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徐贲著《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81] 同上书,第117页。
[82] 同上书,第122页。
[83] 同上书,第132页。徐贲进一步认为:人民记忆是民间社会的集体潜意识,民间社会群体是历史的产物,是由记忆构成的社会文化群体。(参徐贲著《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第229页)文化批评的一个更基本的任务,那就是促成公民性民间社会在中国的独立和成熟。作为明达理性的公众话语,文化批评不能在没有公民性民间社会的情况下发展。(参《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第236页)
[84] 同上书,第173-174页。
[85] 同上书,第175-176页。
[86] 同上书,第177-189页。
[87] 同上书,第214页。
[88] 同上书,第220页。
[89] 甘阳主要编著有:《文化:中国与世界》(1-5辑,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我们在创造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中国当代文化意识》,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0] 甘阳《谁是中国研究中的“我们”》,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55年12月号,第21页。
[91] 同上,第25页。
[92] 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甘阳集中讨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文字不常见,但是这里透出的信息说明,他对“后学”基本上持一种中性立场,而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则身价批判,这种选择同他将后学看成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93]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94] 崔之元,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副教授,主要编著有:《博弈论与社会科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5] 在《挑战“看不见的手”》中,崔之元认为:“目前中国许多热衷于谈论市场经济和转轨的知识分子,也把看不见的手视为《圣经》。我觉得我们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如同当年计划经济被神化一样,现在市场经济也被神化了,这是一种新的僵化。……很多人说全球化是当今社会的规律……全球化有极其复杂的内部矛盾规律,而我们中国的学者没有人真正深入地研究过这些规律,就把全球化照搬过来说事。”(载《中国先锋》,1999年)
[96]《在第三世界超越西方中心论与文化相对论》,载崔之元著《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7] 崔之元著《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
[98]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3.
[99]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载美国《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2期。
[100] 同上。
[101] 张旭东现任教于美国,与德里克(Arif Dirlik)编文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ed.,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并先行刊载于1997 年秋Boundary Ⅱ。这部反映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集子,其中收录的论文作者是:张旭东、王宁、卢晓鹏、刘康、陈晓明、戴锦华、唐小兵、廖炳惠、廖朝阳和一位美国女学者Wendy Larson。
[102]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ed.,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103] 在西方,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争论仍然没有定于一尊,而是在不断地争鸣。比如:1996年春美国《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了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苏卡尔(Alan Sokal)的《逾越边界:关于量子重力学的转化性阐释》论文。这是有意编造的一篇“论文”,没有确凿的证据和明晰的逻辑论证,只是将一些被任意歪曲了科学发现成果与某些后现代大师的陈述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相互圆说,进而武断地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否认以科学方法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苏卡尔认为,这是后现代理论在知识问题上的傲慢走向了它的逻辑极致的例证。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后现代文化研究在荒谬的知识论引导下,严格学术标准必然丧失的例证。刘擎认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后现代批判可以用来支持正义的抵抗事业,却也完全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结盟。一种开启了批判和反抗的思想言路,一旦被庸俗化地滥用,也有可能流变为专断与独尊的意识形态,“后现代热”就可能变成“后现代疯狂”或“后现代梦魇”。刘擎《后现代主义的困境——“苏卡尔事件”的思考》,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