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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迅速崛起，至今已成为新闻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增强竞争力、提升传媒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有力手段。而深度报道在中国也一直是一个颇多争论的话题，仅定义一项，据我指导的博士生不完全统计，就有50多种。通过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种：
1.报道方式说,如：“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揭示其本质，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见程世寿《深度报道与新闻思维》，新华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文体说，如：“深度报道是介于动态新闻与新闻评论之间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见吴培恭《重视和开展深度报道》，载《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8年第3期）；
3.思维方式说，如“深度报道是讲究新思维方式的报道”，“凡思想深刻，能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属性、相互关系与某种发展规律的新闻报道，能充分体现时代意义、社会意义的新闻报道均为深度报道”（何婕《深度报道——电视新闻报道的新思维》，载《新闻大学》1998年夏季号）。
笔者倾问于第一种理解，认为：深度报道是题材重大、报道面宽广、全息组合、深刻透视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富有理性思辨的一种报道方式。
深度报道的前身是解释性新闻，起源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新闻学者把解释性新闻称为1929年经济危机的产物。那场席卷全美的经济危机使整个金元帝国一片混乱，美国人被打入了迷宫，不仅要求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更迫切要求了解事件的原因及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一些美国记者也意识到，运用客观报道手法的纯新闻已无法深入事件的深层，更无法剖析原因与揭示其影响与发展前景，这既不能满足读者要求，也违背记者的职责。于是，解释性新闻应运而生。但解释性新闻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才在美国新闻界占统治地位，并将解释性新闻理解为：运用背景材料来分析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影响、或预示发展趋势的一种新闻报道。美国的新闻学家把解释性新闻报道的产生与发展，称为新闻写作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新闻写作革命在18世纪中期，美英等国的新闻文体从英国文学的抒情散文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顺序记事的新闻文体；第二次新闻写作革命在19世纪中期，讲究导语写作、以“倒金字塔”式结构为框架的新闻报道在美国产生并风靡世界。而解释性新闻（也称深层次报道、有深度的报道）作为第三次新闻写作革命的产物，目前仍占了美国报纸的大部分版靣，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一半以上的版靣被解释性新闻占据。因此，《世界大百科》把解释性新闻的增加列为20世纪美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大趋势，确有其中道理。
中国的深度报道，有人说它是“西风东渐”的舶来品。我认为，不尽然。西方的解释性新闻当然对中国新闻界有很大影响，但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从中国的新闻史看,20世纪初叶名记者黄远生所采写的“北京通信”，其中有一些报道如《闷葫芦之政局》、《张振武案之研究》等，实际上是我国深度报道的开端与雏形。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新闻报道实践与新闻教学实践中称之为“述评性新闻”、“研究性工作通讯”、“新闻性调查报告”还有一些带有分析议论的大通讯特写，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深度报道，只是当时大家都沒有这么思考与理解。
深度报道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迅速崛起，主要是顺应了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改革开放的年代，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需要新闻传媒作出准确的科学的解释与回答。一些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光靠动态新闻增加信息量已无法解答，需要有分析解释性、评论性、调查研究性的新闻报道去解决，深度报道应运而生。同时，新闻竞争又促进了深度报道的发展。报社考虑到报纸新闻无法与广播新闻、电视新闻争速度、抢时效、比形象生动，首先在深度报道方靣下功夫；随即，电台、电视台也急起直追，扬长补短，也办起深度报道栏目，因此形成了深度报道热。开风气之先的应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与新华通讯社，涌现了如《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有关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上海在反思中奋起》等一批深度报道。《经济日报》还在1987年组织了关于关广梅现象的大讨论，这种受众广泛参与的讨论式的连续报道成为报纸深度报道的新样式。其他报纸也争相响应，掀起了中国深度报道的高潮，广播电视系统也不甘落后，纷纷效法，如上海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新闻透视》就是1987年7月创办的，一直坚持如今，形成了品牌。因此有学者称1987年为“深度报道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确是深度报道在中国“开篇便精彩”的时期。深度报道在中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社会转型、思想解放的社会特征相呼应，也与中国新闻工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相关联。
中国深度报道的崛起与发展，以报纸从1985年以来深度报道大发展为依据，大致可分为1985至1991年、1992年至今两个阶段，正是顺应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两次社会转型。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的深度报道主要表现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左”的思想影响，对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顾与反思；那么第二阶段，中国的深度报道就在“舆论监督”的指导思想下，发挥更自觉积极的作用。虽然在党的十三大文件中就有“舆论监督”的提法，但真正贯彻与普及却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1994年4月中央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间开办评论类的深度报道栏目《焦点访谈》，同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深度报道栏目《新闻纵横》，都是我国主流媒体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方靣的代表作。当然，中国电视新闻起步较晚，电视深度报道起步更晚，但发展势头却更迅猛。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虽然早在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第一个述评型的深度报道栏目《观察与思考》（至1993年底停办），进行了依照电视传播规律制播述评类节目的尝试，获得成功；但从目前眼光看，毕竟显得幼嫩与粗糙。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办的《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基本原则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栏目宗旨是“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增强传播效果”。《焦点访谈》的成功，获得了中央领导李鹏、朱镕基同志的肯定，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焦点访谈》的创新之处，正是在我国开创了“记者主持人”和“评论型电视深度报道”的先河。它与以前的电视新闻节目相比，犹如吹来一股报道新风，这种新鲜性与开创性不仅表现在尖锐泼辣的栏目风格上，更表现在前所未有的报道思想深度与力度上。近几年来，我国各省、市（地区）级、乃至县级电视台纷纷推出10至15分钟的深度报道栏目，很大程度上受《焦点访谈》的影响。在电视界称之为“焦点访谈现象”、“克隆现象”。不管如何见智见仁评说，《焦点访谈》的成功，表明我国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继报纸深度报道之后，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和成型的阶段，而且从单个深度报道节目制作进入批量深度报道栏目制作的阶段。在我国深度报道的发展史上，《焦点访谈》具有里程碑式的典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