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什托姆普卡的信任理论视角下的公益众筹

彼得•什托姆普卡的信任理论视角下的公益众筹

池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610072

摘要：随着家庭、个人原子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轻松筹为代表的“公益众筹”平台将个人的社交网络重新链接和延伸，而支持者以现金为主的支持方式是带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信任。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在面对困境时，我们可以采取三种态度：希望、信心和信任，其中信任是积极地参与并面对未知的未来，其定义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是指向他人的行动，有信心和承诺两个元素。根据承诺的不同可分为预期的信任、反应的信任和唤起的信任三种类型。

关键词：信任；行动；公益众筹；

一、公益众筹与彼得•什托姆普卡的信任理论

在家庭和个人原子化趋势下，家族关系和地缘关系对家庭的庇护作用越来越弱；而互联网众筹平台的兴起则让一些互助行为在线上进行得以实现，“公益众筹”便是其中的典型项目。公益众筹是需要帮助的群体在相应的众筹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希望看到求助信息的人以捐款的形式施以援手。现行法律规定具有公共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有资格发起互联网募捐，而个人为解决自己或者家庭困难，提出发布求助信息时，平台应当有序引导个人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如挂靠挂靠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红十字一轻松筹微基金”的“轻松筹”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该平台的主要流程为求助者发起求助信息，平台审核形成项目，再由求助者通过社交平台传播项目链接，支持者将资金转入轻松筹平台，通过审核后平台将资金支付给求助者。

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在其著作《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中认为“我们的世界已经变的非常相互依存，当我们对他人合作的依赖增长时，我们相信他们的可靠性的重要性也增加了[1]”。在面对困境时，我们可以采取三种态度：希望、信心和信任；希望是消极的相信事情将会是好的，信心是消极的相信某些好的事情将会发生，而信任是积极地参与并面对未知的未来。所以他认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2]。在这种定义下，信任这种指向他人的行动，不仅包含明确的预期，还包含积极的承担义务的行动。

轻松筹等公益众筹是需要求助者动用自己的资源进行传播的，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求助时就意味我们和这个求助者之间有或许强或弱的联系。面对他人的困境，一些人并不会用现金去支持，而是采取希望和信心两种态度，他们大多是与求助者关系不那么近的群体，也即是处于“差序格局”水纹中较外层的群体。而用资金支持求助者的群体，他们尽管对于求助者的现状无法控制，甚至是无法确认自己的支持对于求助者的困境是否有改善，他们还是用实际行动去积极的帮助求助者，让他走出困境，也即是采取信任的态度。

二、信任的类型与公益众筹行为

根据承诺类型的不同，信任可分为预期的信任、反应的信任和唤起的信任，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划分。

（一）预期的信任

当我们相信他人不论做出何种行动都将有益于我的利益、需求和期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时，称之为预期的信任。对于被信任者，他们的行动的性质是独立于我们对他们的信念或我们针对他们的行动，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他人的能力并依此行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信任的人的义务，因为他甚至可能不知道人们对他的信任。[3]

在支持求助者这一行动中，支持者所信任的对象包括：面临困境的人、求助者（一般是面临困境者的直系亲属）、筹款平台、医生等与此次项目有关的角色。对于面临困境的人，他被信任的是要坚强的和困境做斗争，最后走出困境，而不是放弃“治疗”；对于求助者，他被信任的是会妥善使用筹来的资金，并且照顾好面临困难者的生活起居，成为其最坚强的后盾；对于筹款平台，它被信任的是本身拥有一套完善的筹款制度，包括项目前期的求助信息验证、项目执行中的监管、项目结束后的信息公开以及对于自身运行秩序的维护，即确保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和自身的合理合法性；对于医生，他被信任在一定程度的费用得到保障后会在当下医疗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去帮助面临困境的患者，而不会玩忽职守。对于这些项目相关方的信任，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他们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角色行事，而这种让我们相信他们的行为无论对于作为支持者的利益、需求和预期都是有益的，因为对于支持者来说，他的支持行动一定是暗含一定的预期的，在下文的唤醒性信任中将会有所探讨。而一旦对这些情况产生疑惑，或者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让支持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二）反应的信任

明确地受我们所预期的他人对给予信任行为的反应所触动和激发的承诺，称之为反应的信任，这涉及到把一些有价值的物体在征得他人同意之后委托给他，放弃对这个物体的控制并预期能得到可靠的照顾[4]。相比预期的信任，这是有明确的义务的信任，当然也有可能这种信任被辜负，即委托的事物并未达到约定的期望。

在支持求助者这一行动中，委托方为支持者，被委托方为求助者，被委托的是支持者支持的资金，约定的期望为支持者支持的资金顺利进入求助者的账户，并用于求助行为。这其中也暗含了一个隐形的承诺，即自己确实需要救助，这种救助不仅仅是指所面临的困难巨大，更是求助者及其家庭在评估自身后认为即使是用尽全部积蓄和向亲友借钱之后仍然无法筹集所需要的资金，即自己的支持行为是得按照预期是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如在一个求助项目的情况介绍中强调了他是在百般努力后仍然不能奏效后才对社会进行求助的“为此，他花掉了抵押房产的贷款，又借了外债，可面对高额犹如无底洞般的移植费用，这个一直以来乐观、坚强的男人是真的没辙了”，而在“实名为Ta证实”这一栏中，也有如“他是我的xxx，他的事我知道”“情况属实”等验证信息。而即使是面临一些较大的困境，但自己的经济能力能够支持或者自身并未用尽全力时，是不应该向社会求助，因为支持者的支持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达到“雪中送炭”的预期，更多的是一种“锦上添花”。如在2016年的“罗一笑”事件中，网民在知道罗尔名下有三套房仍然发布求助信息，并且在筹集的资金远远超过实际治疗需要后继续求助后顿时对罗尔的行为定性为“诈骗”。

（三）唤起的信任

因为相信他人将回报我们以信任而行动时，称之为唤起的信任，是我们有目的地以信任去激发信任。是在家庭成员、朋友等之间亲密关系的典型特征，其目的是形成更强的联系。[5]这或许是最贴近“理性人”假设的一种信任，在我们选择支持他人时，我们或者会思考“为什么要支持他？”，是为了获取求助者的感激？是借此拉近与求助者之间的距离？是相信在自己需要帮助时，求助者能够帮助自己？进而继续思考“如果选择支持，支持多少是合适的”等问题，最后给出一个相对均衡的支持额度。结合差序格局理论，无论是支持次数和金额较多的都是与求助者关系较为密切的群体，即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波纹”的内层，因为他们更相信通过这种支持行为能够强化他们之间的联系，在日后自己需要帮助时，现在的被支持者会成自己的支持者，为自己提供支持行为。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内在核心也是基于这种逻辑。而求助者在求助信息中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也会强调这种逻辑，如一位公安干警在为女儿治疗脑瘤的求助信息中强调“我会把您的这份爱心用我的方式和能力去回馈社会”。

参考文献：

[1]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中华书局，2005.

作者简介：

池侨（1991-），男，汉族，重庆秀山人，四川省社科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