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优俘政策与古代兵学

[摘 要]在古代战争中，经常出现残酷杀戮战俘的现象。古兵家在总结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毛泽东将优俘政策同无产阶级立场、革命宗旨与其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将之作为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方针，藉以改造俘虏，化敌为友，化敌为我。他关于优俘政策的实践与理论，创造性地继承、突破、改造了我国古兵学军事斗争的相关理论，为无产阶级军事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 古代兵学 优俘政策 继承 突破和发展
　　　　
　　一、古代战争中残酷杀戮战俘的现象及其后果
　　
　　在远古时代，氏族、部族及此后的奴隶制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对战俘多加以杀害，用以祭奠上帝、先祖或战死的亡灵。春秋战国以后，战争规模不断加大，杀害战俘的现象也变得更加惨烈。秦昭王47年，秦将白起降赵卒四十万，“尽坑杀之。”［1］（P564）秦将章邯投降项羽，项羽“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1］（P81）这些野蛮、残暴地大规模屠杀战俘的行径，严重地丧失人性，激起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并招致更加猛烈的反抗。秦始皇死去不久，强大的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项羽以力逞强，很快就走上了覆亡之路。历史的经验证明，残杀战俘，即使作为胜利者来说，也是极不明智之举。
　　
　　二、古代兵家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及其进步意义
　　
　　我国古代兵家在总结历史上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很早就提出了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如《三略.上略》曰：“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2］（P531－532）。《荀子.议兵》云：“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置［2］（P317）。《司马法.仁本》：“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又能舍服”。“敌若伤之，医药归之。”［2］（P407-408）《孙子.作战篇》：“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2］（P185）这几节引文大致的意思是：1．要宽待战败投降或投诚归附的敌军。除了继续顽抗的敌人，要坚决予以消灭外；对那些放下武器，愿意投降、归顺的，就予以赦免，不再捉拿；留之活命，招抚安置。2．敌人临战逃跑，不与我为敌的，不要抓作俘虏。3．不过分逼迫已丧失战斗能力的敌人，善待敌方伤病员，给以医药治疗，或将之释放回家养伤。4．优待俘虏中身强力壮或擅长技击的人，让之为我所用，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古兵家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要宽待战俘，不少人在实践中也确实履行了这一策略。如三国时曹操的崛起，同他于公元192年降服30多万青州黄巾军，以及在历次战争中收降重用来自敌方阵营的贾诩、许攸、许禇、张遼等谋臣武将，具有极大的关系。再如吕蒙袭取荆州，俘虏政策也用得较为成功。吕蒙趁隙攻入荆州，城内的吏民全都成了吴军俘虏。当时这些吏民既惶恐不安，又对吴军怀有很强敌意。吕蒙举措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蜀汉吏民的骚乱或强烈反抗，与带兵在外的关羽里应外合，荆州城就会得而复失。所以吕蒙入城后，立即抚慰关羽将士家属，以安其心；申明军纪，不得侵犯民众，消除其反抗心理；以小过斩杀亲近部下，严肃执纪，向蜀汉民众示好；慰问接济名望人士，覊縻其心志；厚待关羽使者并使视察城内情况，瓦解关羽士卒斗志。吕蒙的这些措施，不仅迅速稳定了城内秩序，消弭了暴乱发生，且也离散了关羽军心，致其部下纷纷背蜀降吴，关羽也终于败走麦城，身首异处［3］（P877）。吕蒙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偷袭的成功，更是其政治上采取正确的对敌方略与俘虏政策的成功。
　　古兵家善待俘虏的政策，应该说，首先是古代思想家仁爱与仁政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体现。古思想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战争杀人盈城盈野的状况，提出了战争的正义性与善待敌国民众的关系问题。如《尉缭子.武议》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球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2］（P473）。《司马法.仁本》曰：“攻其国，爱其民”［2］（P407）。古兵家认为发动战争，是用来讨伐暴乱、禁止不义行为的。进攻一个国家，是因为关心爱护那个国家的民众 (解放他们脱离苦难)。故仁义之师不乱攻滥伐，不杀害没有罪过的人。杀人父兄，掠人财物，奴役人家的子女，都是强盗行为。古兵家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而正义与否的标尺，就在于对民众是否具有悲悯仁爱的情怀。因为敌国的士卒来自民众，是受统治者驱使而被迫与我作战的。所以古兵家正确地认识到在敌我双方的战争中，敌国士卒是无辜的。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再抵抗，就不能再将之当敌人看待；而应从仁爱的情怀、人性的关怀、施行仁政的理念出发，采取人道的方式将战俘当作民或人来善待。显然，善待战俘的政策，较之那些大规模屠杀战俘的暴行，显示了仁爱的理念与人性的光辉，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古兵家善待战俘的政策，巧妙地将敌国民众与其少数当政者区分开来，声言发动战争是为了讨伐其无道的统治者，而关爱拯救其民众，这既将自己立于政治上坚持正义的有利立场，同时又对敌国的统治者与其民众实施了分化政策。为敌国民众而战的口号和善待战俘的政策，常能感化敌俘为我所用，并以之影响其他民众，从而进一步壮大己方力量，削弱敌方战斗意志和战斗力，起到不须过多战斗、过多流血就战胜敌方的作用。所以，善待战俘的政策，显现了古兵家军事斗争结合政治斗争，运用政治谋略分化削弱敌军、壮大自己的策略，具有化敌对因素为我方有利因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后世历代政治军事斗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毛泽东在对敌斗争中一贯坚持优待俘虏的政策
　　
　　毛泽东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一贯坚持优待敌俘的政策。早在井冈山时期，他攻占宁冈县城，俘敌300人。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在押解俘虏途中出现打骂和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后，立刻作出规定，要求红军对俘虏不杀、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治疗伤病，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4］(P66)。在此期间，他亲手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不虐待俘虏”列为八项注意的第八条［4］(P1137)。1936年3月2日，他在发给林彪、彭德怀等人的电报《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的问题》中，提出对“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5］。5月，他亲自接见被东征红军俘获的晋军团长郭登瀛。37年10月，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三个基本原则［4］(P350)。40年10月新四军黄桥大捷，对俘获的3200多名顽军，严格执行优俘政策，在对俘虏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后，将他们全部遣返回去。顽军长李守维溺水死亡，我方派员帮他妻子收尸并护送她安全回到兴化。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善待俘虏的问题。并代表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准杀害、侮辱(打骂或写悔过书)，而应予优待释放。凡可参加我军人员，则收留之［6］。同年12月，他在《论政策》中再次强调“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4］(P725)。这年日军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毛泽东再一次声明“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4］（P352）在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他将“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放在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同样重要的位置上［4］(P479)。41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将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规定为我军战士的两倍。47年10月，毛泽东亲自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对“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4］

一、治理理念之冲突
　　
　　治理理念异源于个人与社会的认知图式。在西方自由民主治理理念中，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两大基本智识支持。在个人与社会图式上，西方新自由主义假定社会都是由独特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先验地拥有一种作为其认同的自我（the self），这种自我先于其目的和价值。[1]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大致奠基于这种个人权利理论之上。依据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个人自治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公共政治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公共治理不仅是基于个人的治理，也是围绕并为了个人的治理。因而，秉持自由民主的治理理念，就潜在地坚持个人与国家、私域与公域、自治与他治、自由与强制等严格的二元对立图式。在这种分裂的个人与社会图式下，自治成为唯一的理性救赎，政治也就成为权利政治。其善治评判不是依据任何外在准则，而是退缩于孤独的个人王国。在东方治理理念中，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成为一种基本价值预设。在个人与社会的认知图式上，个人并没有取得原初地位。个人被看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乃是社会的个人与集体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在于成就社会。在这种个人图式下，自然没有自治精神的生成可能。如此，东方治理更多强调“选贤与能”，追求“天下为公”的治理之境。东方治理潜含着一种社会整体优先性的价值考量。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远远大于个人自治诉求。而要实现这种整体秩序，就必须依赖圣人贤士或君子的“仁政”与“德政”。
　　
　　二、治理模式之冲突
　　
　　西方治理模式秉持一种韦伯式的理性主义精神，严格区分私域与公域。私域注重保护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与契约自由，公域则强调权力分立与制约平衡。在私域自治中，基于对政治国家的恐惧与担心，保障个人之消极自由权利，防范公权力的非法干预成为自治的主要命题。与私域自治相对应，公域区分了政治与行政，政治活动以议会民主政制为载体，在议会民主制基础上奠定了宪政架构。控制国家权力成为西方立宪主义的中心主题。基于三权分立原则，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分工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政府的行政体制在科层制基础上进行精细划分，治理机构与职权、事权都做了明晰界定，技术官僚成为新的治理阶层，从而型塑了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面貌。随着社会情势变迁，西方现代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当下治理理论的兴起即是对此做出的一种理论回应。由于政治体制与治理传统不同，东方国家治理模式极为复杂。比如，伊斯兰国家多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其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迥异于世俗国家。因而，伊斯兰社会的治理带有浓厚的宗教因素，伊斯兰教提供的社团认同和政治忠诚，是穆斯林社会及其政府的精神支柱。[2]与伊斯兰治理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有着鲜明的领导性特征，其他东方国家也各有治理模式特色。一般而言，东方国家治理模式大多侧重中央集权，强调治理的社会整体目标，追求治理效率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在摆脱殖民主义之后，东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尽管受到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但大多以解决民族国家的主要问题为圭皋。强调整体规划安排、秩序稳定与社会集体发展，以解决国计民生的迫切问题，成为东方国家治理的主要考量。因而，在东方治理模式下，公私域并无严格的区分，个人自治空间模糊，法治层次偏低等等，成为东方治理的主要特征。以社区基层治理为例，美国乡镇治理可以具有托克维尔所赞叹的自由乡镇精神，而中国的乡土社会却只能盛行一种“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模糊了人己权界、群己权界等诸多界分。

　一个男人为了自由，花掉足足二十年时间从监狱里逃脱的故事出自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之手，关于对电影的解读，存在着若干版本有人从影片中读出了美国司法系统的黑暗：主人公安迪因为一桩冤案进入肖申克监狱，始终无法洗刷罪名，只好依靠一己之力脱困樊笼；有人从影片中读到了充满宗教色彩的隐喻：安迪说服狱警为犯人提供啤酒象征耶稣化水为酒的神迹；藏在圣经中的岩锤暗示《出埃及记》的重演；典狱长办公室里的箴言“上帝的审判总比你想得来的要早“表达神的裁决必是公正的；也有人从影片中读到了对体制的反抗：面对难以逾越的高墙，是适应它进而依赖它，还是反抗它进而摧毁它，这是监狱中甚至现实中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问题。老布克斯选择了前者，于是在被释放后无所适从，以自杀了结残生；安迪选择了后者，最终重获自由；而瑞德在安迪的救赎下，完成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也成功获得了新生。
　　我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在我看来，司法的漏洞是永恒存在的，作为一种预后的手段，法律先天便不具备公正和公平的条件。它能做到的无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遵照大多数人的意愿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仅此而已。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对于案件的交代都是一带而过，并没有做更多的赘述，显然无意于把重点放在讨论司法的问题上。关于这桩谋杀案，整个世界上有四个人知道真相，两个人当场死亡，一个人是真凶，另一个人被关在肖申克。斯蒂芬·金在书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道：“不过我是经过了很多年才相信他的无辜，如果一九四七到四八年间，波特兰高等法院审判他的案子时我也是陪审团的一员，我想我也会投票赞成将他定罪。”
　　离奇的案件只是一个引子，确认把主人公稳妥地放置进铜墙铁壁的体制之内，它便不再重要；而有意无意地与宗教故事相互重叠的部分更象是叙述技巧，借以触发观众内心深处的共振。影片的核心立足于几句重要的台词安迪：“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First you hate them，then you get used to， enough time passes...you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That is instititutionalized.）。”
　　安迪：“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Forget that there are ...places...in the world that aren’t made out of stone， there is something ...inside...that they can’t get to...that is hope）。”
　　什么是体制？肖申克的高墙。典狱长及他的训词“把信仰交给上帝，把身体交给我”。安迪狱室墙后的泥土。什么是希望？从狱警手里获得的啤酒。连续七年每周写给州议会寻求图书馆资助的信件。令院子中所有囚犯倾耳聆听的从广播里传来的《费加罗的婚礼》中“多么温和的西风”。通往下水管道的隧道。
　　在肖申克，希望不再是某种若隐若现的精神，无论是对体面生活的坚持，对美好事物的追寻，还是对自由的向往，都具体到了每一个音符每一粒石子和每一把泥土。正因为时间之漫长，足以让人关注哪怕最琐屑的事；但也正因为时间之漫长，才显得这希望如此真实持久，如同黑暗处的一点火种，微不足道却永不熄灭。在这里，对希望的理解和我们每个人所知道的那句名言如出一辙：“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换作安迪的论述则是：“如果每年滴一滴水在坚硬的水泥块上，持续滴上一百万年，会怎么样？”
　　对于每个人来说，至少曾经，那一点火种是存在于我们心中过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绝大多数人习惯了视而不见四周矗立的高墙，适应了被现实生活中重重帐幕的拘禁，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与摆布。我们日复一日地顺应体制，以“存在即合理”的借口拒绝思考，以与体制融为一体而沾沾自喜并嘲笑鄙视被体制所淘汰的失败者，浑然忘记了在体制之外，还有我们曾经追寻过的东西和拥有过的希望。
　　什么是体制化？很明显，它就是一种人的心理依赖，或者说，体制化是指人在一定的体制下会形成一种心理依赖。也有人说是习惯。但很显然，体制化造成的不是习惯，或者精确地说不是习惯，而是心理依赖。这种心理依赖是指在心理上有一种离不开的感觉，或者说情感不是习惯，而是情感。一个人的习惯可以不包括情感或不包含感情而体制化造成的并非简单的习惯行为上的，茫然或者麻木，而是建立起了一种心理依赖。实际上，当我们把体制化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这一点即心理依赖，尤为明显，更加清晰。当然，这种情感建立在一定的“习惯了”的基础上。
　　《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一部反应人类此种独特心理的电影，其所蕴含的深意在于，一种东西，环境、事物，或者某个人，乃至某种体制，一开始你讨厌它，但足够的时间后你会逐渐习惯，或者说适应它，甚至能在心理上产生对它的依赖。有人称人们对体制的适应并依赖它为体制化，其实，它同样是日久生情不一定就是体制化。而从体制化的并非绝对，也可以说是日久生情，我们可以发现，所谓体制化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依赖。

　　《肖申克的救赎》最让人深感压抑的，是通过高墙大院、暴虐的狱警，监狱的极端黑暗，营造出重刑犯那种彻底的绝望。但最意味深长的一段台词，却揭露了这些心灵的另一面，堪称典型的自我心理免疫机制的作用的范例。从《肖申克的救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绝望的人，在绝望之余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杀比如那些诗人；另一种就是所谓的体制化。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那些自杀的诗人，实际上正是那些先天自我心理免疫机制有缺陷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拥有一整套生理免疫机制，同时还拥有一整套心理免疫机制。
　　《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人物老布克斯，通常被认为是“体制化”的典型。他是一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重刑犯，他在狱中已经呆了50年。当他知道政府决定假释自己这个年愈古稀的老年犯人，竟为了能留在监狱，试图伤害另一名狱友。黑人重刑犯瑞德，向我们道出了布克斯的内心真相：“他已经爱上了这监狱”“他在此已50年了，50年！这是他唯一认识的地方。在这儿，他是个重要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外面，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假释出来的囚犯，申请张借书证都有困难。这些围墙很有趣的，开始，你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日子久了，你开始依赖它们，喜爱了这监狱。判你终身监禁，这就是它们的目的。”这段台词，常常被人引申为：深深道出了一种令人无限唏嘘的专制体制下的人格。他们已然适应了专制体制，在高墙内有限的空间里游弋。他们成为即得利益者，或在有限的空间里挣得了些许利益。在专制体制里，他们在周围人的眼里成为重要的人物，一个体面的人。他们为了维持这种体面，与专制集团密切配合，相互利用。因为他们知道，离开了专制集权的庇护，他们将无可谋食，无可自夸。他们依赖着这个体制，也被迫使自己喜欢上这种体制。而这正是这种体制所需要。因为在专制的高墙内，“判你终身监禁，这就是它们的目的。”但问题是，实际上它不仅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或者可能情形，而是一种人性人的依赖性的，某种表现。体制化，其实正如日久生情。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优俘政策取得哪些成效呢？
　　
　　四、毛泽东优俘政策在瓦解敌军、壮大我军中的巨大作用
　　
　　（一）利用俘虏击破敌军谎言，扩大我军良好的政治影响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日本侵略者，他们为欺骗人民和中下层官兵，对人民军队都要泡制种种谎言，如“共匪见人就杀”、“共产共妻”等，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针对敌人的无耻谰言，我军实行优俘政策，辅之有效的反宣传，就以铁的事实揭穿了敌人谎言，让人民与敌军官兵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清我军的真实面目。在井冈山时期，我军“释放俘虏”、“医治伤兵”、留去自由，“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4］(P66)。这些官兵回家或回到原部队，将在我军的见闻如实告知身边的官兵和民众，无形中充当了我军政策的义务宣传员，扩大了我军良好的政治影响。上世纪30年代，我军对蒋介石派来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采取优俘和释放政策，并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提出“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不仅戳穿了国民党虚假宣传，涣散了东北军剿共士气，且改善了同东北军的关系，实现了陕北地区局部停战，为此后西安事变、争取抗战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二）从思想上瓦解敌军，削弱敌军战斗力毛泽东在40年10月代表中央书记处下达的指示中指出：俘虏“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办法。”确实，敌军经我方教育释放后，大多数人从思想与情感上都不愿与我军作战。有的当了逃兵。有的虽回到原部队，但人无斗志。有的自发宣传我军见闻，起到了在思想上涣散军心、瓦解敌军的作用。有些官兵每逢与我军作战，朝天开枪。有的士兵一遇战斗就自动缴械投降。甚至就连日军的士气也受到很大打击，产生并增长“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4］(P433)，逐渐丧失侵华初期不可一世的疯狂气焰。
　　（三）感召敌军官兵投奔我人民军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列举当时边界红军的六个来源，其中第五个来源是“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4］(P62)在我军俘虏政策和强大政治工作的感召下，“敌军士兵和毫无出路的下级军官……自拔来归的”也“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4］（P80）“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4］（P62）。“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4］（P63）就是说，从敌军中俘虏及投诚过来的官兵，不仅成为当时红军中的主要成份，很多人还成了红军的基层骨干。在共产党人彭德怀、滕代远、赵博生等人运作下，28年 7 月，国民党军一个团举行平江起义；31年12月，被调江西“剿共”的第26军１.７万多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先后参加了红军。抗战期间，我军约俘虏日军7000余人。在我优俘政策和多方思想政治工作感召下，不仅很多俘虏，甚至有成建制的日军举行起义或向我军投诚。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积极配合我军对敌展开争取分化工作，有的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奔赴前线与我军一道作战，直至流血牺牲。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 ，“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4］（P1144）。4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预计“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以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六十计算）”［4］（P1239）。我军人数从抗战胜利时的120万，迅速发展为建国初的550多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俘虏、投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军。我军高级将帅有彭德怀、谭甫仁、吕正操、陈明仁等150多人，都是在不同革命时期，或起义、或投诚、或作为俘虏过来的。由于我军的优俘政策、军内民主制度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4］（P64）毛泽东的优俘政策与其他政治工作一道，在瓦解敌军，壮大我军、减少革命阻力，加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崩溃的进程中，起到了许多军事斗争所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

　　
　　五、毛泽东俘虏政策对我国古代兵学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优俘政策，从内容上看，大致有以下几点：1．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保护其人身安全。2．尊重俘虏人格。3．保护俘虏私有财物。4．尊重俘虏个人意愿，留去自由。5．做俘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其充分了解我军政策。6．争取俘虏参加人民军队。7．对参加我军的敌军俘虏，加紧政治训练和教育［4］（P85）。8．对加入我军的俘虏，在使用上不歧视，与老兵一视同仁。9．对有罪恶的敌方官兵、叛徒等准予悔过自新，立功赎罪、鼓励其投诚或起义。以上政策，多数为古兵家论述过。但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尊重俘虏的人格和意愿，做其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政治训练等，则为毛泽东的发明，是古兵学中所没有的。在封建时代，古兵家虽然提出了优待俘虏的方略，其目的也主要是瓦解敌军，减少抵抗力，以实现军事斗争利益的最大化。充其量，它也是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它的宗旨或目的。由于一切旧式军队都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贪婪凶恶的本性在它身上打有很深的烙印，它对待自己治下的民众都每常是穷凶极恶，对于战争中的俘虏，多是杀罚由心，极少有人尊重俘虏人格，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工作。所以古兵家的俘虏政策，多体现在浅层次的条令上，缺乏理论上的深层次分析；多停留在书面上，极少在实践中实行。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4］(P905)。这里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解放，指解放中国人民也解放全人类。这句话既讲清了我党我军的性质，又讲清了我党我军的革命宗旨和历史任务。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俘虏，绝大多数是被反动派抓壮丁、或因生活无着而被迫当兵的劳苦大众。他们在反动军队中都倍受反动派的压迫和摧残。我们应同情其遭遇，帮助其获得解放。即使对日本战俘，由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4］(P352 )，也可在“政治上争取”他们，“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4］(P470)。鉴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反复做战士优待俘虏的思想工作。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除规定“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外，还规定“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7］。解放战争时将加入我军的俘虏兵称做“解放战士”，军内广大官兵将战俘当作阶级兄弟，政治上予以诱导，思想上热情帮助，人格上充分尊重，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可以说，成为我军俘虏，真正使这些被俘兵在政治上、人身上和精神上获得了解放。鉴此，优待战俘作为一项政策，就不仅是对待和处理俘虏的方式，而且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的阶级性质、革命宗旨和历史任务。毛泽东之所以坚持不渝地执行优俘政策，就在于他将优俘政策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立场联系起来，同无产阶级革命宗旨和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系起来，这是毛泽东对我国古代兵学中的仁爱情怀、仁政理念和善待战俘传统理论的突破和革命性改造，也是对无产阶级军事斗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涯中，毛泽东始终将优俘政策作为我军能否战胜敌人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政治工作方针来抓。他对于优俘政策的规定，显然比古代的俘虏政策，在内容上要具体、细致、深入得多。他多次强调，优待战俘要与大量细致而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相联系，让战俘看到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区别。要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4］(P85)，提高其阶级觉悟，使战俘不再与我为敌。要尊重俘虏人格和意愿，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我军。让加入我军的俘虏参与民主生活，体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和不良思想、不良习性［4］(P84-93)的改造。“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4］（P62）在抗战期间，我军在各地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教育和改造了千多名日本战俘。许多日军俘虏从这里走上抗日前线，为抗战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将优俘政策同对战俘的教育训练相结合，同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同改造战俘、转变俘虏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相结合，同教育培养俘虏迅速成长为合格的革命战士相结合，在实践中运用得既充分，又完美，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它不仅成为瓦解敌军、壮大我军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改造战俘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熔炉。毛泽东教育改造战俘、化敌为友和化敌为我的政策及一系列方略，是他对古兵学理论中善待俘虏策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对人民军队军事斗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房立中，兵家智谋全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
　　[3]陈寿，三国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的问题，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Z].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给林彪、聂荣臻、朱瑞和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的电报，1936.3.2
　　[6]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据毛泽东手稿刊印[Z].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给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等地领导机构电报1940.10.18
　　[7]陈辉，日本八路的访日纪实[J].北京，世界军事.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