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我国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王立国

王立国（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牡丹江师范学院）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我国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历史演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公平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公平与效率研究

0引言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尺度，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把握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进而深切影响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而认真研究我国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历史演进，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公平与效率的历史演进过程

1.1第一时期：毛泽东公平效率观

毛泽东的公平效率观产生于20世纪上半期，他面临的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凌辱的中国，一个没有丝毫公平可言的国家。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握了理想公平与现实公平的统一，把握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效地将党、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起来，形成了雄厚的社会基础，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了良好的制度前提，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最公平的国家，并形成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分配公平为核心、以社会主义道路为途径的公平效率思想。

毛泽东的公平效率思想时代的产物，注定带着时代的烙印和缺陷。但是，毛泽东的公平效率思想是当时社会主义公平理论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动力，给今天的中国社会留下的是双重的历史遗产，毛泽东重视效率，但更为关注社会公平，并且期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大化，他确信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能够实现统一，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70年代造成了重大的实践后果；应当承认，毛泽东的社会公平思想缺乏充分的社会经济的现实依据，平均主义的痼疾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都对毛泽东的公平效率思想产生一定影响，他把个人的需求严格限制在维持正常生存的层次。

1.2第二时期：邓小平关于公平与效率思想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效率公平的基本观点，从社会制度的高度来认识效率与公平问题，继承了毛泽东对社会公平的高度重视，但强调社会公平要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逐步解决，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公平与效率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反对平均主义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平观；二是崇尚发展和注重公平的效率观；三是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观。

1.2.1先富与共富先富与共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强调共富不是否定先富，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奔向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过程，要求所有人、所有地区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起来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家就有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贫困地区，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先富政策成功后必然更加强调以先富促共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2.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兼顾效率公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总量发展、经济效率问题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会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个人劳动报酬同劳动效率挂钩。二是把生产要素的收益和各要素的经济效率挂钩。坚持效率优先，就必然要求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不能出现两极分化，这是效率优先原则实现的社会条件。

1.2.3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统一性来看，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条件，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从对立性方面看，两者存在着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一面。收入差距较小，固然公平了，但对经济社会中的主体刺激作用不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收入差距过大，固然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又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反过来又会影响效率。通过效率机制把社会财富的总量做大，然后才可能更好的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说到底，不讲效率优先的公平最终只能是穷人的公平、贫困的公平和落后的公平。

1.3第三时期：江泽民公平效率思想

1997年十五大、2002年十六大都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十六大提出“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

江泽民“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目标，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高效发展型态，对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手段。江泽民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所谓“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强调了“机会均等”、有效竞争。“带动和帮助后富”则从理论上完善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和责任。江泽民正确处理了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的关系；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等等。

江泽民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穷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穷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4第四时期：胡锦涛和谐社会思想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2007年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此前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的不断完善。十七大报告关于效率和公平的新论述，有利于消除片面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认识和现象，从而进一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2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切实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尤其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减少城乡贫困人口。与此同时，要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必须坚决纠正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做法；要坚决取缔违背现行法律法规所取得的不合法收入，切实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现阶段公平和效率的矛盾的破解必须借助经济、政治、法律和道德等多种方式的合力。当效率突显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经济和政治尤其是经济的手段是主要的调节器，因为只有遵循经济规律才能真正产生效率，如我国在进入基本小康社会之前;而当公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或已经明显地成为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与社会安定和谐的障碍时，法律和道德的手段就会成为社会主要的平衡器，因为只有通过法律和道德的方式才能和平地、有秩序地、按规则地“均富济贫”，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如我国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提出实行科学的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及其相关的政策法律以及道德价值，就是要着力解决前30年社会发展中偏好效率问题的解决而累积的公平问题。科学的发展其中就包括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同时实行市场体制，用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利益机制来配置组合经济资源，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以效率促进公平，用公平保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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