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改造”。(Bakhtin，in Kristeva 1986：37)Kristeva(1986)把语篇的这一特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互文性研究的历史恐怕与语文学(philology)的历史一样长。只是以前人们一直把它等同于语源研究(source study)，即为了解释某一语篇的意义而去寻找和确认与之相关的现存文献或语篇。这种研究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的，即事先存在给定的相关语篇，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但是，Kristeva指出，一个语篇是对“一些语篇的重新排列，是一种互文组合：在一个语篇的篇幅内，来自其它语篇的言论相互交叉和中和。”(1986：36)Kristeva使用“互文性”这个词，就是要表达语篇生成过程中相互交叉的各种语料的这种复杂和异质的(heterogeneous)特性。她所强调的是语篇重新组合或转换的内部过程，在此过程中来自其它语篇的语科按其功能被结合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的语篇。 1．互文性的分类 迄今，人们对互文性的分类做了许多尝试例如，Kristeva(1986)区分了水平(horizonta1)互文性和垂直(vertica1)互文性。前者指一段话语与一连串其它话语之间的具有对话性的互文关系，后者指构成某一语篇较直接或间接的那种语境，即从历史或当代的角度看以各种方式与之相关的那些语篇。Jenny(1982)把互文性分为强势的(strong)和弱势的(weak)；前者指一个语篇中包含明显与其它语篇相关的话语，如引言，抄袭等，后者指语篇中存在语义上能引起对其它语篇联想的东西，如类似的观点，主体思想等。Fairclough(1992)区分了显著 (manifest)互文性和构成(constitutive)互文性。与Jenny的强势互文性一样，显著互文性是指一个语篇中标明的与其它语篇的互文关系：“在显著互文性中，其它语篇明显地存在于所分析的语篇中，它们被语篇的表层特征，如引号，明确标示或暗示”；构成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中各种体裁或语篇类型规范(conventions)的那种复杂关系，它“是语篇生成中涉及的那些话语规范的组合”。(Fairclough1992：l04) 但是，上述这些分类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Kristeva的区分所依赖的语篇的水平轴和垂直轴事实上与Saussure所提出的词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水平互文性强调发话人如何根据别人的话来组织自己的话语；垂直互文性强调一个语篇充满了其它语篇的片断，人们在试图理解该语篇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关于这些语篇的知识。Fairclough所做的区分显然不包括一个语篇中没有注明的但却是属于别人的那些话语，而这类互文性可以说司空见惯，尤其在新闻语篇中(见Bell 1991)。另外，这两种互文性往往相随而生，难以分开。例如，如果一个语篇引用某人的几行诗(显著互文性)，那么它也同时引起了读者对诗歌体裁规范(构成互文性)的联想。本文将从读者或分析者的角度把互文性分为“具体的”(specific)和“体裁的”(generic)两种。前者指一个语篇包含有具体来源(即写作主体)的他人的话U语，这类互文性能够涵盖上述的强势互文性、显著互文性和不加标明引用他人话语而产生的互文关系。后者指在一个语篇中不同风格(style)、语域(register)或体裁(genre)的混合交融，即Bakhtin(1981)所说的“异体语言”(heteroglossia)。它们涉及的不是个体主体，而是集合主体，如某一社会阶层或群体。 2．互文性分析的困难 互文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话语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我们能够在某一语篇与其它语篇的相互关系中来分析和评价该语篇结构成分的功能以及整个语篇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互文性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困难。首先，互文性并不表示一种稳定的界限分明的关系。当然，对某个语篇互文关系的一种建构可以会比另一种更可信；但是任何这种建构都产生于某种阅读目的或兴趣。这意味着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语篇可能建构出不同的互文关系。其次，根据Krlsteva的理解，互文性不一定局限于各种表义系统在特定语篇中的表现形式，它是指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语篇实现形式。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vist)基本上接受了Kristeva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语篇的任何边界都不复存在，它变成了一个由无数互文关系构成的无限的网络；语篇性(textualilv)变成了互文性(见Leitch 1983)。因而每个语篇因其与另一语篇相关，都是互文的(Barthes 1979：77)。“每个语篇都被表明以一种最难以捉摸的同化方式包含着其它语篇；这种同化作用既是心理分析也是纯修辞批评研究的课题。任何我们认为属于能与语篇的字母相分离的精神的或意义的东西都仍存在于互文的范围之内。”(见Bloom et al：viii)Culler (198l：l09)道出了互文性分析所处的两难境地。它“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语篇空间，是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是，当人们把它的范围缩小以使之更加有用时，他们或者陷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语源研究，或者只是为了释义方便而把以前的相关语篇一一列出”。换言之，互文性这个概念，唯其具有具体清楚的所指才是可以操作的，但是缩小它的所指范围也就削弱了其描写整个语篇的互文关系网络的能力。 Frow(1986：157)提出了互文性研究的目的和原则。“提及另一语篇就会含蓄地触及一个体裁的规则中包含的全部的潜在意义。因此，辨别某个语篇所涉及的那些具体的语篇就不那么重要了”，“关键的是，能否建构出该语篇所赖以形成的那些标准结构(canonical structures)。具体的互文关系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可能是重要的线索，但是它们本身从来也不是目的。”(1986：157)Frow在这里强调的是，互文性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历史体系”或者“客观的语篇序列”，“它只能是对建构某种相关关系的全局价值(例如其效果、带来的快乐、产生的说教或政治兴趣)的一种评价”。所以，互文性分析必须有别于语源研究，前者强调阅读的过程，而不是对具体相关语篇的辨认；这种辨认既不是互文分析的出发点也不是其目的。互文材料很少只是被简单地嵌入某一语篇，而是根据该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被重新加以利用。因此互文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考察互文材料在特定语篇中的语义功能和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 3．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互文性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学批评。但是，近年来它在语篇分析，尤其是在“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批评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闻报刊等非文学语篇，目的是通过语言分析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的介入作用。新闻报道中充斥着各种形式的直接和间接引语以及来源未加任何说明的他人的话语；这些引语和“抄袭”来自各种渠道，信息来源广泛，代表着各种人(通常是有权者)的利益和意识形态。Fowler(199l：228)指出，“如果批评语言学主要关注的是报纸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那么研究那种语篇与其撰稿人的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就是极为重要的。”批评语言学家在对引语的研究中继承了Volosinov和Bakhtin的理论和方法(见Volosinov l973；Bakhtin 1981)，重视引述者的话语和引语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引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语的“声音”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2)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或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3)引语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原话的人际功能意义(见辛斌1998)。我们认为考察这种动态关系对于分析任何语篇的具体互文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Bakhtin(198l：264)指出，“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社会话语类型的一种多样性(有时甚至是语言的多样性)和个体声音的多样性。”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内部都存在不同的典型群体行为、不同的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以及职业专门术语、不同的体裁和不同的年龄性别语言等等。“小说通过这种社会话语类型的多样性和在这种条件下活跃的不同的个体声音来和谐地组织表达其所有主题、世界上的全部客体以及描述和表达过的结构统一性，它们帮助异体语言进入小说；每一种异体语言都容许多种声音和各种(总是具有或多或少对话性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虽然Bakhtin在这里谈论的只是小说，但是根据他的理论，任何语篇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上述这样的对话性和体裁多样性。 Fowler(1982)把具体语篇涉及的不同体裁分为“类”(kind)和“式”(mode)。前者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体裁，由一组特定的语义和形式特征来定义。类总是用名词表示，在英语里，This work is a Z这样的命题中的Z通常表示一个类。式与类有对应关系，但它们只是有其对应类的部分特征。式总是用形容词来表示，例如在英语里的narration／narrative，poetry／poetic，drama／dramatic等成对词中，前者表示类。后者表示式。a comic play几乎相当于a comedy，但是，comic这个式也常常用于修饰其它的类。例如当我们把Jane Austin的小说Emma称为a comic novel时，我们的意思是，这部分属于喜剧式和小说类。Fowler对类与式的区分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整体上属于某一个体裁的语篇可以(而且往往)具有其它体裁的特征。我们认为这就是Bakhtin所说的异体语言和本文所说的体裁互文性。 语篇的体裁互文性也可以被视为不同声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这些声音不属于任何个体，而是属于不同的群体。可以说体裁的分类与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分类密切相关。某一群体或阶层使用或垄断一种(些)体裁，另一群体使用或垄断另一种(些)体裁。其结果，每一种体裁或式都有自己的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1)，包括具体的语义范畴、适当的主体地位、修辞方式和使用规则等；它们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适合于表达不同群体的立场观点或意识形态。作者或读者在创作或阅读任何语篇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这种语义潜势并从中作出选择。因此，体裁互文性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应该是考察语篇中各种类和式的混合交融表达了怎样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体裁或式的混合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作者达到其交际意图或目的的。请看下面这个广告语篇：

(1)警惕——病毒性心肌炎!!!

诊治—— 到北京朝阳中医院
北京朝阳区中医院心肌炎专科门诊由副主任医师坐诊，采用97年国家新药玉丹荣心丸(97国卫药准字Z一099号)专门治疗儿童和成人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心肌病是指病毒感染引起心肌细胞的变性坏死和间质细胞侵润及纤维渗出过程，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心血管疾病中常见病之一。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为使更多的人了解病毒性心肌炎，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准确的治疗，欢迎全国各地患者与下列医院联系就诊。……广告被认为是一种寄生语篇，因为它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各种体裁的特征，形式灵活多变。例(1)中的广告是一个典型的Fairclough(1992)称之为“信息——宣传” (information-publicity)或者“告诉一销售”(telling--sel1ing)的语篇。就整个语篇的交际目的而言，它是一则广告，旨在推销一种产品和服务；但是中间的斜体部分在体裁上又属于“信息报告”(information report)。这种体裁在各类广告中司空见惯，它往往以专家或权威的口气提供表面上是为了消费者利益，实则是为了推销相关产品的信息。例(1)中的报告部分的主要功能便在于此：它所传递的一些有关病毒性心肌炎的信息，其实际效果是给这种疾病的患者施加了心理上的压力并可能促使他们尽快接受该产品和服务。不同的体裁容许不同的主体地位，从而一个语篇中不同体裁的交叉混合往往使作者处于矛盾的地位。在例(1)的斜体部分中，作者是报告人，是信息的提供者，因而与读者(信息的接受者)相比他处于权力地位。其余部分，作者是做广告的人，是推销者，而在高度商品化的社会里，消费者对于推销者而言处于权力地位。写作主体的这种矛盾地位表现在这两部分不同的语言风格上。例如，与其余部分不同，斜体部分使用的基本上是通常以非人格化为特征的科技语言。专业／科技语言是表示权威的一种方式。
Todorov(1976：164)指出“一个社会选择和表达那些最符合其意识形态的言语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体裁在一个社会里的存在和它们在另一个社会里的不存在显示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这并不是偶然的；每一种这样的选择都取决于它所处的意识形态结构。”Todorov的上述观点表明，一种体裁的有与无或兴与衰取决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体裁互文性分析的另一主要目的应该是考察各种体裁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2)The vocational preparation product is usually a pro—gramme．It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re therefore central parts of the marketing process，and should start from the needs of-potential customers and clients and the benefits for which they are looking．
这是一个教育语篇，但却点缀着一些经常出现在商业语篇中的词汇，例如，作者用product代替course，用customers和clients代替learners。Halliday(1978)把这种现象叫做“重新词化”(relexicalization)，例(2)中的重新词化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教育的商品化。商业语篇的各种特征在其它非商业语篇中也相当普遍，反映了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和与此相适应的商业语篇的“霸权”(hegemony)地位(见Gramscl 1971)，以及它对其体裁的“殖民”(colonization)趋势(见Habermas 1984)。
互文性是语篇的一个基本特征，互文性分析构成语篇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本文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尚存在许多困难和争议。我们认为，互文性分析必须摆脱纯粹客观描写的实证主义影响，注重语篇互文关系的功能性分析。在这一方面，Bakhtin／Volosinov的对话理论 (dialogism)和批评语言学已经开辟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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