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传统。这个传统一方面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在话语的内容上具有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在思维与话语的形式上,它同时也承接了古代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与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这种启蒙者身份与启蒙话语的危机以及围绕这种话语展开的论争。
1、启蒙的余绪
坚持启蒙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依然不乏其人。李新宇以《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为总题发表在《作家报》的一组文章即是一例。这组文章包括:《需要自己的空间》、《没有理由放弃话语权》、《边缘化与自我放逐》、《本位之所在》。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建立独立的"话语空间","不应该再幻想寻找什么别的依靠,自己支撑自己,自己做自己这根毛的皮。"知识分子的自主、独立立场不但不意味着放弃启蒙主义立场,而且还要强化这种启蒙主义。这种独立的前提是:既反对依附权力,也反对退回民间--在此意谓融入或迎合大众,放弃启蒙。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不仅不同于权威话语,而且不同于民间话语。"虽然"退回民间"在今天是一个很时髦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在作者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走向"民间"这一"世纪末的景观"虽然有反抗的意义,但是仍然局限于庙堂/民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走向民间使得知识分子"沉没在民间的泥淖中。"作者甚至认定 "知识分子话语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获得民间话语发言人资格者对知识分子的劝说与招降。他们认为在这个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试图站在大众之上教训和引导大众,而应该彻底放弃启蒙导师的立场。"作者认为,尽管90年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的确使得知识分子边缘化而启蒙话语也陷于空前的危机,但是无论对于人类的发展还是对于民族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都是不可少的。知识分子"排斥大众是不应该的,但是,高踞于大众之上却正是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本质使然,知识分子当然高于大众,也当然在文明的路上先于大众,这是应该理直气壮的","历史往往并不清醒,常常需要知识分子的提醒。"(如果把这段话与崔卫平的上述言论比较将是非常有意思的)。(1)
显然,李新宇所说的 "民间"、"民间化"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陈思和等学者的"民间"概念极为不同(90年代的文化讨论者常常使用同一个能指意味不同的所指,"民间"即是一例)。它的矛头所向其实是部分中国"后学"倡导者拥抱世俗大众文化的姿态,同时也针对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大众化)运动。问题恰恰在于:作者没有深入地剖析不同时期"民间"与"大众"这些术语的复杂含义,从而也就无法深入地谈论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的关系。"知识分子改造"工程中的"大众/民间"其实已经不是90年代许多学者提倡的"民间立场"意义上的大众/民间。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工程设立了一个新的等级秩序--大众是主人,知识分子是奴隶。因而对于这个等级秩序的颠覆只是意味着建立平等的身份,而并不意味着把这个秩序颠倒过来。而且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精英意识或超前意识都不能蕴涵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或道德人格上的优越性,也不能意味着知识分子自己不需要对自己进行反思。
由于"民间"概念的模糊,建立在反大众与反民间基础上的所谓所谓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到底是什么就没法得到清楚的说明。由于作者切断了知识分子话语与政治场域以及大众的任何关系,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什么中心(作者对于有些"人文精神"论者关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道统制约王权的说法不以然,不无道理地指出:"事实上至高无上的决定力量是势而不是道"),即使是在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进入中心并不因为其知识分子话语,而是恰恰因为他们的知识分子话语中与新的政治
(1)、《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作家报》,1998年4月2日。
权威话语重合的部分。"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倒是比较赞同知识分子进入市场,"没有经济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和劳动成果的自主权,也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因此90年代的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使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自主的可能。"然而作者并没有说明这种重新获得的自主性的具体内涵,文章反复强调知识分子不能"自我放逐",但是到底什么是"自我放逐"却说得同样非常模糊(所谓"对于使命的放弃,""对自身的历史主体地位的放弃","放弃以个性主体的解放与完善为中心的启蒙精神")。 总之,启蒙精神、自主性、自身话语等概念的内涵都是十分模糊的,它不仅必须与权力以及大众脱离关系,而且也不是只关注"永恒"而忽视"现实",不是只关注"精神"而忽视"物质"。这样,作者反复强调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使命感,应该直面现实,指点江山,应该是社会的报警者和新的存在方式的想象者"也就没有具体的内容。(1)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把知识分子与权力、大众分离开来,同时坚持精英立场,启蒙大众、参与社会改造工程,反对退回书斋为学术而学术的时候,我们的"本位"到底是什么?拿什么以及如何去启蒙大众?如何摆好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如何在投身社会与大众的同时又"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上述四篇文章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提供答案。更加概括地看,这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主与参与的问题。自主但不能"独善己身",参与但不能丧失自我。我们似乎能够在理论上同意这样的选择,但是在实际的活动中分寸的掌握极为困难。即使李文中列为榜样的鲁迅与胡适也不总是能够绝对远离政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