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合国的再思考

并非如此。第二次海湾战争打击了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摇摇欲坠的威望。鹰派指责安理　会未能支持战争；反战者指责安理会未能阻止战争。然而，当主要战斗停止后，美国和　英国赶紧寻求安理会许可其对伊拉克的联合占领、同意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以及授予销　售伊拉克石油的权利。
　　从有关伊拉克的争论中能得出什么教训?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是否会勉强承认美国的支　配权并且提供充分合作，以阻止美国习以为常地绕过安理会?或者，法国、俄罗斯和中　国是否可能形成一个使安理会瘫痪的反对集团?美国和英国是否将得意洋洋地继续这么　干?或者，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遭遇如此多的头痛问题，以致事后得出结论，认为没有　安理会的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
　　双方都有理由向合作前进。法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从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地位中获得极大影响力；他们认为联合国是抑制美国霸权的一种手段，不希望白宫宣　布联合国已经死亡。此外，尽管布什政府的官员存在单边主义倾向，他们将欢迎在未来　打击恐怖主义者和无赖国家时得到安理会的支持。虽然安理会目前不是、也永远不可能　是其支持者所希望的战争与和平的优秀仲裁者，但安理会仍是得到最广泛承认的国际合　法性来源——合法性即使对帝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这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美　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在联合国的听众前发表其战前支持战争的讲话的原因所在。

　　除了安理会本身，联合国从不间断的重要意义在构成联合国体系的二十几个组织的工　作中是显而易见的。仅在200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伊朗在违反其《核不扩散条　约》的义务的情况下处理核材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因种族灭绝罪对已被废黜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进行了审判；世界卫生组织也成功地协调了全球　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沙斯)的反应。与此同时，世界粮食署最近5年来每年为7000　多万人提供食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维持着国际无家可归者的生命线；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发起了一场结束强迫儿童婚姻的运动；联合国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联合计划仍　是全球击败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焦点；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地球上最贫困地方的家庭　计划、母亲生存和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帮助。在自鸣得意、心胸狭隘和心眼细小的少数人　看来，联合国看上去可能是没有用处的，但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来说，联合国的确仍是　非常重要的。

　　　　　　“目前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处于空前的低潮”

　　也许不太接近现实。在1952年的联合国大会开幕前一天，代表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　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纽约就被联合国雇用的美国公民的忠诚举行　听证会。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接着就同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城市展开竞争的调查(一些联合　国雇员甚至在援引其反对自证其罪的宪法权利的情况下被要求作证)。这种狂热引起巨　大的愤怒，造成美国与联合国的彼此不信任。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首席调查员马修斯　(J.B.Mathews)宣布，“如果联合国的组织说到底是为了帮助和唆使破坏美国的活动这　个惟一目的，它可能是最残酷的骗局。”
　　贯穿70年代和8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东西和南北的紧张局势使联合国大会变成敌对的论　坛。诸如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Moynihan)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Kirkpatrick)等美国大使在反犹主义激情和马克思主义微弱影响所造成的动荡中反驳各　代表团的激烈言论，赢得了战斗。最低潮是1975年一项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　的决议的通过。
　　90年代，由代表佐治亚洲的共和党参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领导的“与美　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运动的支持者严厉谴责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防止支　付联合国会费，并且嘲笑联合国的计划。同样，当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　西·霍尔姆斯(Jesse Helms)称联合国是“对千百万美国人的惩罚”时，他所代表的是　具有极右翼思想但方向错误的人。
　　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计划”的说法，如今美国公民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是第四个最受尊敬的世界领导人(在他之前依次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美国总统乔　治·W·布什和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美国已支付了其所承认的大部分联合国欠账　。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与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已逐渐汇合。例如，《联合国宪章》明确禁　止联合国干预任何政府的内部事务(除了强制行动)，但1993年在美国敦促下设立的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只是为了推动各国政府做对其自己人民有利的事情才存在。联合国　的创建者从未提到恐怖主义，但如今联合国鼓励各国政府批准反恐约定、冻结恐怖分子　资产以及强化陆地、空中和海上的安全措施。民意测验持续地证明，绝大多数美国公民　认为，美国应该在使用武力前寻求联合国的授权，也应该通过这个世界机构与其他国家　合作。

　　　　　　“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学说是《联合国宪章》不允许的”

　　难道真是这样?宪章呼吁各国尝试和平地解决争端，并在做不到这一点时把问题提交给　安理会，以采取适当行动。宪章第51条规定，“如果联合国一个成员遭到武装进攻，在　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前，”宪章中没有什么东西“将损害个人　或集体所固有的自卫权利”。
　　请将这一条与布什总统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这样一段话进行比较：“鉴于　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的目标，美国不再能仅仅依赖我们以前所具有的反应性姿态。制止　一个潜在攻击者的无能为力、当今威胁的迫在眉睫以及由我们的敌人所选择的武器可能　造成的潜在伤害的极其重大不允许这种选择。我们不可能听任我们的敌人首先发起进攻　。”
　　这方面的不解之谜与其说是美国政府说些什么，不如说是美国政府为何选择把始终是　一种剩余选择的东西提升为一种大肆宣扬的学说，从而引起全球争议。事实上，没有一　位美国总统会允许一个国际条约阻止真正为制止或者先发制人地反击对美国的迫在眉睫　的进攻所必需的行动。认为美国过去仅依赖“反应性姿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冷战　期间，美国两党的历届政府都以自卫的名义发起过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动。1994年，克林　顿政府曾考虑对北朝鲜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1998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向阿富　汗和苏丹发射巡航导弹，以报复对美国驻非洲两个大使馆的恐怖主义爆炸，并努力防止　“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再次发动攻击。
　　无论是否对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语言，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说都将证明背离了　过去的做法，只要实行这种学说的方式是侵犯性的，无视先例的，不在乎能被用于证明　军事行动合法性的信息。对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实际敌人采取标准的有效行动不能推　翻国际法律秩序。超出这种标准的措施确实会引起令人烦恼的问题：美国是否正在使其　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美国是否默认每一个国家在军事上对仅仅是潜在的和可疑　的威胁采取行动的权利。美国政府由于入侵伊拉克已接近这条界线，但为这场冲突找到　的许多理由——执行安理会会议(较为有力的法律理由)、自卫(在这个例子中站不住脚)　和解放(更站不住脚)使问题变得模糊了。目前的问题在于布什政府是否打算首先打击北　朝鲜和伊朗的核野心家(如果这么做，根据什么证据)以及它是否会首先用尽其他选择。　迄今为止，布什政府正在走的是外交途径。

人们普遍承认，2001年9月11日改变了历史进程。可是，我们必须自问，为什么这一天　会改变历史进程。一个单独的事件，即使是一个涉及3000名平民伤亡的事件，怎么可能　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答案与其说在于这个事件本身，不如说在于乔治·W·布什总统所　领导下的美国对这个事件作出反应的方式。

　　诚然，这次恐怖主义攻击就其本身的影响来说是历史性的。劫持装满燃料的客机并把　它们用作自杀性炸弹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主意，而这个主意的实施是一种不可能更惊人的　举动。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大厦的被毁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的象征性宣示，而人们　能够在自己的电视机上观看这个事件的事实使这个事件具有此前的恐怖主义行动从未产　生过的情感影响。恐怖主义的目的是恐吓，而9·11攻击完全实现了这个目的。

　　即便如此，如果布什总统不是以他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对9·11攻击作出反应，这个事件　对历史进程的改变不可能达到目前的程度。他向恐怖主义宣战，并假借反恐战争的名义　在日常工作中实行一种激进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9·11悲剧发生之　前就已确定，而这些原则可归纳如下：国际关系是实力的关系，而不是法律的关系；实　力获得胜利，而法律使所获得的胜利合法化。在后冷战的世界上，美国无疑是占支配地　位的力量；因此，美国有能力将其观点、利益和价值观强加于人。世界将得益于采纳美　国的价值观，因为美国模式已显示其优越性。克林顿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未能利用美国力　量的全部潜力。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世界上维护其霸权地位的　方式。

　　这种外交政策是一种通常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广泛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我更愿意　把它说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始形式。我把它说成原始是因为，它无视合作在适者生存　中的作用，并把全部重点放在竞争上面。在经济事务中，竞争是公司之间的竞争；在国　际事务中，竞争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事务中，社会达尔文主义采取市场原教旨主　义的形式；在国际关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目前正在导致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追求。

　　并非布什政府的所有成员全都赞同这种意识形态，但新保守主义者在布什政府内部形　成了一个有影响的集团。他们早在1998年初就呼吁入侵伊拉克。他们的观念起源于冷战　，在后冷战时代进一步得到详尽阐述。在9·11攻击之前，这种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们在　实施其战略方面受到两种考虑的阻碍：乔治·W·布什没有得到明确的委托(他是依靠最　高法院的一票优势成为总统的)，而且，美国没有一个能为军事开支的急剧增加提供正　当理由的定义明确的敌人。

　　9·11攻击消除了这两个障碍。布什总统向恐怖主义宣战，美国在其总统身后团结了起　来。接着，布什政府开始利用这次恐怖主义攻击为其自己的目的服务。布什政府为了让　全国团结在总统身后而助张弥漫全国的恐怖情绪，并利用反恐战争实行追求美国霸权的　行动计划。9·11攻击就是这样改变历史进程的。

　　利用一个事件推动某个行动计划的实行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应受到谴责的。发挥领导作　用正是总统的任务，而利用或者操纵一些事件以推行其政策对政治家来说也是十分自然　而然的。我们感到担忧的原因在于布什正在推行的政策，在于他准备把这种政策强加于　美国和世界的方式。他正在领导我们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走去。

　　　　　　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

　　布什政府的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是与一个开放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一个开放社会承　认，人们具有不同的观点，没有人掌握终极真理。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假设，只是因为我　们比其他人更强大，我们就懂得更多，就有权狂妄自大。2002年9月的《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总统向国会陈述国家安全目标的年度报告)的第一句话说：“20世纪自由与极权　主义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告终，产生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　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

　　这种声明背后的假设在两件事上是错误的。首先，不存在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　式。其次，美国模式确实是成功的，但也是其他人不可能利用的，因为我们的成功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支配地位，而我们并不希望让出这　种地位。

　　布什学说最初是2002年7月在西点军校的一次总统演讲中得到明确阐述的，3个月后体　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这种学说的建立依赖两大支柱：美国将做其力所能及的　一切事情，以维护其不受怀疑的军事霸权；美国具有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权利。事实上　，布什学说确定了两类主权：优先于国际条约和义务的美国的主权；从属于美国的意志　的所有其他国家的主权。这使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所有动物都是平等　的，但一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

　　当然，布什学说的表述没有如此赤裸裸；这种学说隐藏在模棱两可的讲话之中。这种　模棱两可的讲话是必需的，因为在布什政府的自由和民主的概念与自由和民主的实际的　原则和要求之间存在矛盾。有关传播民主的讲话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显得非常突　出。可是，正如布什总统经常所做的那样，当他说自由必将获胜时，他所指的是美国必　将获胜。在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中，人们应该自行决定他们所说的自由和民主的含义　。就伊拉克而言，这种矛盾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占领伊拉克已把这个问题带回国内。我　们作为解放者前来，带来了自由和民主，但大多数人并不如此看待我们。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开放社会的政府会落入无视开放社会首要原则的　人们之手。在国内，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利用反恐战争剥夺公民自由。在国外　，美国正在尝试通过使用军事力量将其观点和利益强加于人。入侵伊拉克是布什学说的　第一次实际应用，而这种应用已证明是起反作用的。在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之间已出现　重大分歧。

　　这种分歧的严重程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2001年9月12日，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会议　首次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第五条的规定，呼吁所有成员国把对美国的恐怖主　义攻击当作对其自己领土的攻击。联合国迅速地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基地”组织采取惩　罚性行动。一年多一点以后，美国未能使联合国通过一项支持入侵伊拉克的决议。格哈　德·施罗德在德国通过拒绝与美国合作赢得连任。在韩国，一名处于劣势的候选人当选　总统是因为，他被视为对美国最不友好的候选人；许多韩国人认为，美国是比朝鲜更大　的对其安全的威胁。世界各地绝大多数人反对伊拉克战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恐怖主义在全球愈演愈烈，被公认为“国际公害”。而中东地区　的恐怖主义尤为活跃，且危害和影响也最大。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东进一步成为国际　社会反恐斗争的重点地区，美英联军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打击恐怖主　义。那么，中东地区何以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　究，但从全球化角度进行研究的不多，且由于对全球化概念理解上的偏差，严重制约了　学者对全球化与中东恐怖主义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时代的所谓全球化，本　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所以，资本的本质及其全球化与中东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关　系。

　　　　　　国内外关于中东恐怖主义研究概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热情是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　，但总体来说，国内对于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理论探析还很欠缺；而国外的研　究成果受到政治倾向或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等影响，难免有失公允；更为严重的是对恐　怖主义概念尚存分歧(注：参见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序论)》，东方出　版社2001年版。)。可见，研究和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任重道远。

　　中东是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和学者最关注的地区，这不仅由于长期以来该地区恐怖活　动频繁，还由于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恐怖活动中，有不少与中东恐怖主义组织有关，　在美国发生的九一一事件，凸显了中东恐怖主义在全球恐怖主义活动中的影响。如果说　各国政府关心反恐战略战术的话，学者们则更多地探寻如何从源头铲除中东恐怖主义，　即中东何以产生恐怖主义?目前最主要的观点有3种：
　　1.阿以矛盾冲突是中东恐怖主义的根源。
　　1948年以色列建国，导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矛盾尖锐化，并引发中东地区的恐怖主　义浪潮。因为阿以矛盾不但是领土矛盾、民族矛盾，还有宗教矛盾，特别是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极端势力强调，阿以冲突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结果，　号召用圣战把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赶出去。20世纪60年代后成立的埃及“赎罪与　迁徙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真主党”、“哈马斯”等激进组织中的不少成员　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骨干。因此，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是“和平、公　正、合理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2.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策是中东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中东恐怖主义问题　表面上看是阿以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和领土冲突问题，但实际上是超级大国为控制中东　石油资源和世界战略通道而形成的全球战略问题。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政策直接导致了具有反美性质的恐怖主义。(注：宫少朋：《恐怖主义、全球化与　中东——一个来自博弈论的解析》，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1期。)本·拉登基地组　织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即是例证。
　　3.伊斯兰文化本身具有恐怖特征。伊斯兰恐怖文化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金字塔：在根基　，是一个大规模的伊斯兰社会和非暴力组织，在顶端是恐怖组织，在中国，是一系列的　过程。恐怖文化把某些社会因素凝结和升格为仇恨、复仇和暴力。因此，在西方文化中　的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在伊斯兰世界被视为宗教责任。这种中心概念给了恐怖主义一　个合理依据，且形成了这样一种空气：自我防御，并给予恐怖行动以宗教上的合法性。　(注：金鑫主编：《世界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另参见　胡联合：前引书，第264页。)这种观点带有西方文化优越的偏误。
　　上述诸类观点视角不同，似乎都有道理，但当我们考虑到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时，就　会感到这些观点所带有的偏狭。全球化影响到我们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东　恐怖主义自然而然地是全球化时代的副产品。所以，我们要讨论中东恐怖主义问题，就　必须先明确何为全球化。

　　　　　　全球化的本质

　　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社会诸多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以致有学者发　出这样的警告：“全球化现在有沦为我们时代的陈词滥调的危险。”(注：http://www.　sina.com.cn.)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学术界始终没有形成一个　一致公认的全球化概念。目前国内外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1.　全球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2.全球化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3.全球化就是西化；4.全　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5.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上述观点就其指向而言，都颇有　道理，问题是过于笼统，没有揭示出全球化的质的规定性，即找到全球化的活的灵魂。　事实上，从16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历程看，资本扮演了核心角色，正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　——就像人体内的血脉——把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激活相关联的每个细胞。因此　，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这里必须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不能完全等　同的概念。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而资本作为财富和获　取财富的工具是可以与任何文化结合的，换句话说，资本与不同文化结合的过程，就是　全球化的过程。
　　关于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做经典论述，但是，过去我们只注意到马克思从　无产阶级的情感上讲资本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没有注意到他还从人类文明　进步的角度讲道：“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　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注：[英]戴维·赫尔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　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这里，马克思揭示出资　本的两个使命：一是要推进生产过程的科学化；二是把人从直接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两　点，无可置疑地都可以从近现代以来在资本推动下的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浪潮中得　到明证。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就更加广阔的世界而言，特别在发展中的第三　世界，资本的两个使命远没有完成，且从前景上看，也将是任重道远。所以，按照马克　思的理论，今天的资本并非发达到它应有的程度，而是仍处在发展中。关于资本与全球　化，马克思这样论述道：“创造世界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而从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的论　述看，马克思实际上更重视资本使生产科学化和由此而导致的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　所讲的资本创造世界的趋势，实质上就是指资本的全球化趋势。

　　当前，跨国资本每天以亿万美元在全球高速流动，在它的作用下，人才、商品、交通　、运输、贸易、文化、体育等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全球大交流。资本流向哪里，哪里就成　为世界人才、商品甚至文体运动的集散地，即使国际政治交往关系也日益受到资本全球　化运动的左右，受资本全球化影响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经济文明交往关系的深　度。从生产科学化角度看，资本全球化程度愈高，生产愈科学化。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　生产高度发达，与它们高度资本全球化密切相关。反观世界上生产技术落后的地区，资　本全球化程度恰恰最低。所以，无论是全球化的表象还是本质，都深深地打上了资本的　烙印。
　　必须再次强调，资本的趋势是使生产过程科学化，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　作为资本全球化产物的社会主义，也就有继续利用资本、发展资本的必要。正如江泽民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言：“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　相进发，……以造福于人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　980年版，第211页。)但由于资本全球化的过程是在国别资本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不　可避免地会引起国际矛盾和斗争，中东恐怖主义就明显烙有资本全球化的印记。

“在联合国，政治正确性往往战胜实质性东西”

　　说得不错。冷战以及非殖民化后联合国成员数量的迅速增加形成了联合国的文官制度　，这种制度要求根据地理而不是资格分配职位。有一个观点认为，美国有权获得许多职　位，但美国没有接受这个观点并且接着让失败的政治家占据这些职位，因而没有提供帮　助。
　　当我在联合国任职时，我总是开玩笑说，管理这个全球机构就像尝试管理一个有184名　首席执行官的企业——每一个首席执行官都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都希望解决一系列不　同的优先考虑的事情，也都有一个寻求薪金的失业连襟。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这个系统　内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以奖赏成就杰出者和改善招聘工作，但满足从阿富汗到津巴布　韦的成员的压力仍是一个管理噩梦。
　　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有关联合国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资格的决定往往是在地区和　轮流的基础上作出的，例如，南非和斯威士兰得到同等的重视。根据传统，这种决定是　极其神圣的，导致最近利比亚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的障碍。为防止这种结果，有　人必须愿意打破某种外交禁忌。前总统克林顿这么做了，在1996年阻止秘书长布特罗斯　·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连任，在2000年击败了得到地区支持的苏　丹担任安理会成员的候选人提名。这两项主动行动都激起对美国的仇恨，但都提高了联　合国的身份和信誉。

　　　　　　“联合国的维和已经失败”

　　说得不对。联合国的维和维持了诸如纳米比亚、萨尔瓦多、柬埔寨、东斯拉沃尼亚、　莫桑比克和塞浦路斯等不同地区的秩序。传统的联合国使命是一种建立信心的活动，是　在维持或者实行和平方面寻求国际援助的各方之间严守中立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联　合国维和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在我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那些年里，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索马里以及卢旺达的悲惨经历证明，传统的联合国维和人员缺乏在更紧急和　险恶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授权、指挥结构、目的统一性和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　战斗是激烈的，天真者丧失生命，参战者反对国际存在。可悲的是，这种弱点是联合国　的自愿和集体的性质所固有的。当情况变得险恶时，恶棍们往往随心所欲地行事，不顾　联合国指挥官的意愿。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和平的使命由联合国授权，安理会指定一支合适的主要　力量以组织一个联盟，实行世界的集体意愿。安理会确定总的授权，但由为首的国家发　布完成使命所需的命令——名副其实的和象征性的命令。以美国为首的对海地的干预(1　994年)、以澳大利亚为首的拯救东帝汶行动(1999年)以及英国在塞拉里昂的行动(2000　年)多半是成功的，为未来提供了一种模式。
　　维和是一项艰巨、危险、往往得不到感谢的任务。为阻止带枪的人，其他携带更多和　更强枪械的人是不可缺少的，而找到这种人并非易事。期待一个军人冒着生命和肢体的　危险保卫其祖国是一回事。期待同一个军人穿越半个世界，或许在尝试平息别人土地上　对钻石、石油或者种族支配权的争斗中死去，这是另一回事。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这种利　他观念，尤其是因为他们看到，干预力量往往由于未能实现目标而受到责备，而不是由　于承受的负担而受到赞扬。所以，目前留给世界的一种国际危机反应制度是实用主义的　、插曲似的和渐进的，而不是有原则的、可靠的和果断的。
　　在对完满性或者甚至一贯性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通过做更多的事情以装备和训练　事先愿意充当实现和平的志愿者的精选军事单位，通过招募人员以填补轻装备的警察与　重装备的正规军之间的缺口，通过起诉战争罪犯，也通过攻击诸如军火买卖和经济绝望　等冲突的根源，国际社会仍能随遇而安。

　　　　　　“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扩大”

　　毋容置疑，但请别激动。或许没有一个联合国问题比安理会扩大得到更多研究，但更　不能证明联合国所作的努力。
　　为确保安理会作为国际安全及和平的监护者的实力，联合国的创建者指定第二次世界　大战获胜一方的5个主要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为常任理事国，并授　予它们否决权(其他国家竞选填补其余10个安理会席位的资格，获胜者的任期为两年)。　显然，世界自1945年以来已略有变化：联合国成员数量已增加了两倍多，8个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中的3个目前位于南亚。尽管对扩大安理会存在明显共识，但联合国成员　已被如何扩大的难题困住。主要辩论包括公正的地区代表(如果印度应该得到一个常任　理事国席位，巴基斯坦怎么办?)和不愿将否决权扩大到另外的国家。
　　90年代中期，在我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那些年里，美国支持把安理会扩大到不超过2　1个成员，并授予日本和德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种立场触犯了意大利大使保罗·富尔　奇(F.Paolo Fulci)，他的国家反对增加更多的常任理事国。他认为，根据这种逻辑，　既然日本和德国加入安理会，意大利同样应该作为常任理事国加入安理会。他说：“归　根结底，意大利人也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联合国是对美国主权的威胁”

　　胡说八道。联合国的权力来自其成员；联合国是仆人，而不是主人。联合国没有其自　己的武装力量，没有逮捕的权力，没有征税的权力，没有罚没的权力，没有管理的能力　，没有推翻条约的资格，而且，尽管某些人存在多疑症，也不能派遣黑色直升机在半夜　向无辜的家庭俯冲并侵占草坪。联合国大会所拥有的权力微不足道，除了批准联合国预　算——联合国大会根据一致同意的原则通过预算。与此同时，确实拥有权力的安理会没　有得到美国以及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默许，就不能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没有美国的同　意，没有一个秘书长能够当选，没有一次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开始，也没有一个联合国　法庭能够建立。有关联合国效率的问题以及有关联合国具体行动的许多问题是正当的，　但对美国主权的担心则是放错了地方，似乎主要来自悲痛地发现联合国如此充满外国人　的人们。我不得不说，这种担心根本不可能有所帮助。

　　　　　　“联合国是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

　　不是。联合国无疑是一个官僚机构，但不是巨大的官僚机构。联合国核心职能——以　纽约市、日内瓦、内罗华、维也纳和5个地区委员会为基地——的年度预算约为12.5亿　美元，或者大致相当于五角大楼每32小时的开支。最近25年来，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　员已减少25%不到一点，自1996年以来预算为零增长。整个联合国系统由秘书长和其他2　9个组织组成，雇用的职员略微超过5万人，或者仅比为斯德哥尔摩市工作的职员多2000　人。所有联合国基金会、计划和特设机构的全部年度预算大约相当于纽约市市政预算的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