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新世纪初从事文学的人们来说,面对现成种种诗学或文论模式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是幸运感,似乎正遇上文论走向多元繁荣的新盛世,俯拾即是崭新的理想的文论模式;二是不幸感,仿佛坠入文学理论模式的多元碎片之中,无所适从。也许,比较起来,后一种感受可能会更具有代表性。尤其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后”理论和“文化”的全球旅行,文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和“掌握”了:来自大众文化、边缘文化、媒体、跨学科等领域的如此繁多的生疏术语已经形成“信息爆炸”之势,整日忙于应对各式各样信息或知识的人们,又如何可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地理解和掌握如此众多而又彼此不同的文论模式呢?上曾经出现过的几种主要文学观念如摹仿论、表现论、实用论、体验论、语言论和文化论等,在人们眼里当然可以清晰地显露出种种合理性和片面性,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高明到拥有了一种充足资格———可以充满自信地超越于上述几说之上去提出并证明一种全新而又没有片面性的完美理论。如果真的那样幻想,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理由很简单:今天已经不可能存在着任何一种全新而又完美无缺的文学理论了。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上述几种文学观念,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局限。原因何在?这本来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在我看来,如下4方面的原因需要特别提出:第一,从文学的来看,文学在生活中的角色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决定了现有的文学理论总会存在滞后的,它需要有一个把握和适应这种变化和更新状况的过程。第二,从文学研究者来看,他们各自的个人和社会条件决定了他们只是对文学的某个方面感兴趣,而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第三,从社会变化导致的认识范型演变看,随着当代世界知识生活的进展,人们已经倾向于认识到一种学科理论总是有局限的,它不可能把生活中的一切都说清道明。正由于单一学科理论的局限性,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之间的交汇即跨学科研究正受到推崇和广泛采用,但即便是跨学科研究,也只是对多种学科的某些方面的吸收和汇通,而不可能形成有机整体式的融会贯通。第四,就文学本身来说,这种人类体验的语言结晶更是充满令人沉醉而又错综复杂的内涵,在不同的会向不同的读者闪现出奇异的光芒,谁又敢宣称能把它一劳永逸地弄清呢?例如,借助移动技术的飞速发展,短信笑话在今天的传播量、传播面和传播效果都变得如此令人称奇,放在10年前谁会预料到呢?去年传诵很广的《这年头》这样说:“这年头,警察横行乡里,参黑涉黄,越来越像流氓;流氓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教授摇唇鼓舌,周游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频上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明星风情万种,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谣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夸大其辞,越来越像谣言……。”这则短信以角色对换的方式把当前社会中广泛的几个社会群体的一种普遍恶习揭露了出来,警察与流氓、医生与杀手、教授与商人、明星与妓女、谣言与新闻等,一股脑地成了嘲讽的对象。这则短信笑话虽然不可避免地有着把所涉人物都绝对化的偏颇,但毕竟对于当前的几种流弊给予了空前辛辣的讽刺,尤其是不到一分钟就能迅速感染读者,产生令人震惊的社会传播效果,这比起通常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来,速度和影响力不知要强多少倍!可以说,这则短信笑话利用移动网络新媒介,以简捷的角色对换和对比修辞体方式,尖锐地传达现实生活色相和揭露社会病症,堪称当前短信笑话中不可多得的“经典”。它是文学,但又突破了我们以往关于文学的常规思维方式,完全有可能让现成的文学理论丧失足够的自信力和权威概括力。所以说,我们实在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在今天这个文学媒介和形式急剧变换的年代冒险创造全新而又完美无缺的文学理论。
不过,不应当把完美文学理论的不可能当做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从而无限期推迟探索文学的奥秘,或者干脆放弃这种探索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建立一个完美的文学理论在当前条件下已不可能和不必要,但仍可以根据当前新的文学状况和现有条件,寻求建立起合适的和可操作的文学概念框架,以满足当代人探索文学奥秘的渴望。无论社会如何演变,在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角色的文学,总会要求我们做出分析,它往往改头换面地以高雅小说、先锋小说、实验诗、古典小说精品、周末娱乐报道、报刊连载读物、畅销书、口头表述、民间流言、影视文学剧本、短信笑话、手机文学等多种形式出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从而迫使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加以回应(赞扬、批评、痛斥、或者无所谓等)。我们的日常回应方式本身显然已经包含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分析因素了,而从事专门的文学工作的人则更需要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说明,这就使得建立特定的文学概念分析框架成为必要。这种文学概念分析框架不可能只有惟一正确的或正宗的一个,应当而且可能存在可供选择或参酌的若干。若干文学概念分析框架的同时存在及彼此比较、争鸣,才有可能大体满足人们的上述渴望。当然,若干文学概念分析框架的共存是从当前文学理论的整体格局来说的,而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他也只能提出这“若干”之一种。这一种文学概念分析框架应当有助于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考察文学,发现其令人感兴趣的意义。
置身在这种新状况中,文学概念的探索应当寻求新思路。在这里,人们完全可以大胆提出带有某种综合特点而又具有独特特色的文学概念分析框架。“综合”意味着从以或审美本质为中心的单一分析转向对文学的多重属性的综合探究,这就是将文学的审美分析与政治、、社会、商业等属性分析结合起来;“特色”意味着从对文学知识或方面的面面俱到式的全面介绍转向对其某些特色知识或方面的追寻,是指对文学的某方面属性的富于论者个性色彩的独特分析。一种文学概念分析框架并不需要寻求对文学的全部属性的全面把握,而应当突出对其某方面属性的独特探索,并由此特定方面入手而力图对文学的其他属性做适当的兼顾性把握。如果文论工作者都自觉地放弃全面与完美文论的追逐而全身心投入具有个性特色的文论探索,那么,文论界的浮躁就会得到改善而实绩就会增多起来。这样一种开放的特色化文论建构及其多元并存局面是有利于文论的发展的,有可能释放出文论工作者个体的更多的创造活力。
就我自己而言,我这些年尝试提出一种我认为可行并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特色文论框架。它是我综合有关现成文论模式、自己10余年来的修辞论美学实践及近来对文学的兴辞属性的理解而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尽可能吸收多种文论模式并针对具体文本分析实践的特色文论框架。为了理解方便,暂且可将之称为感兴修辞诗学,简称兴辞诗学。兴辞诗学直接地来自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标举的“体验美学”与1991年以来提出的“修辞论美学”(或“修辞论阐释”)之间的一种新综合,而这种综合的基础则是我现在对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理解。笔者认识到,置身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或中西对话时代,需要从自己的文论传统中提取属于这个传统而又能存活于并且富于阐释活力的合适的概念或观念,参酌进行中的中外现代文论,加以必要的转换和改造,构建一种既属于中国传统而又富于个性特色的现代文论框架。
这样,发端于先秦、兴盛于魏晋、定型于唐代而又在现代获得再生的“感兴”或“诗兴”观念,就必然地受到关注。我意识到,需要把自己这10多年来对感兴(体验)和修辞的先后思考综合到一起,把文学规定为一种感兴修辞,即兴辞。而相应地,在思考文学理论与批评时,也需要把兴辞视为其主要的焦点,这就形成兴辞诗学。兴辞诗学,无疑正是当今的一种可能的富于个人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今人叶嘉莹就明确地认识到并提出,应当把古典诗论中注重“自然感发”的“兴”概念提取出来,作为现代批评的重要概念:“西方诗论中的批评术语甚多,如明喻、隐喻、转喻、象征、拟人、举隅、喻托、外应物象等,名目极繁,其所代表的情意与形象之关系也有多种不同之样式。只不过仔细推究起来,这些术语所表示的却同是属于以思索安排为主的‘比’的方式,而并没有一个是属于自然感发的中国之所谓‘兴’的方式。当然,西方作品中也并非没有由外物引起感发的近于‘兴’的作品,只不过在批评理论中,他们却并没有相当于中国之所谓‘兴’的批评术语。经过以上的比较,我们自不难看出,对于所谓‘兴’的自然感发之作用的重视,实在是中国古典诗论中的一项极值得注意的特色。”[1]这种主张是富于见地的,值得重视。我的新工作正是集中表现在,把古典兴”、“感兴”或“诗兴”同中国古今“修辞”观念及其传统紧密联系起来考虑,融汇出“感兴修辞”或“兴辞”这一古人没有的新概念并形成兴辞诗学思路。
感兴与修辞在文学中实际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它的意思是感物而兴,兴而修辞,也就是感物兴辞。换言之,感兴修辞就是富于感兴的修辞,是始终与体验结合着的修辞。文学正是这样一种感兴凝聚为修辞、修辞激发感兴的。而文学的感兴修辞性,正是指文学具有感物而兴、兴而修辞的属性。单说感兴,它是指人对自身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活的体验;单说修辞,它是指语效组合,即为着造成特殊的社会效果而调整语言。但感兴与修辞组合起来,则生成新的特殊含义:感兴属修辞型感兴,而修辞属感兴型修辞。在这里,感兴本身内在地要求着修辞,而修辞则是感兴的生长场。感兴修辞是指文学通过特定的语效组合而调达或唤起人的活的体验。简言之,感兴修辞是指以语效组合去调达或唤起活的生存体验。从古到今,诗人和作家创作都离不开“兴”与“辞”,即都要以“兴辞”方式力图传达个体的生存体验和社会关怀。大到长篇小说或系列长篇,小到上面引述的《这年头》,都是以独特的修辞组合体凝聚人的活生生的感兴。
文学作为兴辞,并不神秘,而实际上是人类符号实践的一种特定形式。实践是人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如制造生产工具或符号以改造自然、创造产品等。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实践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就是从盲目的机械世界和动物的本能世界中解放出来,形成对于自然和自我的理性掌握能力,人类由此超越自身的原初动物本能。第二,它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类实践具有“自由自觉”的特性。“自由自觉”是指人类作为主体,在把握、控制和改造自然世界中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和目的性。第三,它是“按照美的来造型”的活动。“美的规律”来自人类实践对客观存在的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人类支配自然世界的内在主体尺度。马克思以人与蜜蜂的对比说明这个道理:尽管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能让人间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P50)。人比蜜蜂高明的地方,正在于蜜蜂的工作只是本能性的,而人的创造则是有意识的和自由自觉的。第四,它总是符号实践。如果从马克思逝世以后的学科进展去进一步理解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看到和重视有关符号与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符号”通常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一件事物可以表达一定的意义,二是指一件事物暗示着另一件事物或某种意义。按照德国家卡西尔的看法,人的特点在于通过劳作制造“符号”,形成人类文化的世界,这就是“符号的宇宙”(universe ofsymbol):“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中。语言、神话、和宗教则是这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组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3](P34~35)因此,人在本性上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言语的动物”、“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正是符号提示了人的本质,符号化思维和行为构成人类生活中最富代表性的特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符号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类实践的具体形态,因而应当理解为符号实践。符号实践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以便认识和改造世界与自我的社会过程。作为兴辞的文学,应当被理解为人类符号实践的一种形式,其任务是在语言这种符号组织中去创造性地建构人的独特的而又具有可理解性的个体体验,帮助人认识世界与自我,沟通个体与社会,并转而微妙地社会。人类符号实践具有若干形式,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而兴辞只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其特殊性在于,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与艺术符号的结合形式,它将个体感兴与语言修辞行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创造富于兴辞的语言作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
我所谓兴辞诗学,即感兴修辞诗学,是由注重个体体验的感兴论与突出特定语境中的语言效果的修辞论两者融汇起来的文论框架。这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阐释文本语言并由此显示其感兴蕴藉的文论方式。文本就是指作者创造的供阅读的特定语言构成品,而语境则是包含几重含义———特定文本中的上下文、这一文本所生成于其中的特定时段的更大而丰富的文化文本、最终影响这种文本意义生成的与生产方式相关的最基本的情境。兴辞诗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致力于文本体验、文本修辞论与文化语境阐释汇通的路径:首先阅读文学文本,唤起直接的个体感兴;进而做具体的文本修辞细读,揭示文本语言的个别或独特特色,以便为文本意义及意蕴阐释提供语言基础;再根据对文本的感兴及语言的独特性分析,建构起与之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阐释模式;最后把上述文本感兴与语言特色带入具体的语境中加以阐释,发现文本的深层无意识意蕴。兴辞诗学还具有批评品格,也就是说,它本身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可与批评脱离的普遍有效的理论,而总是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的理论形态。
这就决定了兴辞诗学应当形成自身的文本阐释圈。“阐释圈”这个想法借鉴自杰姆逊[4](P74~102),在我这里是指兴辞诗学特有的由若干循环互动的同心圆组成的阐释程序。这一循环互动阐释过程可以包括如下5个阐释圈:文本感兴激活、文本语言阐释、文本深层结构阐释、文本与语境的相互阐释、文本独特意义阐释。1)文本感兴激活。阐释者的首要任务是在阅读基础上激活自身的感兴,即唤起对于文本的活生生的个体感性直觉,在这种直觉中尽可能抓取文本的独特意蕴。2)文本语言阐释。这是指在激活感兴基础上细致阅读文本的语言形式,以便发现富于特殊意义的个别特点。例如,寻找文本中独特的关键词、词法、句法、辞格、语体等语言构造以及符号矩阵、三角结构等语言学模型。这种以寻找个别语言特点为特征的文本语言阐释,是兴辞诗学展开的第一步骤。3)文本深层结构阐释。这是指基于文本语言阐释而发掘深层隐伏的无意识语言及其意义。例如,根据找出的独特的关键词、词法或句法等而发现更深层的幽微的无意识蕴涵,而要理解这种无意识蕴涵,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内部,而是需要结合现实生活状况。因为文学文本总是要与现实生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指向人对现实生活的意义阐释。4)文本与语境的相互阐释。这是指把上述语言阐释与深层结构阐释置放到特定语境中去做具体的修辞效果阐释,揭示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微妙而又重要的修辞性联系。这种修辞性联系是说,文学文本这种语言构成物的意义既不完全在于它本身,也不完全在于它之外的现实生活,而是存在于它与现实生活的象征性关联之中。文学文本正是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的一种象征性解决方式。可以说,要理解文本,就需要阐释它的语境;而要理解这种语境,就需要回头阐释文学文本。5)文本独特意义阐释。这是指在如上分析的基础上最终阐发文本的独一无二的审美与文化意义———文本的感兴修辞内涵。对于具体文学文本展开文学批评,决不要求面面俱到,那种对文本的每一方面都加以评论的要求实在不切实际,更无必要。一次独特而又有效的文学批评理论,应当着力发现特定文本所显示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审美与文化意义。这5个阐释圈其实是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尤其是前4个阐释圈有时彼此密切渗透或交织而难以分别,它们都指向或服务于第5个阐释圈———对文本独特意义的追寻。
与上述5个阐释圈相应,兴辞诗学可以有如下具体操作步骤:触辞起兴、借型窥意、叩显开隐、文境互赖、学科串释、依文立论。第一,触辞起兴。这是指阐释者由接触文本兴辞而唤起个体感兴的过程。这是阐释者从普通读者阅读进展到文学批评的过渡环节,也可以视为文学理论的最初步骤。第二,借型窥意。这是指阐释者借助语言学模型而窥见文本中的意兴的过程。并非每个文本都适宜于运用语言学模型,但确实有些文本在引入语言学模型后能够开放出一种新的意义空间。语言学模型决不是万能的,但语言学模型如果运用得当,也确实可以起到发掘文本深层意义的作用。第三,叩显开隐。这是指阐释者叩探文本的显在意义层面而开启其隐在意义层面的过程。文学文本总是一种由双重文本组成的文本,第一重文本是显在文本,这是普通读者按常规阅读时把握到的较为明显地呈现的语言与意义形态,又称意识文本。这一重文本往往与作者的明确的创作意图相关,或者有时甚至就直接受制于作者的创作谈,依据这种创作谈而形成。同时,这一重文本也与特定文本阅读所需要的通常规范如节奏、音律、文法、辞格等有关,在这些阅读常规的规范下形成。第二重文本则是隐在文本,这是阐释者所要寻求的被隐匿的语言与意义形态,又称无意识文本。这一重文本常常忽略或瓦解作者创作意图而出人意料地开启出新的语言与意义空间,从而显示出文本的无限阐释的可能性。这样,文学文本总是包含显在文本和隐在文本的双重文本,具有双重文本性。双重文本性,是指文学文本内部存在着彼此密切关联的显在文本与隐在文本现象。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正是通过细致地叩探显在文本而找到进入隐在文本的隐秘通道,由此开掘出隐在文本,从而显示出文学文本的语言与意义构成的复杂性。第四,文境互赖。这是指阐释者根据特定语境阅读文本,又根据这种文本阅读而回头阐释语境,从而形成文本与语境在阐释上的相互依赖特点的过程。这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文本阐释依赖于语境阐释。这要求阐释者把文本置放在特定语境中去阐释,而特定语境则是阐释者根据自身对社会、文化或历史的理解而建构起来的,通过建构这种语境,阐释者为进入文本而开辟出富于历史感的合适通道,也可以阻止对文本的纯个人化的或非历史的畅想。另一方面,语境阐释依赖于文本阐释。阐释者对于语境的建构也极大地依赖于文本的独特的意义构成的分析。正是独特的文学文本可以为理解语境提供富于魅力的象征性凝缩模型。这样,阐释者通过语境而阐释文本,又通过文本而阐释语境,这种文境互赖性阐释也正是阐释的乐趣之所在。第五,学科串释。这是指阐释者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去通串地阐释文本的过程。在当代文论中,由语言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学、地等多学科组成的跨学科阐释受到理论家们的青睐。这种跨学科阐释是要揭示文本的多元意义构成及其复杂关联。就一部(篇)文学文本来说,跨学科阐释诚然是可能的,不过也不能被无限延伸,即不能置文学的审美属性于不顾而无限地扩展到任何一种文化领域,甚至直到让文论泛化成文化论。第六,依文立论。这是指依据对文学文本的具体阐释而确立新的理论。兴辞诗学要求阐释者致力于理论探索,但是却不能抽象地阐述形而上理论,而必须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提出可从文本分析中得到证明的具体的新理论。
上面关于兴辞诗学的阐述还是初步的,我自己不敢说它称得上我所心仪的那种特色文论。我相信,在新世纪的文论天空下,应当出现多种多样富有个性或特色的文论,以便承担起在新的语境中富于多样性地阐释文学的任务。
[参 考 文 献]
[1] 叶嘉莹.比兴之说与诗可以兴[N].光明日报, 1987-09-22.
[2] 马克思著.刘丕坤译. 1844年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3] 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3社, 1985.
[4] Fredric Jameson.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