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 2

造成自下而上的农村研究陷入困境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其再意识形态化。自下而上的研究本来是希望改变长期困扰中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倾向，强调事实优先，但这一研究进路使其又陷入到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学术研究的二元对立取向。最为典型的是将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自下而上的研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农村社会是有重要价值的。但是这一研究取向很容易使国家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或者“蒸发”。特别是这一研究取向的理论假设往往将国家作为社会的天然对立物，看不到国家构成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变化性。

自下而上的研究十分尊重传统，但往往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极而化之是将农村社会存在和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归之于现代化，将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视之为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蕴含的传统文明的“天然敌人”。由此看不到长期的历史传统正在为现代化所化解和重构，更无法充分理解现代化的真实涵义及对农村社会的多样化影响。

这种极端化的传统“立场”所必然带来的就是对现代化的普世价值的否定，强调中国的特殊性，由此而引起的自然是对西方的排斥和对本土的偏爱。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本土化”话语已与1980年代的“西化”话语（用曹锦清的话说是“译语”）一样，形成新的话语霸权，而且这种霸权对学术探求更具有“杀伤力”。因为它很容易将“译语”多一些的研究视之为“不爱国”，将接受较多“译语”的海外回归的学人视之为天然的“异类”。

在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由曹锦清概括并集中表述的“自下而上”研究的取向，最初并没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应该说，包括曹锦清和笔者等在内的许多学者重视实证，重视经验，都是为了更为理性地认识和研究农村。如曹锦清在谈及两种不同“视点”时，就明确表示“两个‘视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虽然由于‘视点’不同，‘视域’各异。但可以相辅相成，共同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①但是，由于偏爱自下而上的研究没有对自己的研究限度持足够的警惕态度，更缺乏对这种研究取向和结果的足够反思，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立场”，以致于使这一研究取向容易被极化、单一化，甚至“异化”为新的意识形态“怪圈”。这正是当下农村研究者迅速分化，难以形成共同的学术平台，进行学理性探求，并提升学理水平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三农”成为“三农问题”一样，“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成了“三农研究问题”。

三、转换和丰富研究视角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丰富研究视角。如果说过往的研究主要是“自下而上”研究的话，现在则需要将“自下而上“的研究与“自上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研究，即从国家的视角看待农村社会。

转换视角并不是单纯地弥补原有视角之不足，更重要的是更加尊重事实逻辑本身，对当下的农村社会更具有解释力。

长期以来，受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分析框架所限，人们往往认为，西方的历史是先有一个“市民社会”（被政治学者称之为“自然状态”）后有一个“政治国家”，是社会决定着国家。这种现象如果说在现代化之初还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话，那么，随着现代国家的成长，社会愈来愈被国家所塑造。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以致于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清晰界限。离开了国家谈社会，这种社会肯定是不真实的。因此，对于考察当下的农村而言，国家与社会都只是一个相对性概念。

对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当下中国来说，国家视角更为重要。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尽管农村社会被描绘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但这更多的只是一种理想。对于农民来说，“帝力”（国家）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支配和影响着他们的生存和命运。农民的生死存亡，王朝的更替兴衰，都与国家的特性与变化密切相关。离开了国家，我们根本不可能全面深入理解农村社会。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没有经历一个西方所谓的无国家的“市民社会”阶段，国家不仅从来就有，而且愈益强大，愈益深入地渗透到农村社会。当下农村社会状态，在相当程度正是由国家塑造而成的。当下农村社会里可以处处看到“国家”的身影。“国家”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以说，不从“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研究农村社会，是根本无法准确认识和解释当下农村社会的。如果要分析当下中国的乡村治理，没有国家的视角，更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今日之国家，已不是昔日之国家，正如今日之农村社会，早已不是昔日之农村社会一样。得以深入地深透并直接支配农村社会的，是现代国家，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国家。所以，当我们在引进“国家”这一“自上而下”的视角时，必然会引进“现代”，引进“西方”这些所谓的“译语”。但引用这些“译语”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当下的中国农村和乡村治理。当下的中国农村和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发生的。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和乡村治理的特殊历史进程。我不希望因为引进“译语”而重复学术“立场”的单极化。

主要参考文献

1． 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版。

3．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序言，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① 沈延生对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和否定，参见他的长文：《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对于村民自治的实践给予“同情的理解”。　参见沈延生：《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见徐勇、吴理财等：《走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困境――县乡村治理体制反思与改革》，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①之后的历史证明，当时从事农村调查和研究的一批学者不仅成为学术界的先行者，而且开创了中国学者从事社会调查的一代风气。如连续几年出版的多部发行量虽然不大但很有份量的调研报告。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进入到中央高层从事政府管理和政策研究。当然，这一研究群体后来也发生了重大分化而不复存在。

②徐勇：《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社会科学报》1991年11月14日。

③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农村研究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的话，那么198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政治领域。其开端便是以张厚安教授、辛秋水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的实地调查、实验和研究。张厚安教授还提出了“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的理念。

④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⑤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至今仍然在学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也制约着许多学者的思维。

⑥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①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版，第1－2页。

②根据当时的教育部主管领导的设想，基地具有“唯一性”，即同样名字的基地只有一家。教育部设立的重点研究基地中，涉及“三农问题”的有三家，分别是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三家单位各有分工和侧重。浙江大学主要偏重于农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主要偏重于农村教育问题，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要偏重研究农村政治与社会问题。评审时曾经有人提出疑义，认为研究农村问题的基地应该放在农业大学而不是师范大学。但当时，由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研究因为有十多年的实地调查为根基而形成特色和优势，从而被教育部确立为研究基地。后来有人将研究基地称之为行政学术，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基地的设立不只是“长官意志”，仍然有相当学术标准。

③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版，第1页。

①作为引进“市民社会”概念的主要代表者的邓正来后来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反思，强调不能简单套用这一概念分析复杂的中国社会。2005年他应邀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术讲座中多次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②系统的思想可参见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农村研究网”2005年7月5日。

①老田：《质疑小岗村“分田密约”并展望中国农业的未来》，《安徽的官老爷把小岗村的故事越编越传奇》，“乌有之乡网”老田网站。

②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总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③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序言，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页。

④ “满铁资料”是1930年代日本“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研究人员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实地调查的数据资料。在美国学者黄宗智看来，“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美国学者利用这批资料产生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①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②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版，第764页。

③ 参见项继权主编：《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查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①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