉相通的关系。于是出现农副业生产领域是趋向分散，农副产品流通领域却是趋向集中。被剥削的劳动者停留在分散的小生产中，拥有资金的剥削者却聚集在集中的流通领域中。这种商业资本的落后性、腐朽性和寄生性是极为明显的，成为阻碍农副业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崐产发展的桎梏。

商业资本怎样达到控制农副业生产的目的呢？在手工业中主要是利用“资本主义家内劳动”的形式控制产品的收购。这种方式在保定的手织业中曾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保定织布业中属于高阳织布体系那一部分发展了一个很复杂的而又极严密的商业资本体系，有兼营贩纱和收布的布线庄，有专营贩纱的纱号，有专营收布的土布庄，还有兼营染线（工业）和收布的染线庄。除此之外，还有专营布匹整染的工业 企业 。在其发展过程中，布线庄成为业务最为发达、资金最为雄厚也最集中的商业形式，原因是这种商业资本通过原料供应和成品收购实行了家内劳动制紧紧把织户控制在手，他们的原料直接供应给织户，织户的成品由他们收购，所以原料推销便利，成品收购有保障。

布线庄之所以占据高阳布业中工商业资本家中的王座，除了上述原因，即与织户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既掌握了原料市场，又掌握了成品销售市场。当市场极富于风险和投机性而不能由自己操纵和使其稳定时，营业的成败关键就主要决定于流通过程而不是主要决定于生产过程。所以商人的地位超过生产经营者的地位，后者须以商人为耳目并听从其确定营业方针。再者，由于原料和成品的市场崐均极为波动而不能由高阳商人控制，所以布匹生产的数量和品种也极富于波动性。这就使得生产经营状况经常处于不能稳定的状态中，极不利于大批资金的投放，因为资金在生产领域比较凝固冻结，不象在流通领域可以较快的收回，这就使得高阳布业中的资金始终停留在流通领域而不进入工业领域，使得商业资本不能向产业资本转化。在高阳布业中，工场手工业只是昙花一现的发生过，而且始终还没有在生产领域取得支配地位就消逝了，更谈不到进到近代工厂的阶段了。由此可以看出，市场条件如何影响了资金的投放领域，如何影响了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关系，如崐何影响了小商品生产形式的广泛出现，如何影响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

在农业中，商业资本同样不进入生产领域中，如果市场销路较好，商人往往就采用预购办法和小商品生产者挂钩。如果市场较广，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和划一产品规格，商人往往进而帮助小农作些技术改革，如供应良种给棉户，贷给棉户打水井和购水车的费用，从而控制了棉花的收购。又如无锡设立蚕种改良所，统一供应长绒蚕种给农户，又如设立烘茧行，把鲜茧烘好后提供给缫丝厂，这样就使育种烘茧和缫丝分别成立独立的企业，至于育桑以至育蚕到成茧的整个过程，则仍分散给农户。商业资本只在育种烘茧和缫丝三个环节向产业资本转化，并通过蚕种的垄断供应和鲜茧的垄断收购，去和蚕户进行不等价交换，并垄断了成品的收购市场。这些育种和缫丝的企业家的盈利收入还包括了对蚕户不等价交换的商业剥削在内。这些企业兼具旧式商业的落后性。

在市场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所以仍能进行，是依靠于这些贫困的小农。从这一方面来说，小农在商品生产中是以一个积极的因素出现。但也正是这些小农由于他们极为贫困，所以他们要尽量少消费，更由于他们的劳动力还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也力图使自己的消费品尽量自给，他们也有条件在消费上多求自给。他们愿意多为市场提供商品，但他们却宁愿少向市场购入日用品。从后一意义来说，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乃是国内市场不能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主富农 经济 和中农贫农经济的差别主要不是表现在生产资料集约的程度上，也不是表现在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上，而是表现在因土地所有权而对生产物的分配上。这种大小经营方式上的差别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当捐税加重和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打击出现以后，大经营趋向收缩，小经营增加（但不是向自给自足经济退缩），这种趋势和资本主义大排小趋向截然相反。这是因为传统的大规模经营既不能用改进技术的 方法 ，也不能用降低工资（佃农则是指分成）去对付农业经济危机，承受不住危机的打击。但为什么小经营在危机中反而能够存在和 发展 ？这可以从大经营和小经营在劳动力利用上的差别来说明这一 问题 。

保定的地主富农的劳动力利用率均低于中农、贫农很多。可是另一方面地主农业用工中有七成或八成以上是靠雇工，富农亦有三分之一的工是靠雇入的。如果按中农标准提高基准劳动生产率，地富劳动力（后备）自给程度超过了８０％，需要雇工只在２０％以下。地富经营的目的，不在于实现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而更在剥削雇工的剩余劳动，具有谋利性和剥削性。中贫农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利用率明显高于地富大经营，可达５３％以上。中贫农劳动力利用的结果往往只能实现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至于剩余劳动则往往通过雇佣关系和租佃关系被雇主和出租者剥削去了。１９３０年保定中农虽雇入了０ . ４５％的劳动力，但却租入２ . ６６％的耕地。保定贫农农业劳动力有２８ . ２９％出雇，耕地有７ . ２９％是租入的。

再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上考察。每一劳动力所创造的纯收入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年工工资 1930 年保定是１０２ . ７５元。长工工资水平刚好与贫农每一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相符合。但是贫农每一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中还要经过再分配扣除地租或捐税等。所以贫农实际所得低于长工工资水平，中农则可能达到长工工资水平。这一对比说明，中贫农经济的收益边际基本为零甚至负数，这也正好验证了恰亚诺夫提出的小农经济的边际收益可以为负数、小农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论断。同时，也就说明为什么在 中国 传统农业经济中（耕地资源相对于人力资源极为稀缺），租佃制要比雇佣经营制不仅能够降低监督成本和减少经营风险，还能够压低劳动者的报酬。

另外，从 农村 各阶层劳动力利用的差别还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农业经营规模的大小在技术上并没有质的差别，但是其劳动生产率却有很大的差别，这就使得同样的劳动具有不同的价值，中贫农的劳动力价格更低，即劳动成本要比经营规模大的地主富农低得多。农民为了生计所迫，力求提高劳动力利用率，然而可供他们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很少，只能饥不择食地不论条件好坏去利用劳动力以糊口，结果使生活和工资下降至很低水平。中贫农小规模经营中劳动力的浪费是惊人的，每亩耕地用工数大大超过地富，但每亩产量还要略低于地富。中农约浪费三分之一左右，贫农约浪费二分之一，这说明传统的农业经济的确进入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 时代 。

六、农业经营分散化与市场化的关系

1930 － 1946 年间，保定 11 个村的农业使用和占有土地趋向分散，主要原因有：（ 1 ） 1929 － 1936 年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和滞销；（ 2 ） 1937 － 1946 年间是由于法币大贬值和农产品市场因战争 影响 发生阻塞。总之，除了战乱的因素外，是由于市场不利引起了农业经营危机。市场不利对农业经营的影响，是依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而递增的。无锡、保定都是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应该说具有典型意义。

保定商品性作物面积约占全部面积的５５ . ８％，小麦、谷子、薯类、棉花、蔬菜是商品性作物。玉米、高粮、杂粮三项产量是 245 万斤，口粮消费 290 万斤，尚缺１ / ６需由外地供应。

商品性生产发展趋势：保定总播种面积中，商品性作物面积所占比重： 1930 年为５５ . ８％， 1936 年为５７ . １％， 1946 年为５８ . ６％。稳步上升。

中贫农发展速度超过地主富农的趋势在保定也可以看得出来。保定中贫农口粮作物面积 1930 年仅占４６ . ０１％，发展趋势： 1936 年减至４４ . ３％， 1946 年再减至４１ . ４８％；反之商品性作物增至５５ . ６９％和５８ . ５０％。商品作物中的薯类、大豆、棉花和蔬菜则由１０ . ７９％增至１３ . ２８％和１６ . ６９％。地富的商品作物变化是：５８ . ９２％，５９ . ５４％，５９ . １０％。农民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商品性作物。为什么在市场不利情况下，趋向发展商品性生产？在经营不利情况下，农民为维持生计，必须设法增加每亩收入，必须提供更多产品，应付农业经营上的危机。这与 1930 － 1946 年间农民外出谋生条件愈来愈坏，外出人口每人平均寄回的款额逐渐减少的趋向相符合。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使每亩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经营规模缩小，经营分散，地权分散相结合，这种现象反映了农村经济的繁荣正是农村经济的相对贫困化。在农产品价格下降，负担加重，农村 金融 窘迫，利息率上升的情况下，农民不发展商品生产以增加每亩收入是不可能的。不如此，很难维持生活。而在发展了商品生产增加每亩收入的情况下，地租的提供尚且发生困难，利润的取得更属幻想。如果不发展商品生产提高亩产收入，则农民生活更要悲惨。

种植经济作物是否能够实现地租和利润，问题决定于价格高低，只要价格保持一定水平，能实现地租和利润，地富就决不放弃机会。地富所考虑的不单是作物经济价值高低的问题，也不单纯是每亩收入多少的问题，更要考虑到资金的有效利用，和剩余劳动的更多的取得。保定地主的作物播种面积构成中小麦比富农、中农、贫农都大，并非由于小麦亩产高、产值大，而是由于收入扣除支出之后的盈利大：因为小麦主要是种在洪淤地上，洪水淤上一层油泥，当作 自然 恩赐肥料，种上就可以等收。靠天吃饭，种“蒙金地”。由此看出，一亩地能提供较多产值和每一元投入的货币所能增殖的货币，或每单位劳动时间所能增加的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同的两回事，可以以不同的趋势同时出现。

然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和每亩产值的提高，并未能挽救地富经济的衰败和促使其向前发展，因为农业税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下降大于其种植经济作物所增加的收益。而中贫农经营的目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则在于取得必要劳动部分，在缴纳出农业税后，在农产品价格下降使价格落后于价值后，只要还能保留必要劳动部分，则中贫农即可以继续经营下去。但在原有的地租或地价的负担下，农业税的加重，产品价格下降，必然要促使其经济进一步恶化，以谋取必要劳动为生计的中贫农收入必然要减少。为了维持生计，就不能不往改种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和增加复种指数方面前进。这就意味着必须比以前投入更多的劳动才足以维持生计。除了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消费，也别无出路可走。

商品生产发展和每亩产值提高的实质是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下降，越是经济困难的越往这方面走，富裕的反而却步不前。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建筑在农民经济贫困化的基础之上的。捐税加重、价格下降、利率提高，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从而加速了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面积进一步缩小，进一步贫困化，使农民不但不可能退回到自然经济，反而进一步依靠商品经济，增加对市场的依赖。

这种农业经营性质和条件的变化，不仅促使封建土地制度趋向解体，而且也使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遥遥无期。农民经济进一步恶化，比以前投入更多的劳动，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因为更多的劳动所创造的更多剩余劳动，以增税、增息、降价等形式转移出去了。剥削形式在起变化，农民受剥削加重，这是保定 1930 － 1946 年间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 社会 意义。

这些小农因经济非常贫困，经营面积不断趋向缩小，这就使得他们不能退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去，必须把他们的劳动力和商品投入到市场上去。保定农民的粮食本不够自给，但他们要省下价值高的细粮（小麦）作为商品出卖去换取价值低的粗粮来吃，要把一部分种粮土地改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棉花、蔬菜和白薯等商品性作物。农业收入不足他们还要往商品性副业上谋补救，尽管当时农村副业经营条件很不利，许多具有悠久 历史 的传统副业已趋向崩溃，但农民仍想方设法在副业上开辟新途径，形成各种副业此起彼落的现象。除了以农副产品供应市场外，外出人口也趋向增加。

凡此均说明，小农经济由于经营面积过小不能不依附于市场。贫困使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市场，忍受极为不利的市场条件。尽管桑蚕价格一再下降，最下层的贫困农民都仍然维持蚕桑的生产，尽管棉花价格过低，保定地富不愿种植了，下层农民却仍在增加棉花种植面积。如果说，农副产品价格下降使城乡交换的剪刀差扩大，会促使农村小商品生产者的发展，反之，农村小商品生产者的广泛发展，又会成为促使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和城乡交换剪刀差的进一步扩大。这种恶性循环局面的出现，并不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于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与农业商品生产者的贫困相伴而行的，因此形成资金不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停留在流通领域。有钱人不愿从事农副业生产经营，却宁愿从事于农副业产品的收购。保定地主多有从事粮食收购和钱庄业务者，保定的小麦市场被少数商人所全部垄断，棉花市场亦出现垄断现象，无锡蚕丝业亦曾出现垄断现象，高阳手工织布愈来愈为少数商人所垄断。高阳纱布商的资金中有一部分属于地主“堂子”号货款，这也说明地主与商业资本的一脉相通的关系。于是出现农副业生产领域是趋向分散，农副产品流通领域却是趋向集中。被剥削的劳动者停留在分散的小生产中，拥有资金的剥削者却聚集在流通领域中。这种商业资本的落后性和寄生性是极为明显的，其存在的前提，就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大量不能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

商业资本怎样达到控制农副业生产的目的呢？在手 工业 中主要是利用“资本主义家内劳动”的形式控制产品的收购。在无锡的丝黄草布、绩麻线、花边业、摇袜业中，均曾出现过家内劳动的形式，商人是通过原料的供应去垄断成品的收购。这种方式在保定的手织业中曾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保定织布业中属于高阳织布体系的那一部分，发展了一个很复杂的而又极严密的商业资本体系：有兼营贩纱和收布的布线庄，有专营贩纱的纱号，有专营收布的土布庄，还有兼营染线（工业）和收布的染线庄。除此之外，还有专营布匹整染的工业 企业 。在其发展过程中，布线庄成为业务最为发达、资金最为雄厚也最集中的商业形式。原因是这种商业资本通过原料供应和成品收购，实行了家内劳动制，从而把织户紧紧控制在手中，他们的原料直接供应给织户，织户的成品由他们收购，所以原料推销便利，成品收购有保障。

布线庄之所以占据高阳布业中工商业资本家中的王座，除了上述原因（与织户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既掌握了原料市场，又掌握了成品销售市场。当市场极富于风险和投机性而不能由自己操纵和使其稳定时，营业的成败关键就主要决定于流通过程而不是主要决定于生产过程。所以商人的地位超过生产经营者的地位，后者须以商人为耳目并听从其确定营业方针。再者，由于原料和成品的市场均极为波动而不能由高阳商人控制，所以布匹生产的数量和品种也极富于波动性。这就使得生产经营状况经常处于不能稳定的状态中，极不利于大批资金的投放，因为资金在生产领域比较凝固冻结，不象在流通领域可以较快的收回，这就使得高阳布业中的资金始终停留在流通领域而不进入工业领域，使得商业资本不能向产业资本转化。在高阳布业中，工场手工业只是昙花一现的发生过，而且始终还没有在生产领域取得支配地位就消逝了，更谈不到进到近代工厂的阶段了。由此可以看出，市场条件如何影响了资金的投放领域，如何影响了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小商品生产形式的广泛出现，如何影响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

在农业中，商业资本同样不进入生产领域中，如果市场销路较好，商人往往就采用预购办法和小商品生产者挂钩。如果市场较广，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和划一产品规格，商人往往进而帮助小农作些技术改革，如供应良种给棉户，贷给棉户打水井和购买水车的费用，从而控制了棉花的收购。又如无锡设立蚕种改良所，统一供应长绒蚕种给农户，又如设立烘茧行，把鲜茧烘好后提供给缫丝厂，这样就使育种、烘茧和缫丝分别成立独立的企业，至于育桑以至育蚕到成茧的整个过程，则仍分散给农户。商业资本只在育种、烘茧和缫丝三个环节向产业资本转化，并通过蚕种的垄断供应和鲜茧的垄断收购，去和蚕户进行不等价交换，并垄断了成品的收购市场。这些育种和缫丝的企业家的盈利收入，自然还包括了对蚕户不等价交换的商业剥削在内。这些企业兼具旧式商业的落后性。

在市场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所以仍能进行，是依靠于这些贫困的小农。从这一方面来说，小农在商品生产中是以一个积极的因素出现。但也正是这些小农，由于他们极为贫困，所以他们要尽量少消费；更由于他们的劳动力还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也力图使自己的消费品尽量自给，他们也有条件在消费上多求自给。他们愿意多为市场提供商品，但他们却宁愿少向市场购入日用品。从后一意义来说，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乃是国内市场不能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要 参考 文献 ：

恰亚诺夫：《农民 经济 组织》，于东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1]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 社会 变迁》，中华书局， 1986 。

[2]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 发展 》，中华书局，

[3] 夏明方：《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 农村 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近代史 研究 》， 2002 ， 2 期。

[4] 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 中国 社会 科学 》， 1998 ， 1 期。

[5] 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8 ， 4 期。

[6] 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 ， 1 期。

[7] 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 1 期。

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 ， 3 期。

[8] 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 1 期。

[9] 姚洋：《小农与效率——评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8 ， 4 期。

[10] 曹幸穗：《学术呼唤批评——兼答姚洋对〈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的批评》，《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8 ， 4 期。

[11]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 1890 —— 1949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

[12] 侯建新：《近代冀中土地经营及地权转移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 4 期。

[13] 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 ， 2 期。

[14] 赵冈：《中国传统社会地权再分配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3 ，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