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

职业观（professonal ideology）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是社会对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人员的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海外有学者译作“专业理念”或“专业意理”。社会生活中职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巩固的职业，人们对其从业者的角色认定也越明确。如医护人员被称为“白衣天使”，邮递员被认作“绿衣使者”，教师被视为“园丁”、“红烛”等。职业观是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指导具体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行为。特别是当一种职业观内化为从业人员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时，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据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有时候这种自主性可能达到与职业组织力量相抗衡的程度（Tuchman,1978）。

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时代、不同体制、不同新闻观念、不同价值取向的新闻工作者有着不同的职业观。通过考察新闻职业化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概括为三种：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必须指出，这里的“鼓吹者”、“旁观者”和“参与者”只是一种描述性概念，不含价值判断色彩。我们认为，用它们来描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是合适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对以下三个问题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1、从事新闻工作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即为什么从事新闻工作？2、怎样从事新闻工作，即新闻工作者干些什么进而是什么？3、新闻工作者将以怎样的立场和态度从事自己的工作？

一

从新闻传播职业化的历程看，鼓吹者是最早形成的一种职业观。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过程开始于近代报纸诞生以后，而我们知道，近代报纸是伴随着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诞生的，它们一开始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此相对，封建专制政府先是制定严格的管制政策，以限制报刊的出版发行，随后便学会自己办报或利用报刊来维护其统治。因此，正如新闻史家业已指出的那样，传播新闻和信息起初只是报刊的附带功能，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才是其主要功能。当资产阶级获取部分权力、阶级地位得到相应巩固时，内部的矛盾和纷争也随之开始暴露。“政党报刊”（1）正是这种矛盾和纷争的产物。坚持所属党派的立场、宣传所属党派的观点和主张、捍卫所属党派的利益，是一切政党报刊的共同特征。可以说，政党报刊把早些时候政治性报刊宣传鼓动的功能推到了极至，报刊完全成了各种政治喧嚣的机器、党同伐异的工具。“鼓吹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闻职业观，其典型特征是将报刊的性质界定为一定政治集团的“喉舌”，把报刊的主要功能集中于宣传一定的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国新闻事业发展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一批很有影响的政治性报刊或政党报刊。这无疑是“鼓吹者”作为一种新闻职业观得以普遍存在的实践基础。绝大多数政治性报刊都积极倡导鼓吹者的职业观，包括无产阶级党报。事实上，在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这种职业观得到了更加系统、全面的阐发，并在其报业实践中不断得以巩固和加强。概括起来，持鼓吹者职业观的新闻工作者坚持认为：报刊或媒介是为政治宣传而存在，它们本身只是手段，必然要服务于一定阶级、一定党派或一定集团的政治利益；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是政治宣传员和鼓动员；他们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应该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政治态度。

集权主义是这种职业观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如弗雷德•赛伯特所说，“当印刷术在西方传播约二百年后，集权主义理论提供了决定大众报刊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关系的唯一基础”。（2）集权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类天赋智慧不同，真理一开始只是被少数有智慧的人所掌握，这样一来先知先觉者启蒙、教育后知后觉者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而报刊是传播和宣传真理最有效的工具，报人也就成了天然的“鼓吹者”。集权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前提是集体比个人重要，个人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在现实社会中，集体的一般形式表现为党派、共同利益集团或阶级等，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国家。从这样的基本前提出发，新闻事业必然成为一定党派、共同利益集团或阶级手中的工具，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具体的新闻工作者只能充当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或组织者。在集权主义新闻理论指导下，“鼓吹者”眼中的“理想受众”或“期待受众”是被宣传者或受教育者，此时传播者往往有一种“天下为师”的启蒙主义心态，对受众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我启你蒙”，“我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必须知道什么”，“你应该知道什么”，这是一种“传者本位”或“传者中心”的立场，其间组织传播的特征较为明显，传播方式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宣传和灌输。

通过办报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组织民众，以实现某种政治理想，这是早期报人的普遍心态，马克思、恩格斯如此，王滔、梁启超同样如此。而实现这一办报目的最直接、最便捷的传播体裁是言论。这就是早期绝大多数报纸轻新闻重言论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重视言论已经成为党报的一种风格或传统。只是随着新闻传播业的不断发展，受众需要的不断提高，新闻本位观念才不断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传播一定的思想观念影响、教育受众，还是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满足受众的需求？党报选择了调和的方法，即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调和集中表现在典型报道和“用事实说话”的客观式报道上。典型报道是通过选择典型、报道和宣传典型来带动一般，指导工作；而“用事实说话”则是通过事实说明和表达观点，即用事实进行宣传。两种报道方式都服务于“鼓吹者”的传播目的。

“鼓吹者”是党营媒介和多数国营媒介所普遍推崇的一种职业观。所谓“党和政府的喉舌”便是最形象的说明。应该看到，作为“鼓吹者”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这从马克思办《新莱茵报》、列宁办《火星报》、马拉办《人民之友报》、梁启超办《时务报》，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办的《劳动周刊》和延续至今的各级党报身上都能够得到充分证明。《劳动周刊》的宗旨就是“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鼓吹劳动组合主义”。但同样应该看到，这种职业观忽视甚至抹杀了新闻工作的专业特征，降低和弱化了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限制了新闻工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社会生活中，每一种职业化的分工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专业特点，这是该专业得以存在的理由或条件。抹杀了这种理由或条件，该专业就不可能获得自身应有的社会地位，也难以发挥其独特的社会作用。向全社会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是新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新闻传播业得以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上没有其他任何职业可以承当这项任务。新闻传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正是通过报道事实、影响舆论来确立和实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旁观者”的出现确实是新闻传播职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

二

作为一种职业观，“旁观者”的诞生与19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大众化报刊”相联系。大众化报刊开西方现代报业之先河。这类报刊起初多为个人所办，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和党派后台，因此要想很好地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小心避免介入政治斗争或党派纷争。此外，追求大量发行以赚取较大利润也是它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既能使自己避免得罪某些实力集团，又能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从而为报纸赢得利润。后者正如曾任美国约翰逊总统新闻秘书的乔治•里迪分析的那样：“意识形态浓厚的报纸，其销路必然局限在赞同这种意识形态的一小批抱有党派偏见的人范围以内，而销路如此小的报纸是不可能赢利的。”（3）可见，置身事外进行客观报道可以产生一石双鸟的效果。正是“大众化报刊”所奉行的一套实用主义方法奠定了现代新闻事业的基本工作原则，作为一种职业观的“旁观者”是这些基本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典型特征是将报刊的性质界定为社会大众的“耳目”，把报刊的主要功能集中于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新闻工作者应该始终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记录和报道事实，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是是其应有的职业品质。“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著名报人普利策这段反复被引用的比喻是对上述特征的最好说明。

自由主义为这种职业观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自由主义是作为集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理论基石是西方世界源远流长的“天赋人权”和理性主义传统。与集权主义理论相反，自由主义者坚持人生而平等，人类天赋智慧也是平等的，因此不存在先知先觉者，每个人都有学习知识、认识真理的能力，只要他们能获取可靠的事实。报刊等大众传媒应该成为人们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的“社会公器”，而不是少数先知者教育、启发社会大众的工具。此外，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才是独立的实体，其重要性居于首位；集体、国家或社会只是个人的组合，它们不过是每个个人有效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报刊等大众传媒首先要满足个人的言论权和知情权，大众传媒不仅要摆脱政府的控制，而且应成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因此新闻传播业应该不为任何权力左右，新闻工作者必须站在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尽可能把个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权利交给受众。美国最早的《记者守则》中，就提出记者要“坚持超然地位，不为成见和权力的贪欲所动摇；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正确、公正与符合社会公益；一家大众的报纸必须为大众服务”等职业道德理念。（4）正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有力支持，新闻传播业的社会地位迅速得到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说，新闻工作者手持新闻自由这柄长剑才得以驰骋社会、笑傲江湖。这恐怕也是绝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何以对新闻自由情有独钟、倍加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旁观者”的职业观强调新闻本位，提倡客观报道。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劳伦斯•戈布赖特曾如是说：“我的职务是传播事实。我接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任何事实发表任何评论……因此，我只报道我认为是正当的新闻，而且力求真实和不偏不倚。”《纽约先锋报》和《纽约世界报》的执行总编辑回忆当时的新闻写作说：“事实、事实，除了事实，什么都不要。”（5）这股重“事”轻“理”的思潮既适应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民主革命”，又与19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相呼应。至于言论，正如舒曼所言：“评论是社论部门的专属园地，现代报业要求评论和报道要绝对分开，一个是陈述事实，一个是对事件做理论解释，混而为一的危险，一如将教会与政府合而为一。”（6）事实上，持“旁观”立场的新闻工作者并非不重视言论，但在对待言论的态度和处理言论的方式上，他们与持“鼓吹” 立场的新闻工作者则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从有学者对李普曼和梁启超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同。李普曼只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才是其主业，他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李普曼传》作者罗纳德•斯蒂尔语）；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报人，他以办报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在梁启超身上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在李普曼身上则渗透着一种精神理性。（7）。

从理论上看，实践理性以实践为目的，注重的是将思想转化为现实，以历史的具体性，实践的策略性与操作性为特征；精神理性则以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为目的，试图超越历史的阶段性和现实的具体性，因此以理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为特征。但是，“思想”和“实践”常常有巨大的落差。就“鼓吹者”而言，其精神理性也是为最终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服务，在马克思那里，新闻事业的目的就是探求真理。列宁作为一个革命实践者，为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需要，将马克思的精神理性转化为实践理性，提出报刊三大作用说，形成了媒介的政治取向。就“旁观者”说，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最初也是植根于“天赋人权”和“理性至上”的精神理性，力求通过客观、全面、公正的手段来实现“意见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但在实践中“理性至上”要么被“政治第一”或“政治挂帅”所取代，要么被“金钱至上”或“利润至上”所取代。

三

在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中，一方面，经济利益集团取代政治利益集团控制着媒介；另一方面，滥用新闻自由的事件屡屡发生，甚至有些新闻从业人员把“只管报道事实，不必考虑后果”作为职业信条。这样，“旁观者”所遵从的客观中立便成了利润追逐者们不负社会责任的遁词，冷静无私的职业立场则演变为部分新闻工作者冷酷无情的职业病态心理。“墨菲事件”曾引出美国新闻界对“旁观者”职业道德的反思。《俄勒冈报》记者威廉•墨菲在驱车经过一座大桥时，目睹一对夫妇扭斗，以及随后丈夫跳河自杀的全过程。他没有去救人，而是用相机拍下了5张照片。当这些照片在《俄勒冈报》刊登并被一家电讯社转发给全国多家报纸后，愤怒的电话与信件开始涌来，有人指责“他为了拍到好照片，就让一个人死了”，有人责问“新闻伦理没有指出救人性命第一，新闻报道第二吗”？（8）几年前我国新闻界报道的“嘉禾高考舞弊”事件也引起过类似的讨论。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新闻工作的职业特点就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但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报道这些事实？难道不是为了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吗？是的，“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我们赞同美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主席威廉•桑德斯的这一观点。为此，在“鼓吹者”和“旁观者”这两种对立的职业观之外，我们提出并倡导第三种职业观——“参与者”。

“参与者”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指出：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解释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社会上各种不同领域的从业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新闻工作者也不例外。职业化程度的提高，专业特征的凸现仅仅意味着该专门化的职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不可替代性，而不是说这一职业可以游离社会实践之外，超乎社会实践之上。新闻工作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表现在新闻报道以及通过新闻报道对舆论的作用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事业有其自身质的规定性，新闻工作者有其特殊的使命，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所谓真实、客观、公正等正是这种规范、道德和良知的体现。但任何职业规范都不应该违背社会规范，任何职业道德都应符合社会道德，任何职业良知都必须服从社会良知。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实践者。新闻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看成社会的一分子，明确新闻传播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并通过新闻报道承担起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他们是新闻人，更是负责任的公共信息传播者。这就是我们倡导的“参与者”。

确立什么样的职业观，关键在传媒工作者的价值选择。马克斯·韦伯认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9）“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只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让它熄灭”，“责任伦理”则强调为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在行动领域，韦伯强调后者的优先性。韦伯在他的著名演讲《以政治为业》中，问了一个问题：什么人有资格把手放在历史舵轮的握柄上？他认为有三种素质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10）韦伯认为这种情、意、知平衡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是具有坚毅的自我克制的热情的政治家。在韦伯那里，新闻工作者是被归入广义的政治范畴之内的，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同样应具备这三种素质，在面向公众发言时，同样应该想到，自己是把手放在历史舵轮的握柄上的。

不言而喻，最适合“参与者”的报道方式是以分析性新闻、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新闻为代表的深度报道。“如果说，客观报道的基本要求是‘实事’，那么，深度报道的本质要求就是‘求是’。”客观报道以报道“事件”为本，深度报道则以解析“问题”为本。（11）深度报道本身并非一种特定的文体方式或报道体裁，它是一群文体类型的总称。深度报道关注的重心不再是客观报道的“What”，而是“Why”和“How”。在西方，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都属于深度报道的范畴；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大特写”、多维组合报道、立体报道等也属于深度报道之列。深度报道的产生跟时代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导致人类既有的“文化版图”大面积失效有关。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人类个体反而像一只失去坐标的小船，失去判断能力，记者袖手旁观地记录事实已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中立但肤浅”的立场也难以达到“真实”。深度报道的出现，突破了“一人一事一报”的模式，通过对信息的组合达到使信息增殖的目的；同时，深度报道打破了“客观性”的神话，“事实”与“评论”、“分析”不再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深度报道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的身份由“记录员”变成了“调查研究人员”，由新闻事件的旁观者变成了新闻事件和时代生活的参与者。

最后，我们倡导“参与者”的职业观，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是由新闻事业性质决定的。在我国，新闻事业具有上层建筑和第三产业的双重属性，不能片面强调鼓吹者身份而导致新闻等同于宣传，也不能片面夸大旁观者身份而放弃对舆论阵地的引领。参与者身份要求新闻工作者既要对党和国家负责，又要对人民群众负责。第二，信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信息时代，获取信息已非难事，但太多莫衷一是的信息反而让人无所适从，此时，作为时代参与者的新闻工作者就需要对信息进行解读和分析，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第三，受众的需要。受众对于新闻传播者高高在上的形象不再认同，受众需要平等、互动的交流，希望新闻工作者以“平民”、“社会人”的面目出现。第四，新闻体制的影响。中国的新闻体制是完全的国有制形式，不同于美国以私有制为主体，也不同于西欧各国公私并举的双轨制模式。我国的新闻体制可以有效地避免西方出现过的以利润为导向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媒介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可见，我们所谓的参与者身份和西方社会责任论提出的参与者身份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后者在媒介私有制条件下企图走的“第三条道路”，它已被证明是不彻底的，软弱的，很难真正解决矛盾。比如欧洲各国公营台的处境就令人堪忧。我们认为，“参与者”的职业观既合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适应新形势下新闻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1）此处的“政党报刊”及后文中的“党报”泛指隶属于政党的各类新闻媒体，不特指报刊，此处沿用的是传统提法；

（2）《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3）转引自李良荣《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转引自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第2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6）转引自《探索新闻》，第79页，第82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

（7）参阅秦志希、汪露《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观》，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8）见《新闻道德评价》，第336-338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9）（10）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37页，第100页，三联书店，1998版；

（11）喻国明《深度报道：一种结构化的新闻操作方式》，选自《媒介的市场定位》，第334-33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