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史学界，在打破研究官经济的桎梏之后，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西方世界以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8），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六七十年间，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政治社会环境中生长，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学术文化的沟通和传播是不分国界的，这两个存在于不同文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吸收与互动的历程。这里，我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谈谈我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帐簿、民间契约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本书对于此点也特加注意……这一个史料搜集法，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芚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組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礍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注释

　　[1] 邹兆辰、江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2] 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55页。

　　[3]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3、34、43、44、50页。

　　[4] 引自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页。

　　[5] 林有能：《学术传承与规范》，《学术研究》1999年第9期。

　　[6] 引自上揭刘秀生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7] 李根蟠主编《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1977—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