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评曹明霞的《黑白年代》

女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评曹明霞的《黑白年代》

闫红（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河北保定071001）

摘要：以曹明霞的《黑白年代》为例，简述女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情受和婚姻。

关键词：《黑白年代》；曹明霞；女性生命；情爱；婚姻

在当代文坛上，曹明霞曾以决绝的姿态直面女性那远非完美的人生，她总想在日常生活中，探寻女性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她善于通过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如《三足鼎立》中的赵育英，《柴米夫妻》中的王小玉，《免费午餐》中的我和表妹，《花容月貌》中的刘洋，《露水夫妻》中的许如云，《性奴》中的慕容枫，《这个女人不寻常》中的范梨花，小说中的女性都经历着感情或者婚姻的痛苦，她们千肠百转、苦心经营着的爱情和婚姻，最终都陷入无法把握命运、无法得到幸福的悲苦和苍凉，始终找不到正确的理想和方向。这使她的日常生活叙事充满了紧张和焦虑，带给阅读者说不出来的落寞与伤感，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情爱和婚姻已成为女性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在《黑白年代》中，曹明霞仍然着力挖掘女性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关注着女性的生存中理想和现实的永恒冲突。小说的开头似乎要给与读者一首田园牧歌似的爱情，作者想在那个黑白的年代里让爱情绽放出本真的色彩，努力把黑白年代里没有意思的生活写出意思，但现实的残酷使曹明霞放弃了对理想爱情的期许和向往。小说以七岁女孩香玲的视角来写她的姐姐十七岁的香芹在爱情和利益之间选择，试图挖掘对爱情、婚姻的新认识、新理想。在这篇小说中，曹明霞没有直接以女性先验的情爱理想进行激烈的对抗，而是采取了较为迂回的策略，把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文革时期，但小说并没有那个荒诞时代宏大话语和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冲突，而是从对照相过程的平淡、徐缓的叙事中充满着淡淡的忧伤和哀愁，悄悄地降低着先验的情爱理想的高度。小说在开头呈现的是那个黑白年代中少有的幸福场面：香玲一家在照全家福，那郑重和喜悦不亚于过年。因为在那个年代，拥有一部相机相当于现在的宝马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很是风光，何况亲自登门来照相的是局团委的干事大庞。但在这风光的表象下面是现实利益关系和爱情婚姻的抉择：大庞喜欢香芹，所以一有机会就以照相为借口接近香芹，香芹不喜欢长得大黑塔似的大庞，喜欢的是满脸阳光的男同学。但在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香芹想要摆脱这种艰苦，只要知青办有人，就能留下来安排工作。庞仁的母亲是知青办主任，庞仁的父亲是组织部的，专管干部提拔。而香芹的男同学是无法给香芹在山下安排工作的。香芹却一直抵抗着大庞的追求，而家人在她的婚姻上分为三派：父亲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愿意结庞家这样的好亲戚；母亲为女儿的幸福着想愿意女儿嫁入普通人家；哥哥香军虽然保持中立，但也偏向于父亲一边，香芹在爱情和婚姻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

曹明霞显然意识到了以往女性题材小说带给读者的郁闷和沉重，在这个短篇中，她极力不想让读者失望，极力想维护理想中的爱情。但《黑白年代》中香芹的犹豫和挣扎，就是作者内心深处的犹豫和挣扎，很明显，她想给新世纪的爱情一个光明的未来，但小说结尾出现的滑稽场面，七岁的香玲穿了姐姐的高跟鞋和母亲的线毯，去代替姐姐香芹赴约，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显然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她总想让这个沉重的话题轻松起来，但我们从这个滑稽的结局中并没有获得轻松感。小说证明了作者写作的真诚和深度：处于权力、诱惑金钱、甚至亲情诸要素包围中的爱情，不可能再具单一色彩，爱情理想在与现实需要的矛盾冲突中早已体无完肤，爱情和婚姻之间的桥由于太多社会因素的介入而坍塌了。

曹明霞是写女性困境的高手，也是细节描绘的高手。这个短篇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很精彩，通过照相的过程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和情感况味，以小见大，不着痕迹，再次证明了曹明霞的道德洞察、细节敏感、灵魂探究和人物调度能力。与以前的同题材的作品，小说在情绪上变得委婉、含蓄、平易、幽默。特别发挥了细节点染的魅力：母亲的线毯、香玲弯曲的辫子、香芹朦胧的眼神以及庞仁照相时的故意磨蹭、庞敏的身高、香军的心理活动等，这些精妙的描写细致、周到、逼真，都显示出这部短篇小说细腻丰富的表现力。

传统中国给予纯真的爱情以太多的负累，现实又带给爱情以太多的无奈，曹明霞真诚而真实地反映了女性情感生存的艰辛和艰难，并揭示了这一问题具有的普遍性和严峻性，但在这严峻和残酷的背后，我们分明感到作者对女性幸福生活的深情呼唤。但小说中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女性自我反思意识，其女性的自我和自赏意识相当强烈，表现出对女性身份、外表的重视和张扬：“香芹确实长得好，本无外族血统，可她像二毛儿（俄罗斯混血的后代）。头发是栗色的，还有天然的卷曲；皮肤如蜜，金黄剔透；两只眼睛，钻石一样生辉，配合着翘直的鼻子，适中的嘴，美得无可挑剔。这孩子从小儿就被家里和外人惯坏了，没人舍得呲儿她，逆着她，她上山受不了，说回来就回来了。这么好的婚姻摆在这儿，就因为人家长得高，她说像黑塔，说躲出去就躲出去了。”这重视和张扬的本身就没有摆脱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的规约和窥视，把外表的美貌当成获取男性欣赏的资本，而不是获得自身幸福生活的正面质素。小说中香芹、香铃的女性形象看是鲜明而独立，其内心深处对男性的期望、恐惧、依附使其女性自我形象是那样的朦胧和暧昧，集体性的显示出女性现代意识的匮乏：她们的人生目标和努力方向仍然只定位在男性的欣赏和拯救上，没有表现出女性应有的在时代的要求和感召下与时俱进、渴望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追求。

曹明霞的女性书写为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和审美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中国女性写作进入一个自觉而又危险的时期。女性作家以特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创造了一个非女性莫属的世界，通过对女性体验的书写，对传统的性别秩序、性别规范与道德原则进行了无情的解构而获得了性别的意义。但女性写作却日益远离宏大叙事和社会主流，导致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片面性和非理性。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把女性创作带入一种异常狭窄的、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世纪之交，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洁的《无字》、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等，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对传统的男权文化的否定，但仍存在着以自己的性别经验想象历史和现实，陷入了单一的爱情婚恋的狭小题材。这表明，中国的女性文学的现实文化语境仍然处在男权文化的规范之中，而西方女性主义的侵入又使女性话语失去本土化的根基，这使女性文学陷入历史的、文化的、外来的思想钳制的包围中，并伴随着现代女性的焦虑和女性主体性身份确证的艰难。

曹明霞的创作触及了这一雷区，她在创作的总体风貌上更多地走向了女性自我。作为一个爱情理想主义者，她的小说并没有写出爱情的浪漫和纯净，因为她感受到的太多、看到的太多、听到的太多，她要把自己内心感受到的不平和震撼、把自己反复咀嚼的痛苦和思考的问题传达给读者，不管这问题有多么尖锐和刺痛，她要和女性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寻找女性幸福生活的前景，这是曹明霞为女性文学做出的贡献。她的价值正在于无论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风雨，她也没有放弃过对女性的爱情理想和心灵的崇高，没有认同物欲时代畸形的婚恋观，执着的为女性寻找着性别的尊严和精神的出路，为女性文学坚守着最后的高地。她的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普遍的摒弃宏大叙事和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等日常生活切入社会，在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欲望表达等方面表现得更为鲜明、实在、豁达。毋庸置疑，作家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她的创作达到了“片面的深刻”，去唤醒全社会共同关注历史和现实中性别文化的残缺。毕竟，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男女两性的和谐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小说的局限性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女性的社会身份，女性的困惑和抗争一直没有脱离情爱的樊篱，脱离了社会性和时代性的女性意识会落入将人简单化的窠臼。女性追求真正的独立与解放，应该把自我身份和社会身份相融合，以男女两性和谐、互助、发展为指归。毕竟，这个世界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支撑，缺少了哪一方面，这个世界离它的毁灭就不会太远。因此，真理再往前跨一小步就是谬误，女性作家过多的局限于性别的狭小天地，就会束缚自己的生活热情和思想腾飞的翅膀，就会远离社会宏大叙事而最终远离创作。因为，当女性作家不关注民族、国家的大事时，民族、国家的大事也将不再关注她们，女性写作将会失去文化上言说的权利和宝贵的文学品质，那么，一切女性书写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作者简介：闫红（1970~），女，河北保定人，博士后。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文学、文化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