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北东部若干拓拔史迹的探讨 论文

关键字：刘琨 天坛 新平 方山 部落 文帝 北魏 皇后 历史 可能

　　我曾关注过拓跋部桓帝祁皇后的族属问题，搜罗了一些资料，意在证明祁氏出于代北东部之族，很可能是乌桓。近日得知大同市北有祁皇墓地名，于是从文献上循迹追踪，又得知一些桓、穆故实，所涉地点都在代北东部。我把这些连缀成篇，冠以拓跋史迹之名，供进一步的探讨。需要说明，这篇小文不是考古，不是考证，也不是文物古迹本身的考察。要勉强为此定性，也许近乎拓跋掌故追寻。篇中提及的拓跋史迹大体与历史背景相符，不是任意捏造，但要一一落实也不可能。考虑到这些史迹所涉的拓跋人物离现在已经一千六百余年之久，却能凭籍史迹长久地保存在当地居民的意识之中，不时引发后人的历史思考，因而觉得作一点追寻还是值得，何况有些史迹毕竟还承载了拓跋部真实的历史信息。

一 关于祁皇墓

　　坊间所见大同市地图，有将市北25公里处的方山文明太后永固陵标为祁皇墓者，据说是祁皇后墓的讹传，袭称至今。如果此说属实，其始立年代当早于永固陵一个半世纪以上，是一处难得的代北早期拓跋史迹。方山附近至今尚有以祁皇墓为名的村落，方山之东京包铁路所经之处有以祁皇墓为名的车站。看来祁皇墓不论有几分可信，祁皇本人肯定曾是这一带居民口碑中的人物，其生前的主要活动也当在这一带。　　经检《正德大同府志》（缩微胶卷）、《顺治云中郡志》、《乾隆大同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前二种于此事无记载，后二种中乾隆志所载较细。该志卷六古迹门谓祁皇墓“在府东北三十里孤山之北，冢头峻绝如山……。北魏桓帝皇后祁氏尝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不言其葬所。……盖道武以前屡经播迁，记载阙略，云中盛乐二陵 [1]外，当时已往往失之。疑祁皇即祁皇后，犹言女国君，故后人直谓之祁皇，理或如此”。该志又谓“北魏文明太后墓，府北五十里方山，……旧志所谓北魏二陵也，今其处未详。或曰俗称祁皇墓”。该志卷三疆域附村堡，提及县治北境有祁皇墓村，距城五十六里。府志所涉地名及位置，大致都与今名复核相符，只是祁后墓具体地点异说并陈，府志纂修本来未做实地考察，但倾向于方山二陵所在是祁皇墓址。以现知情况推之，似祁后死葬方山，由于以后拓跋统胤改变，祁后后嗣未成北魏帝宗[2]，祁后墓在纷乱如麻的争斗中早已荡然无存，只余地名而已。百余岁后，才有冯太后因方山地势起茔之事。
　　桓帝祁皇后在拓跋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为拓跋历史增添了跌宕起伏。祁氏之死，当在《魏书·序纪》所记的324年祁氏归政于其子惠帝之后的某一年，其时距295年昭帝、桓帝、穆帝三分拓跋之国至少已经三十年了。祁氏葬地所在，史籍无征。据桓帝、祁后事迹显示，祁后未曾远离拓跋中部之国“代郡之参合陂北”地境，其葬地也当距此不远。今知祁皇墓在大同方山，则“代郡之参合陂北”与大同方山相距不会很远。但参合陂究竟在哪里，还有待定位。
　　“代郡之参合陂北”所在，史家多依《魏书·地形志》标注于今凉城以西。《地形志》（上）梁城（凉城）郡条，东魏天平二年（535）始置郡，领参合、  鸿（旋鸿）二县。梁城郡的参合县西有参合陉，其地已接近拓跋西部之国盛乐，显然与拓跋三分其国的地理形势不合。据严耕望考证，北魏较早时期的参合，在西汉参合县故地，靠近西汉代郡西部都尉治所高柳，今大同东北的阳高县境[3]。此后参合陂何时复县，何时由今阳高县境迁治于今凉城境，没有准确资料可据。《魏书》、《水经注》资料颇有异同之处。我从慕容宝参合陂战事的地理状况所见，认为严氏之说较合情理，赞同此时的参合陂尚在大同东北的阳高，其地与大同的距离，比凉城参合陉到大同的距离要近得多。《序纪》“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尤符合高柳之说。因为西汉的高柳在当时代郡境内，是代郡的最西界，更西则入当时的雁门郡，不得称为代郡。其实在严氏考证之前，已有人认为北魏参合指的是西汉参合故城[4]。
　　《序纪》桓帝在位的十一年中，记事极简略，除征讨外，两见参合陂事，是“桓帝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之证，《序纪》记桓帝葬母问题，如果葬母事在平城，则平城也在桓帝常所活动的范围之内。而且与“代郡之参合陂北”的高柳相距不远。兹就桓帝葬母地点及其它问题作一些考察。
　　桓帝葬母，《魏书》有三条资料。《魏书·皇后传》：“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同书《序纪》桓帝之二年（296）：“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按事在294年）。至是，述成前意焉。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又同书《高宗纪》兴安二年（453）二月乙丑，“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这三条相关的史料，说明桓帝甫即中部之国君位，即张罗葬母封氏之事；而其中前两条史料，对于296年葬事的记叙还有微妙的差别可资思考。

　　296年的葬事，所葬是文帝及其妻封氏，不只是如石铭所说“桓帝葬母”而已，葬母时有盛大的政治活动，也不是简单的瘗埋事务，只是究竟葬于何地，并无明说。封氏早死于拓跋三分之前，遗体自当有所处置，按理是在盛乐；而文帝亦早被拓跋诸部大人矫害于阴馆，当是即其地草率敛尸，未回盛乐。至是，桓帝并其父母葬于天渊池近处，立石铭以为纪念。此事《序纪》谓之“改葬”，是准确的；石铭只说葬母，并不确切。此其一。
　　改葬初议发自文帝兰妃之子思帝。思帝是文帝幼子，且非嫡出，但继承君位在嫡出长子桓帝之前。从拓跋帝位继承常情看来，此事似有隐讳之处。以常情论，思帝发此议，初衷当重在葬父，而不会是重在安葬非其生母的封氏，《序纪》谓“思帝欲改葬”，本来未说明单葬一人或者并葬二人。思帝在位又仅一年而死，国分为三。桓帝即中部君位，乃顺势“述成前意”，于中部国境内并其父母而葬，史文乃记曰“葬文帝及皇后封氏”。桓帝以葬父的名义并葬其母，一举两得，本属情理中事，可以理解，而且还不算直接违背思帝初衷。但石铭所载只说葬母，不提其父，喧宾夺主，就只能视为石铭曲笔，桓帝私意了。这是否有封氏部族即桓帝外家利益掺杂其中，强为定调，也很难说。根据《官氏志》，封氏是北姓是贲氏所改，是贲氏是内入诸姓中居东方的一个部族。疑此与桓帝之妻祁氏以东方部族介入拓跋事务有类似之处。此其二。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桓帝利用葬母之事大张旗鼓，广泛联络，二十余万与会者中除草原诸部族以外，还包括西晋有关的王公牧守所派遣的使者，这在拓跋历史上是仅见的。我认为正是桓帝本人，有意藉葬母机会为自己或为自己所属的拓跋支系包括同母弟穆帝制造声势，显示力量，以图压制兰妃所生思帝后人的影响。观乎桓穆以后拓跋历史正是兰妃后人与封后后人长期反复的权位斗争，上述推理不为无据，此其三。桓帝藉葬母机会制造声势以扩张势力，下一节还要谈到。
　　至于封后葬地，需藉树铭之地加以辨析。
　　文成帝时被穿为天渊池并树立石铭之处，以常情论当即为文帝与封后葬地。穿池是征发平城民所为，其地必在平城附近，这是可以肯定的。穿池发民五千之多，可证工程规模不小[5]。《魏书》中除《序纪》、《文成帝纪》、《皇后传》有关天渊池的同一事件的记载以外，它处所见的天渊池资料，却都不是指平城的天渊池而是指洛阳的天渊池。如卷二二《废太子恂传》“高祖泛舟天渊池”，卷八《世宗纪》永平四年（511）“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卷一九（上）《恩倖传》茹浩领华林诸作，“为山于天渊池之西”等等，所指都是洛阳的事。
　　顺便提及，洛阳的天渊池有确切的记载，其地在洛阳城内宫城之北。《水经·榖水注》，榖水自西流入洛阳宫城，穿天渊池，在华林园（原名芳林园）中，为王公胜流游憩之所。天渊之名最早见于曹魏之时，魏明帝太和元年（227）王朗上疏称“华林天渊足以展游宴”[6]。北魏文成帝发民所穿的平城天渊池，后来文献无闻，是池未修成或旋修旋废？是一时有意袭用洛阳胜景旧名而后来又废而未用？或天渊之名虽未废而另有习用之名如灵泉池之类？我疑灵泉池就是平城的天渊池，只有灵泉池才能与供帝王显贵游乐的天渊池相当。
　　《水经·灅水注》如浑水经灵泉池，其地“南面旧京（平城），北背方岭（方山），左右山原，亭观绣峙”，显然是平城与方山之间的贵游名胜之处。据《高祖纪》和《文明太后传》，太和三年（479）起灵泉殿于方山，这就使灵泉池、灵泉殿与方山景观连为一体，自成组合，平城它处找不到第二例。起灵泉殿于方山，大概是冯太后属意以方山为茔的开始。其后数年中，冯太后与孝文帝频幸方山时并幸灵泉池。太和五年，冯太后寿宫工程启动；太和十五年，冯太后长眠于此。孝文帝也在这里经营寿宫，迁洛后仍以之为虚陵。从这些着意的经营中，我判断文成帝时所穿的天渊池就是以后冯太后与孝文帝经常临幸的灵泉池，地在平城与方山之间如浑水流经之处，当年桓帝所营其父文帝与其母封后墓在此，以后桓帝祁后墓也在近处的方山之上。这一带可说是拓跋皇室在代北东部的一个陵区。
　　以上讨论所涉，都是“代郡之参合陂北”以至于平城这一带的事，拓跋三分时桓帝、祁后所居就在这一地带。显然，这里的参合陂不可能是远在西部靠近盛乐的参合陂，只能是与平城贴近的高柳参合陂。明乎此，则桓帝死于“云中名都”平城而祁后葬平城方山的事，就好理解了，说不定这是一件与文帝、封后共葬平城一脉相承之事呢。
　　桓帝猗    死在305年，本居盛乐的拓跋西部国君穆帝猗卢于308年统一了拓跋三部，桓帝、穆帝曾先后助西晋司马腾、刘琨南征并州，出入陉北陉南之地，此处乃成为拓跋部又一重要地区。313年穆帝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按即汉平城）为南都，于平城更南的灅源之地筑新平城（又称南平城，小平城），这样就形成了拓跋三都的战略形势，本文将在第三节探讨。

二 草原部落大会与平城西部的郊天坛

《魏书》卷二三《卫操传》操为桓帝辅相，桓帝死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立碑时间是西晋光熙元年（306年）。立碑记事显然是没有文字的拓跋部依仗汉士而为之的记事方法。今天能读到的较完整的早期碑文，桓帝碑是仅有的一件[7]，此碑文字在录入史传时虽然有所窜改，但基本内容依旧。

　　桓帝碑文有“应期顺会，王有北方”之语，值得推敲。“应期顺会”云云，从已知桓帝猗  事迹中寻找相关内容，只有桓帝葬母，会者二十余万这一事可以照应。各族部落大人应期赴会，意味着认同桓帝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地位。西晋有关王公牧守遣使与会，可以肯定桓帝意在乘晋室之衰冲出代北，驰骋并州，成为中原侧目的茁壮力量，成为代北之王。卫操立碑的前二年，有桓帝助司马腾的并州之捷，立碑的前一年，西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这已是封君规格了。
　　草原部落大人聚会，往往在草原部族历史的重大时刻举行，主其事者是部落联盟中最具影响的人物，而除祭天以外往往伴有重大事件或重要的后续行动。据《序纪》，258年神元帝力微自长川迁至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落君长皆来助祭”，诛观望不至的白部大人，于是“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得以在新地停驻，其权威地位得以巩固。这是拓跋史籍所见第一次部落聚会。力微死后拓跋衰微，部落盛会未见举行。直到296年，才有桓帝趁葬母机会使诸部“应期顺会”之事，已见前文。此后拓跋经历了蓬勃发展的二十年，又陷入频繁内乱。339年，得势的昭成帝什翼犍重振拓跋，军威所及，“东至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于是而有“朝诸大人于参合陂，欲议定都于灅源川”之事。这又是拓跋力图向南开拓的一件空前大事。虽然由于王太后的持重态度，迁都未果，但从342年开始，每年“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草原大会就成为定期召开的了。再往后，拓跋历史上最著名的草原部落盛会，举行于登国元年（396），即道武帝拓跋珪复国之年。是年正月“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从此，拓跋的领袖地位得到草原诸部的认同，拓跋帝业逐步实现。
　　草原部落大会几乎都是拓跋部兴盛的标志，而且往往推动拓跋部更加兴盛。循此规律观察桓帝葬母，诸部“应期顺会”之事，可知它正是在拓跋部经历了二十年衰微之后走向复兴的时刻发生的。此时桓帝自己正当壮年[8]，以神元嫡孙、文帝嫡子的有利地位，居拓跋三国的中部，西面有同母弟为之屏蔽，东面并无强敌，正是拓跋振兴的大好时机。所以他藉葬母之会大事张扬，以凸现自己的能力和权威，要求草原各部效忠，一举获得成功。葬母大会翌年开始，桓帝立即持续不断地北巡西略，《序纪》记载桓帝之三年至七年（297-301）的五年中，“诸降服者二十余国”；接着又介入西晋的并州事务，大破屠各刘渊，从而获得西晋所假大单于号。在此基础上，桓帝之弟穆帝才得以进一步介入并州事务，除获西晋所进大单于号以外，并获代公、代王之封。穆帝316年死，其基业基本上为桓后祁氏所继承。有证据显示，穆帝或祁后，看来也曾有举行草原部落大会以拓展事业的准备，但没有实现。
　　台湾学者康乐借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关于东北亚草原游牧部落（胡族）礼俗研究，提出拓跋在部落联盟时期遵行胡族传统礼俗，西向祭天；以后建立国家，进入中原，才逐渐改从汉俗，奉行南北郊的制度。习俗的改变是比较缓慢的。大概道武帝建都平城时期，祭天礼俗犹胡俗汉俗并存；迁洛以后，南北郊制度才完全取代西郊祭天胡俗[9]。祭天仪式是诸部大会不可缺少的程序，《序纪》昭成帝五年（342）诸部大会有“设坛埒”之说，主要就是为了祭天。《礼志》（一）所谓道武“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非常隆重，而且完全遵循胡俗。上文说到穆帝或祁后曾为举行草原诸部大会预作准备，正是从类似的郊天资料得到信息的。《水经·灅水注》：如浑水“又迳平城西郭内，魏太常七年（442）所城也。城周西郊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建兴四年立”。据知在此之前，尚未见拓跋部有岁以为常的隆重的西郊祭天礼仪，所以平城西部郊天坛当是为择时召集部落大会而设，而且还拟镌碑纪念。
　　平城城址，以如浑水为基准，历汉、晋及拓跋时期，其轮廓无显著变化。平城西界有筑郭之事，如《水经·灅水注》谓魏太常七年筑平城西郭；《太宗纪》谓是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平城西郊郊天坛所在地点的相对方位，无论是在穆帝、祁后时，还是在郦注成书时，郊天坛始终在平城西部的位置上[10]。
　　筑郊天坛的时间，值得注意。建兴四年为穆帝统一三部后的第九年（316），是年穆帝由于拓跋内乱，死在其子六脩之手。桓后祁氏继之掌握了平城局势，连续立其子普根及普根始生之子为主。此举不为在盛乐的诸部大人认同，他们另立思帝之子即平文帝郁律以对抗居于平城的祁氏。祁氏虽失法统地位，在代北东部的实力犹存，因而形成代北地区盛乐和平城的东西对立局面。平城的郊天坛就是在此年拓跋局势朝夕变化的条件下建立的。它究竟是穆帝所立，以图确立所获的代王地位在草原的无上权威，还是穆帝死后桓后祁氏所立，以求诸部大人对祁后树立桓帝子孙为拓跋之君的认同，现在无法予以判定。《晋书·愍帝纪》，此年“春三月代王猗卢薨，其众归于刘琨”，平城入祁后手。由此点看来，留给祁氏构筑郊天坛的时间较长，不过这毕竟不是判断的确切标准。而且，无论是穆帝还是祁后所筑，都是为了西向设祭，告天成礼，目的是一样的。

　　如果《水经注》所记建兴四年无误，上述意见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水经注疏》熊会贞认为“魏无建兴之号，建字乃延字之误。《魏书·礼志》（一）延兴四年（474）六月，‘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即《注》所指之事，则建兴当作延兴。”熊氏之说不无道理。但是据“显祖以西郊旧事……”的语气琢磨，不大像是新立郊天坛，倒像是就已有的郊天坛作出改革，并树碑为记。熊氏改字解史并无直接证据。早在建兴元年（313），代王猗卢已有“修故平城以为南都”之举，是否于故平城建郊天坛，事在建兴四年呢？平城西郭郊天坛确实设于文成帝以前。《魏书·崔浩传》闵湛、郗标请立石刊刻崔浩等所撰国史，“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北史》所记略同。此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记“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胡注：“据《水经注》，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坛。”按，平城东有如浑水之限，兴建多在西郭，《崔浩传》“天郊东三里”显有误，《通鉴》及胡注之说正合情理，当有根据。这也是平城郊天坛不待延兴四年始立之证。还有，“魏无建兴”也不是理由，因为北魏建元之前拓跋以西晋所封代王行事，史臣自然可用西晋正朔记拓跋事。总之，熊氏亦成一说，但不周全。反正这里只是掌故搜寻而非史学考证，就让两种说法并存吧。
　　不过，郊天坛如果是建兴四年所建，大概只能是利用天然树林，或者竖木为象，垒石为坛的简易处所。《汉书·匈奴传》师古注“蹛林”曰：“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北魏太武帝遣李敞诣幽都石室告祭天地祖宗，“既祭，斩桦木立之，……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事见《礼志》（一）。北族竖榆、树柳为祭所，史籍多有，日本江上波夫氏《匈奴的祭祀》一文引证甚详[11]，遗风今犹可觅。所以建兴四年建郊天坛云云，不可能是堂皇的建筑，即令是延兴四年所建，很可能也只是简陋设施，观《南齐书·魏虏传》所叙平城宫殿建筑水平，即可明了。 

三、  新平城迤南的拓跋史迹

　　从上文的探索，隐约窥见此一时期内代北东部事态的若干片段。所谓代北东部，实际上就是在拓跋三分时所居的中部之国，至于原来在上谷之北、濡源以西的昭帝所居的东部之国，此时已是代国的化外，在拓跋历史上很少再被提及了。
　　代北东部地区由于310年代国之立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又出现了南北部之分。北部包括平城地区，包括灅水此段及其支流如浑水流域及于延水流域；南部则是穆帝从西晋取得陉北五县地的新区，居民主要是穆帝徙来。穆帝于313年在南部的灅源地区筑新平城，以其子六脩镇之，“以统南部”。拓跋的境外对手是并州的屠各和羯。南部的新平城自然成为拓跋部南境的攻防重镇。316年拓跋内部矛盾，穆帝召六脩，不至，攻之失利，遂亡民间，为六脩所杀。桓帝子普根从境外赴难，杀六脩。这一系列的残杀，史籍无详细记载，按情理说都发生在新平城及其周围，因而这一地区留有若干史迹可供探索。
　　《太平寰宇记》卷四九代州雁门县（今山西代县）条载有“拓跋陵”一项，无说明。《（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五一代州：“拓跋猗卢墓，在州西北雁门山中。《寰宇记》雁门县有拓跋陵。”《一统志》为清朝官修地志，有各地学者参与，嘉庆重修时又增入若干方志材料。《一统志》将《寰宇记》所载“拓跋陵”具体写为“拓跋猗卢墓”，并述其方位所在，当有根据，可以相信。代州向北，隔雁门山与拓跋新平城相接。我们设想，当年穆帝猗卢自平城南下攻六脩，败于新平城地区，亡走雁门山中，遂死其地，就地敛尸，后人以之称为拓跋陵或拓跋猗卢墓，这完全是合理的推定。而且，猗卢还有残碑传世，当是随墓所立，更值得注意。
　　罗振玉《石交录》卷二记载拓跋猗卢墓碑残石，谓是柯昌泗得之山西，其碑阴有狩猎图，残石仅存六字，曰“王猗卢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罗氏云残石殆碑额之末行，王字前行之末必为代字[12]。周一良先生据以录入《魏书札记》，并谓卫操桓帝碑称“刊石纪功，图象成形”，似桓碑上有图象，而此猗卢碑刻有狩猎图，颇相类似。周先生认为罗、柯两家皆精于金石鉴别，此残碑当非伪造，是“代王猗卢之碑”[13]。
　　穆帝猗卢与桓帝猗  兄弟，居然都有碑石为后人所道，是难得的巧合。更为难得的是，两人的碑石都不是见于平城，而都是在代北的南部。据《卫操传》和《序纪》，桓帝碑初立和发现之地，都在大邗城。《地形志》（上），大邗城在肆州秀容郡肆卢县，其地在新平城更南百余公里，今山西原平与忻州之间的偏西处。桓碑明言桓帝以永兴二年（305）六月二十四日“背弃华殿，云中名都”，这就是说死于平城。我所不解的是，死于“云中名都”的桓帝，葬地理当在“云中名都”附近，立碑也当尽可能靠近葬地，何得于其死所以南如此遥远而又非拓跋经常控制的大邗城立碑颂德？在反复思考无法索解的情况下，我不避穿凿附会之嫌，且把一则史料记在这里，聊备参考。《官氏志》内入诸姓（东部）有“馝邘氏后改邗氏”，点校本校勘记据《广韵》、《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书，断邘为邗字之误写。难道大邗城以邗氏得名，而邗氏与桓帝有我们所不得而知的特殊关系，所以立碑于此，以资纪念？难道是馝邗部落曾随桓帝破刘渊于并州，择地驻留，而卫操有意于此地树碑？馝邗氏改邗氏是孝文帝时事，《魏书》录桓帝碑使用大邗之名，当可认定是修史者所改。

　　从上述诸事看来，新平城及其迤南之地，与桓穆活动关系密切。穆帝于313年筑新平城后，新平城就具有与盛乐、平城相鼎立的战略地位。316年拓跋内乱时，卫雄、姬澹等率领大量乌桓人和晋人[14]南投并州刘琨，刘琨“率数百骑驰如平城抚纳之”[15]。姬澹等所领原本是一支强大队伍，且多次南下并州作战，此时经拓跋内乱消耗，战斗力顿损。刘琨命姬澹等率众攻石勒以解乐平受困之急，大败，“澹奔代郡”[16]。石勒遣将孔苌攻澹于桑干，灭之。这里所涉各地，除乐平以外，都在新平城迤南一带。刘琨迎卫雄、姬澹所至的平城，不是代郡的平城，而是西晋的雁门郡平城，在今山西代县境[17]，隔雁门山与穆帝所筑新平城相望，是卫雄、姬澹等南奔之师中途必经之处。从刘琨所在之地并州言之，使用西晋的平城地名是合乎情理的。刘琨质子在卫雄、姬澹南奔军中，刘琨中途接应亦是情理中事。至于后来姬澹在乐平败后所奔的代郡，我认为也不可能指他所从来的代郡平城，而可能是泛指陉岭以北的代北地区。战败后的姬澹等人不可能奔返代郡平城。他们一奔代北南缘，再奔近处的桑干，于道为便，于理为顺。姬澹本是代人，所领乌桓、晋人多在代北招纳，所以败后直奔新平城迤南和桑干河源地区，终为孔苌追灭于此，盖亦狐死首丘意耳。
　　前文提到，拓跋猗卢墓在新平城以南的雁门山中。罗振玉《石交录》猗卢残碑考述未曾提及《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所载猗卢墓址，因而未曾从地理位置着眼立论。罗氏从时间考虑，断“此碑殆猗卢薨后琨统其众时所立”，其说合理。按据《晋书·愍帝纪》，猗卢死后其众归刘琨，是建兴四年三月事；石勒围乐平沾城，刘琨所遣姬澹援军败走代郡桑干，在此年十一月；十二月，姬澹死桑干，刘琨本人亦降段匹磾于蓟。以时限言，猗卢墓及碑只能建于建兴四年三月至十一月。罗氏推断猗卢碑的时间，与今知猗卢碑、墓所在地点的人事状况亦相符合，因为正是此时，刘琨之军频繁出入雁门山、新平城一带，因而得以顺便处置猗卢身后诸事。
　　关于新平城迤南拓跋史迹，还有一事暂时存疑，即《魏书·地形志》（上）肆州永安郡驴夷县“代王神祠”事。按此永安郡即建安、黄初中所置新兴郡，驴夷县即是新兴郡虑虒县，在今山西五台县境，其地两汉属太原郡，与代地有大山阻隔。“代王神祠”所祀代王究竟是谁，有两种可能的推断。
　　一、汉文帝未立时，“为代王，都晋阳”（《汉书·高帝纪》十一年）；文帝子参初立为太原王，后“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汉书·文三王传》）。他们都曾兼有代、太原之地。经检地志参考，《康熙五台县志》卷三村屯（古迹古墓附），县南有皇图垴，“为汉文帝游猎处”；卷八《重修南神庙碑记》：“邑之南十里……有古祠，俗谓之南神垴，盖汉文帝祠也。” 《光绪五台新志》基本上同于《康熙五台县志》，其卷二山水：“南神垴在县治南八里，……上有汉文帝祠，相传文帝王代时游猎至此。” 但是附有自注，说明来历，曰：“《魏书·地形志》有代王神祠，即此。”可见所谓汉文帝之说，出处也只是魏收书。汉文帝游猎处之说可能是后人附会，不过亦难确言。
　　二、拓跋部代王猗卢多次领兵助刘琨作战，出入雁门北南之境；猗卢死，葬雁门山中，有墓及碑，罗振玉疑其为刘琨部众所立，则驴夷“代王神祠”也有可能例同猗卢墓、碑，为刘琨部众所立。若然，代王猗卢墓、碑、祠一处史迹，有相同背景及相近年月，地界也不甚远。前述《光绪五台新志》引魏收书诠释“代王神祠”，似有或然之意。《乾隆直隶代州志》卷一古迹“代王神祠”条：“魏地形志永安郡驴夷县有代王神祠”，未用汉文帝事为说，并且于其“陵墓”一项中列叙“魏拓跋陵，即拓跋猗卢封代公，卒葬雁门山中，今不知所在”。编纂者在这里显然只是客观地列出魏收书及《太平寰宇记》资料，未出己意，使人感到有疑神祠属于猗卢的倾向。
　　对此问题，我认为猗卢说和汉文帝说都是文帝合理推断。只是地志编纂者愿攀附汉而不看重拓跋猗卢者居多，所以猗卢之说在方志中不占优势。我这里也无它佐证，只好暂时存疑。

四 关于祁后事迹的两个疑点

　　本文从祁后墓谈起，前人疑祁皇为祁皇后之讹传，我却感到祁皇之号或者另有来历。穆帝死难，桓帝之子普根继立为代王，符合形势要求及拓跋习俗。普根立月余而死，桓后祁氏怀抱一个孙辈婴儿即普根始生之子执政，由她自己统治拓跋部落联盟，她实际上也就是自居于代王地位。这种情况，却是拓跋部落大人所不能容许的。何况这个始生婴儿年内又死。以盛乐为中心的拓跋诸部大人拥立思帝之子郁律为君主（平文帝），盛乐与平城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了。后来当平文帝东来，徙居东木根山时，祁后害死了他[18]，推出自己的儿子贺傉为君（惠帝）。此时祁后又一次临朝执政，被邻邦以女国相称，这很可能就是前此祁氏曾有称君之事的重演。还有，普根始生子死于316年冬天，平文帝元年为317年，按理，平文帝元年应当有一些除旧更新整顿秩序之事可记，但是《序纪》此年只字未表，全是空白，令人怀疑。显然，这个时段内局势极度混乱，平文帝未曾真正实行统治，桓后祁氏也未必放弃了拓跋国君权力。《序纪》为了掩盖祁氏篡权篡国的忌讳之事，有意作了涂抹，才出现了这种历史空白。考虑到这一背景，我觉得祁皇之称未必不是反映了历史真实，使用了历来平城地区口碑中应有的称号，而不一定是后人把祁皇后的后字讹脱掉了。前引《乾隆大同府志》的编修者也有类似的推断，在志文中说祁氏被称作女国后，意即女国之君，“故后人直谓之祁皇”云云。所谓女国后的名号，应当就是大单于、代王。这是我的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是祁后与穆帝的关系。按桓帝死于305年，穆帝随即由盛乐进据拓跋中部之国，原来的中部、西部二国合一。307年昭帝死，原来的东部之国遂游离于化外。所谓穆帝统一三部，实际只是中、西两部。穆帝继续助晋作战，桓帝之子普根与穆帝长子六脩同在穆帝麾下驰驱，被分别称为左、右贤王[19]。居盛乐的思帝之子郁律亦由穆帝指挥，在西部及其相邻地区作战。桓穆之际重新组合的代国，各种势力竟能和谐相处，以至于穆帝有建盛乐、平城、新平城的战略决策出现，拓跋日趋强盛。我疑这种和谐局面是穆帝按北俗收娶寡嫂祁氏为妻，暂时化解了诸多隔阂，凝聚了中、西部力量的结果。祁氏本是女中强人，只是在穆帝死前局面平稳之时，她没有走上历史前台而已。
　　但是，居盛乐的诸部大人，不能对平城局势全无影响，只是《魏书》有意隐蔽了许多事实，使这段历史疑雾重重。例如穆帝皇后是谁，穆帝长子外家出何部族，《魏书》不著一字。穆帝少子比延的母氏及其族属亦无可考。拓跋外家部族扶持君后及诸子，影响权力分配和君位继承，是屡见不鲜之事，这种矛盾虽穆帝报嫂亦不能磨合，甚至还可能激化。因此陆续出现了下列事件：穆帝欲立少子比延而出长子六脩于新平城并黜其母；穆帝征讨六脩招致六脩杀弟弑父；普根杀六脩而立为大单于、代王；卫雄等率乌桓等新人出奔；盛乐诸部大人拥立郁律为平文帝，等等。这许多事件都可以放在桓穆二系因穆帝报嫂而凝为一体，又因盛乐、平城新旧势力包括各个外家的利益冲突而骤然崩溃的总背景中来观察求解，但每一事件的细节却无法说清。
　　穆帝死，平城局面立即由从未露面的祁后接管。祁后先是坚持扶立桓帝之子普根及其后人，实际上是自居君位以对抗西部的平文帝。平文帝被害后祁氏又全力扶植桓帝诸子贺傉、纥那为君。从诸多暧昧情节看来，我们甚至还可怀疑贺傉、纥那究竟是桓帝之子，还是穆帝之子，虽然他们的生母是祁氏这一点是无疑的。
　　看来，这段历史的疑雾不是天兴年间邓渊初修《代记》时就存在的，当时去古未远，应当能从《代歌》中窥知一些真实情节。但是事属干名犯义，被当权者认为“备而不典”、“暴扬国恶”而由后代史臣削尽了。今天借探讨拓跋史迹的机会提出这些疑点，同好者带着这些疑点去寻求证据，也许会有一天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1]当指下文中所说方山“北魏二陵”，与盛乐金陵无涉。其时亦不确知二陵即冯太后陵及孝文帝虚陵所在。
[2]《魏书》卷一四神元子孙列传有曲阳侯素延、顺阳公郁、宜都王目辰，均“桓帝之后也”，但不详其世系。
[3]严耕望《北魏参合陂地望考辨》，见氏撰《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附篇八，台北版，1986。
[4]《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自注：“猗  居代郡参合陂之北”条曰：“参合陂，今大同府东百余里，有参合城。”
[5]平城天渊池，《北史·皇后传》作天泉池，避唐讳改。平城另有神渊池，其名称与地点所在与天渊池接近，或即一处。《高祖纪》太和元年（422）七月“起永乐游观殿于北苑，穿神渊池”；太和七年七月，“帝、太皇太后幸神渊池”。但此等事在文成帝穿天渊池之后二三十年，不知是否天渊池淤后重穿。又建康也有天渊池。《艺文类聚》卷九水部池条，梁武帝泛天池诗，有“泛漾天渊池”句。历代所见天渊池，均在帝都，盖与帝王游幸相关。
[6]《三国志·魏志·王朗传》。
[7]桓帝时至少还有一件，即十年（304）桓帝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大破刘渊之众，还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纪行。碑文无存。
[8]《魏书·卫操传》桓帝碑，谓桓帝死时年三十九，当桓帝在位之十一年，可知桓帝初为中部之君时年二十八，葬母时年二十九。
[9]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五章，台北稻禾出版社，1955年。关于拓跋郊天之制，道武以后犹有反复，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一文有论，见《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0]此后十余年，始有《南齐书·魏虏传》所记“佛狸（魏太武帝）破梁州（按当作凉州）、黄龙，迁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诸事，但郊天坛所在仍为平城西部。《魏虏传》所记北魏平城“城西有祠天坛”，就是《水经注》所说的郊天坛，不过可能有新的修缮。
[11]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中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
[12]《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册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续》，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963页。罗氏喜金石，自谓晚年居辽，“展对旧藏，如逢旧雨，偶有新得，如缔新交”，故题所编曰《石交录》云。
[1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32-233页。
[14]其人数《序纪》作三百余家，是错的。《卫雄传》作数万众，《刘琨传》作三万人，《通鉴》作三万家。
[15]《魏书》卷二三《卫操传》。
[16]《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
[17]建安、黄初撤郡置县，原雁门郡平城县（今大同）徙置于陉南今山西代县，仍贯平城旧名，至晋未变。313年穆帝“修故平城以为南都”以后，平城之名实际上是两存。参姚斌《大同历史建置沿革》一文，《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380页。

[18]请参阅《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一文“东木根山的来历”节。
[19]《魏书》卷九五《徒何慕容廆传》称普根为左贤王，《资治通鉴》晋建兴元年（313）称六脩为右贤王，盖以穆帝为大单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