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主客体间的桥梁

世界进入大的，人类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科学方法论已成为科学的核心，一大批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探寻新方法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方法论也就应运而生。
在当今，掌握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也是他的知识结构的标志之一。和掌握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了解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趋势，对于建构新的文艺学至关重要。

一 软科学的元界说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系统”，[①]它是一门软科学。软科学有许多门类，比如管、智能控制、机软件等等。与这些软科学相比，方法论则归属于“软科学的元理论，”[②]它对一切科学研究具有基础、动力、桥梁的重大作用。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古代，人类孜孜以求地寻找或试图回答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此时人们对方法的认识还是笼统和模糊的。到了人类社会的近代，人们开始关注方法论问题，在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同时，将目光伸向“世界是怎样认识的”。人类社会进入当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方法论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对真理的热爱，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人类知识是怎样发展”的方法论问题。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当一位年轻人请爱因斯坦谈谈他科学研究成功的秘诀时，爱因斯坦写下如下公式：A(成功)=X(劳动)+Y(方法)+Z(少说空话)其中，正确的方法是科学研究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文艺学研究同样离不开正确的方法。在文艺史上，许多有重大贡献的文艺理论家，往往首先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才可能取得理论建树的创新。比如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如科学分类法、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与社会学方法兼用，创立了不同于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解释文学的柏拉图诗学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莱辛的《拉奥孔》是从个别的典范品入手，阐明诗与画的特殊的范例之一。可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须臾离不开正确的方法。方法是获得新知识的途径和手段，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通向真理的桥梁，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革、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③]

二 方法形成的机制

方法是无处不在的。如果宇宙有，则有其历史演进的方法，无机界、有机界无不如是。这类方法的形成、发展、转化或消亡都是自然的、客观的，没有丝毫人为的因素，它颇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
我们所说的方法，则是特指包括文艺学研究方法在内的人类生存方法系统，它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伴随人类生存始终，是人类主体客体、客体不断影响主体过程中主体采取的应对策略的手法、规则、技巧所组成的程式，包括人类认识、评价、体验、创造想象、精神心理活动方法，包括创造精神、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方法，包括交际、婚丧等生活行为方式方法。可以说没有正确有效的方法，人类就不可能认识改造世界，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没有方法的不断改进、丰富，人类便不可能提高生存质量。主体、客体、方法、实践构成了人类生存活动的过程、历史。方法体现了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方法的人类生存意义由此可见。

(一)方法是主客体的产物

有一种观点认为，方法完全决定于客观事物、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规律，因此人类只是去发现方法，而不能创造、制定方法。比如根据火与燃烧规律制定的防火方法，根据食物性质产生的种种烹调方法，根据数学抽象化特点而产生的数学方法，根据文学艺术审美性质而形成的美学方法等等。所以方法限于客体、对象、物，于是推而广之，认识(思维)方法限于认识(思维)对象，实践方法受制于被作用客体，创作方法取决于被反映、表现生活性质的样态，研究方法则取决于被研究事物和现象的客观属性、规律、结构、功用。总之，他们认为方法存在于客观事物的客观属性之中，是一种外于人的客观存在，人类只能认识、发现客观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方法，因此能够掌握运用这种方法。
这种观点在强调方法的本体根源上是正确的，强调方法服从研究对象的属性也是可取的，但并不全面。我认为，方法不只限于客体的性质，也受制于主体的主观条件，比如抓取同样的物品，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条件、智慧程度、个性特点，就可能运用不同的方法。在数学研究中，面对同一方程式，不同的人可采取不同的方法求解。日本有本书《我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人》介绍，为了更多地销售汉堡包，必须考虑到把汉堡包做到多少厚度、多少热度才会使消费者获得最佳口感。本来汉堡包只要熟了即可，它的厚度、烹饪的热度大可不必那么严格。但是这位善于经营者却精益求精，设法使制作的汉堡包在口感上达到最佳。可见，制作汉堡包的方法不只是取决于各种材料，还取决于享用者的特性即嘴的大小、味觉器官、味觉的性质、制作者的目的、才能。这些例子，说明了人类活动广泛领域的方法无不同时受制于主体——客体。
有些学者认为，认识、思维追求对象的真实，因此认识、思维方法必须合乎客观事物、对象的客观性质，决定于对象的性质、规律。其实认识、思维一方面决定于客体可以为认识、思维提供什么材料、信息，另一方面还决定于思维主体、思维器官如何思维以及信息加工方式。客观世界信息是一种输入信息，被思维、信息加工中枢接受加工、处理。新信息(即被加工处理的信息)或储存在头脑中，或进行发放而成为输出信息。信息论与脑科学证明，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虽然在脑、感官中介下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这种差异便是思维器官、思维规律造成的。在认识、思维领域的方法同时受思维器官与思维对象、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制约，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二)主体在中的地位与作用

世界一旦在其进化链条上产生了人类，便出现了严格意义的主体——客体关系，便出现了有自我意识、有体验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主体。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主观性构成了生命生存的重要特征，是人类生存有效性、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从此，人成了万物之灵长，人在认识、改造、人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与之相应的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各种方法(感知思维方法、情感体验方法、创造方法、生产实践方法、科学方法等等)。这一切方法一方面是客观事物的体现，又是主体主动性、创造性、主观性的体现，它们应在客观规定性中，在主体主动性、创造性、主观性、人类生命生存中定位。可以肯定，没有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主观性，的产生和是不可理解的，艺术与科学的创造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人类整体赖以生存的方法系统了。“虽然方法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但方法也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④]列宁这段话告诉人们，方法作为人类生存手段是根据主体与客体两种内在原则产生的，人类主观能动性也是方法产生的必要条件。譬如绘画方法的产生条件是：一有绘画对象存在及它的内在客观规定性；二有具有绘画能力的主体；三有绘画材料。绘画材料提供的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无限元的可能，采用工笔还是写意，采用抽象还是写实则表现出主体的选择性，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因此，在文艺控制论中作家是控制主体，在文艺信息论里作家是信息接收、加工、存储、发放中枢，在文艺心中文艺学家是心理发生器，在文艺社会学中人是一切社会因素的核心。西方文艺学是以为主的较为严密的体系，我国传统的文艺学则是以直觉为主、辅之以某种分析的体悟系统，即便是神、妙、逸，也都带着浑整模糊的特点。为了进一步说明东西方文艺学方法的不同，我们引述东西方各一位名家的看法供读者。日本的铃木大拙认为：“在西方的背景下，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知性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图解的……东方的特点可以说是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直观的(或毋宁说是情意的)、非理性的、主观的”。[⑤]再来看一下西方学者的观点：“现在，出版了《本能的缪斯》的汉译本。这个国家有深厚的文化之根，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用一种传统的有机整体观念来理解精神和肉体的不可分离(正与西方的分离观念相对立！)。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读者将会自然而然地与此书的观点相联系，发现他们自己本能的缪斯——既是个性的、中国的，又是普遍性的、全人类的”。[⑥]这里，我们不去评判东西方文艺学方法的优劣，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面对同一的文学艺术现象会产生如此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方法仅仅决定于客体、对象，那么只能有一种方法产生，但这与实际不相符合，因此我们应当较全面地探讨方法产生的机制。由此看来，方法产生的机制是：世界向人类主体提供了无限元的可能(客观现实的多样性)，人类主体又具有多种多样的选择的主体条件，包括生理机体的、意识功能的、智能结构的、个人资禀的等等主体条件，二者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了多元化、多极化的方法论系统。因此，文学研究的方法应当是开放的、兼容并重的、百川汇海的，而非排他的、独断的和固步自封的。

[①]李志才编：《方法论全书》(1)，第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②]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1)，第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③]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1)，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④]列宁：《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6～237页，1959
[⑤]铃木大拙：《禅学讲义》，载《禅宗与精神分析》，第8～9页，辽宁出版社，1988
[⑥] [挪威]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本能的缪斯》，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