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处主题的一个变化是,中国人被表现成否定形象,威胁或恐吓白人。《曲折的街道》(Crooked Streets, 1920)里寻找珍稀花瓶的美国姑娘受到奸诈的中国人力车夫的威胁,后来被爱尔兰冒险家搭救。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把它告诉海员们》(Tell It to the Marines, 1926)写中国土匪骚扰汉口的一群美国护士,后被美国海员击溃。这些电影明显是"黄祸"文学的产物,但电影结局并不都是美国白人英雄大获全胜,这就要涉及我们下文专题讨论的形象了。
3、从傅满洲到陈查礼
1913年,排华倾向尚占上风之际,英国人阿瑟?沃德(Arthur Ward,笔名Sax Rohmer)塑造的恶魔形象傅满洲,却在美国的文学、电影、电视、广播电台,吸引了数以百万的读者与观众,使得这一黄祸概念极为典型的定型化形象扎根美国。傅满洲系列有十三部长篇、一部中篇、三个短篇,效仿者多不胜数,而那个对西方构成威胁的人物有如是面貌:"想象一个人,细高干瘦而且阴险,双肩高耸,长着莎士比亚式的额头,撒旦式的面孔,头发奇短的脑壳,还有真正猫绿色的细长而夺人魂魄的眼睛。如果你愿意,那么赋予他所有东方血统残酷的狡猾,集聚成一种大智,再赋予他一个富裕国家的所有财富,尽管那个国家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想象一下那个可怕的生灵,于是黄祸的化身傅满洲博士,你心中就有了一个形象"。
这段描述赋予傅满洲智力超人、法力无边的特征,并将东方所有"邪恶"的智慧全部集中在傅满洲一人身上,并让他随心所欲地调动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而且,傅满洲的长相也真是东西合璧:西方莎土比亚的额头,象征着才能超群者的智慧;想像中撒旦的面孔,暗指邪恶狰狞而又法力无穷;猫一样的细长眼,这是西方人对东方人外貌特征的典型想像,见出傅满洲这个人物本身所被赋予的丰富的隐喻含义。何伟亚(James Hevia)认为,"正是这种东西方的组合使傅满洲比欧洲人幻想中的经典的东方野蛮人入侵更可怕,也比廉价的华工在欧美的泛滥来得更为深刻,因为这种东西方知识的融合蕴含着像推翻骨牌一样推翻西方、破坏帝国结构乃至全球白人统治的可能"。
傅满洲的存在"不受任何自然法则的约束,是邪恶的化身,一个不会死的肉身。"(沃德语)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既带有本土特征,又具有异国情调的"魔"成肉身的形象,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是黄祸焦虑具体化的一幅心像,它暴露了西方十九世纪末直至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风行一时的排华(或是排斥亚洲人)的社会风气。或者如何伟亚指出的,傅满洲"不只是一个通晓东方古代知识的大师、一个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一个毒品高手,他也不满足于通过在欧洲大学的学习所掌握的广博的西方科技,他实际上比此野心勃勃得多??为了攫取更多的知识,他一步步渗透大英帝国,从殖民地的边缘直到帝国的中心。"
然而在同一时期,在同一个好莱坞,另一个全然不同于傅满洲的形象却与之分庭抗礼,这便是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厄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创造的东方福尔摩斯--"模范少数族裔"侦探陈查礼:"这个人很胖,可走起路来却步履轻如女人,他生着孩子般的圆脸,白净的皮肤,短而密的黑发,斜挑的眉头,上吊的双目,他从奈佳小姐身边走过时,谦恭而彬彬有礼地向她鞠躬致意。"
陈查理是华裔夏威夷人,而夏威夷在美国社会是最少种族、肤色歧视,也具有最多民族移民的地区。如果试图扭转"黄祸"观念臆造的可怕而又可恶的中国人形象,同时又使新的华人角色具有可信度,那么,温良而又不乏狡猾的陈查理是夏威夷人,是不无偶然的情节设计。陈查礼所代表的是这样一类美籍华人:谦卑、守法而又不失精明,对美国社会忠心耿耿,但他的容貌举止仍旧与美国白人明显不同。这种他者形象的构造,承袭着十九世纪以来美国文学对华人的另一种陈词滥调的评价,华裔被视为滑稽可笑但又知礼守法的"非我族类"。陈查礼系列次要角色包括他能干的长子和次子,另外小说家休?威利(Hugh Wiley)创造出类似的黄姓侦探,他们仿佛东方福尔摩斯,持续侦破各类悬案,是有能力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与傅满洲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虽然傅满洲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比陈查礼率先问世,但在好莱坞电影世界,陈查礼却比傅满洲更早被搬上银屏。自1926年《没有钥匙的住宅》(The House Without a Key)公映以来,二十年代有两部、三十年代有二十部、四十年代有二十四部陈查礼电影公映,最后一部于1949年完成。陈氏的原型是夏威夷州精明干练的华裔探警,比格斯指出他之所以塑造 "模范少数族裔"侦探陈查礼这一现象,是因为"多年以来,华人歹徒角色充斥犯罪小说,但从来不曾有善于待人接物的华人出现在正义和法律的圈子里,于是我就试图创造一个这样的角色"。比格斯早逝,仅写出《中国鹦鹉》(The Chinese Parrot, 1926)、《帘幕后面》(Behind That Curtain, 1928)、《黑骆驼》(The Black Camel, 1929)、《陈查礼在行动》(Charlie Chan Carries On, 1931)、《钥匙守护者》(Keeper of the Keys, 1932)等作品。陈查礼得意时每每援引中国圣哲的格言古训,而且每次破案胜利都以这种谐谑场景收尾,这已经成为屡受模仿的经典噱头。实际上,这些格言一方面证明陈查理被美国社会所接受,但另一方面却再一次突显了他的异质性存在,即一名暂获接纳的他者,拥有另一种民族文化智慧的他者,其效果则类似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