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尼·莫瑞森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主义

论托尼·莫瑞森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主义

江洁

江洁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摘要】理解托尼·莫瑞森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创作手法对把握小说主题、领略其艺术魅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托尼·莫瑞森小说中的象征主义：一是以“人”为载体的象征；二是以“环境”为载体的象征；三是以“文本结构”为载体的象征，并论述了它们的涵义。

【关键词】托尼·莫瑞森小说象征主义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1）12－0017－02

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在当今美国小说界十分引人注目，自1970年一部名为《最蓝的眼睛》的小说出版之后，她笔耕不辍，相继推出了《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孩》（1981），《宠儿》（1987）以及《爵士乐》（1992）等力作。这些作品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莫瑞森曾先后荣膺普利策文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并于1993年成为全球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人们不禁要问，莫瑞森究竟具备了哪些特殊的禀赋，使她在当代众多优秀作家中脱颖而出？

这个问题促使本文作者对莫瑞森的几部小说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初步印象是莫瑞森的小说在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上独具魅力。她对黑人传统文化精髓的坚持，对现代文学技巧的熟练运用，使其作品流光溢彩，在美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在本文中，作者将简要分析莫瑞森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主义，希望借此一述，使读者能窥全貌，全面领略莫瑞森小说的独特魅力。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思潮，兴起于19世纪的法国，强调的是象征与人的内心世界的隐秘关联。象征，也是一种形象，它具有一般形象都有的感性的、个别的特征。它区别于一般艺术形象就在于它不仅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而且是某种意蕴的载体，担负着传达这种意蕴的作用。黑格尔曾这样谈到象征意义：一般地讲，象征是外界存在的某些形式直接呈现给感官。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它呈现给我们的直接性，在于它给我们的思想所提供的更为广阔，更为一般的意蕴。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是“用来描述任何间接地通过媒介物说明一种事物而避免直接谈到它的方式”，它“不仅是用一个事物去代替另一个”，“而且是用具体可感的意象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感情”。

托尼·莫瑞森的小说中，鲜见直接地描述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与血腥的对抗，可她更侧重于刻画在奴隶制和白人社会的压迫下，黑人精神世界的扭曲、变异以及心灵的痛苦，作者从不做简单的善恶是非之辩或道德评价，她只是展现奴隶制阴影下各种心理图景的形成，其倾向性往往寓于象征手法中。所以，掌握了莫瑞森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就掌握了作者思维的脉搏，对更好地分析、解读文本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着重讨论其小说创作中常见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象征。

一与人物紧密相联，以“人”为载体的象征

因为“人”身份的确立、文化的归属、历史的延续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黑人解放的历程就是一部黑人在白人世界里艰难地寻找自我、确认自我与肯定自我的历史。

“姓名”在非洲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个人存在的前提，显示了命名者与被命名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追溯先祖与家族渊源的线索。莫瑞森常常通过主人公的姓名来表达她对人物的情感。《所罗门之歌》中的主人公Milkman，原意是“奶娃”，《柏油孩》的主人公Son，原意是“儿子”，这两个名字象征着他们是黑人传统文化抚育出的孩子和忠实的继承者，也暗示着黑人如果想得到真正的自由与精神的独立，对自身文化的回归与认同是一条必经之路。《秀拉》的主人公秀拉（Sula）是苏莱曼（Suleiman）的简称，苏莱曼是《古兰经》中安拉的使者，传播上帝之道遍及禽兽与远方，也就是圣经中的所罗门。秀拉是黑人中的“先知”与“布道者”，却被她所生活的黑人社区所排斥，被邻人视为“女巫”与不祥之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命名与现实的鲜明对比揭示了黑人文化与传统的尴尬境地——在强势的白人文化侵蚀下，黑人对自己传统的背离与否认无疑是最具悲剧性质的场景。《宠儿》中的Beloved，确切来说并非是一个名字，而是悲痛欲绝的母亲爱的表达。她名为“Beloved”，却在童年时被母亲杀死，复返人世时一身怨气，承载了6000万贩奴交易中牺牲者的冤屈与仇恨。这样的一个角色名为“宠儿”，实是对白人基督教徒满口“仁爱道德”下所犯的滔天罪行的控诉。

其次，人物身体上的特征，如秀拉眼皮上的胎记、塞斯背上的樱桃树、波林被糖崩坏的牙齿，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在小说《秀拉》中，秀拉眼皮上与生俱来的胎记，有人觉得像“一朵玫瑰”，也有人觉得像“一条蛇”，甚至有人断言是她母亲骨灰留下的标记。这个胎记连接了“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为秀拉成年后特立独行的反叛留下了注脚。秀拉无惧于社会标准的评判，对善恶美丑以及生活意义都有自己的评判，在秀拉的选择中无疑也寄予了莫瑞森的期望：黑人应该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才能真正实现精神上的自由。

《宠儿》中的爱弥儿是这样描述塞斯背上的樱桃树的：“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枝儿。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还有这些，要不是花才怪呢。小小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这株美丽的樱桃树是奴隶主鞭打留下的伤痕，触目惊心之余，让人明白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伤害如影随形，即使黑人已得到名义上的“自由”与“解放”，那段历史却无法淡忘。

《最蓝的眼睛》中的波林，以在白人家庭里工作为荣，对自己的儿女、家庭与生活的黑人社区冷漠疏离，试图以白人的标准重塑自己，以得到尊严和价值。而莫瑞森用波林在看好莱坞电影时被糖崩掉的牙齿来暗示：如果黑人一味放弃自身的传统来迎合白人社会的标准，其结果只能是被伤害、被抛弃。

二与人物生活的空间与环境有关

如房屋、气候、地域、社区等，为故事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背景，也是对历史的象征与隐喻。在小说《宠儿》中的塞斯是一个叫做“甜蜜之家”种植园的奴隶，当她逃走后再次看见这个庄园时，她不由想象“地域也许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当然有烈火与硫磺，但却被掩盖在花边叶灌木丛后面。黑奴吊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这个庄园的名称象征着白人的“甜蜜”，却是建筑在黑人奴隶的血泪和生命之上的。“房子”和“家”在文本中一般是稳定的空间状态，而《宠儿》中的124号房子，却始终充斥着不安与恐惧，镜子一照就碎，蛋糕上显现两个触目惊心的小手印，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着热气，苏打饼干被捻成碎末沿门槛撒成一道线，活蹦乱跳的小狗莫名其妙地自己往墙上撞……，居住其间的人深受折磨。“124”这个特殊的数字，暗示《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至今已过124年，虽然黑人早已拥有法律上的自由，但奴隶制的阴影和留下的伤害却如同124号屋子里的鬼魂，始终难以忘却和消散，要拥有精神上的救赎和自由，就必须有直面历史，回忆过去的勇气。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全书以叙述者克劳迪娅的一段话结束：“现在当我看见她在垃圾堆中寻找——寻找什么呢？寻找被我们杀害了的东西？我谈到我怎样没把种子埋得太深，我谈到怎样会是我们小镇的土壤、土地的过错。我现在甚至认为整个乡下的土地都在那一年对万寿菊抱有敌意。这土壤对几种花儿是很不友好的，对某些种子不提供营养，使某些果树不能结出果实。当土地决意扼杀它们的时候，我们默认了并且说受害者无权生存下去。当然，我们错了。但无济于事。太迟了，至少在我们小镇附近的垃圾堆和向日葵中间，它实在、实在、实在太迟了。”

从上面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土壤”象征着社会，而“垃圾”则象征着黑人的人性。“万寿菊”“花”“种子”“果实”等象征的是许多黑人受害者。“这土壤是多么不公平，它孕育的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它就是不肯给某些“植物”提供影响，不让它们生存，开花结果”。整段文字蕴涵的意义意味深长：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里，黑人的价值观、审美观被践踏、遭遗弃。在白人文化强大的攻势与种族歧视的压迫下，黑人的人性被扭曲变异，终至毁灭。万寿菊的悲剧，是佩可拉的悲剧，也是黑人的悲剧。

莫瑞森笔下的人物常常生活在被白人社会颠倒与扭曲的地方。如《秀拉》中，黑人社区处在土地贫瘠的小山坡上，但却被白人奴隶主称为“底部”，并解释为“（这是）天堂的底层——最好的地方”。《所罗门之歌》中，黑人们对社区中心街道“医生街”的命名被白人明令禁止，他们只好称这条街为“不是医生街”。命名权与解释权都操纵在白人的手中，黑人对自己所居住的社区毫无控制能力，读者从这荒谬的现实中体味到美国黑人的辛酸。

三以“文本结构”为载体的象征

第三类则是一种深层次的象征，主要通过小说的文本安排与结构技巧表现作品的主题与作者的思想。

丁·瑟曼在《纽约人》杂志上撰文讨论莫瑞森的创作手法时指出：“作家如同将灾难性事件的场面画到一块黑色玻璃上，她把这玻璃打碎，然后以互不相连、令人迷惑的现代形式将其重新组合”。莫瑞森自己则称：在《最蓝的眼睛》和《宠儿》中使用的是一种环形结构，“如果你回到开始就会身不由己地被推向终点。”作家用这种结构象征写法，强调了在白人文化高压下，黑人自身文化传统已扭曲断裂，失去文化依托的黑人思想混乱，人性扭曲，生存的历史成为一段段难以整合的碎片。

《最蓝的眼睛》的文本结构是由两小块动静结合的板块构成开篇和由秋、冬、春、夏四大块组成的文本主体。开篇的第一个板块来自启蒙读物《杰克与简》，呈现的是一幅安逸静美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画面。但是，随着选段的重复，这个静止的画面逐渐模糊，标点消失了，大小写消失了，所有的单词连成一片。在黑人小女孩佩可拉的眼里，这幅画面是不可能实现，也无法理解的美梦，与现实世界的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的家庭只给了她冷漠、粗暴和伤害。第二个板块则记录了黑人姑娘克罗迪娅的意识流活动的心迹，不仅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事件的视角，也象征着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黑人传统价值观正在被消解，被扭曲。构成文章主体的四大板块，根据大自然的季节变迁分为秋、冬、春、夏四部分，然而它却不是从自然周期的开始——春天来讲述故事的，这种有意设置的凌乱顺序也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不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的常识。秋天，佩可拉月经来潮，开始发育并渴望得到爱；冬天，她想得到爱，但她的丑使她到处受到嘲讽，她渴望有双蓝眼睛；春天，万象更新的季节中，她不但没有得到爱，父亲还奸污了她；夏天，她发疯了，认为自己有了一双最蓝的眼睛。作者把佩可拉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与大自然周而复始的四季相联系，反衬出佩可拉的悲剧是反常社会价值观念的产物，象征着黑人追求白人文化，注定只有毁灭的结果，黑人只有团结起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才可能生存下来。

《爵士乐》中，开篇纷乱的叙事节奏与速度，令读者犹如置身于20年代哈莱姆爵士乐师即兴演奏的旋律之中。全书分为长短不一的十章，章与章之间没有数字序号作为阅读引导，仅以一页空白隔出，各章之间又似随意地由空行隔为若干小节，如第一章由三部分组成，而最后一章则分为七个小节，恰似爵士乐演奏中的缓冲与停顿。在这本讲述美国“新黑人”如何在白人社会中生存的故事里，莫瑞森采用酷似爵士乐的文本结构来凸显了文化冲突对黑人心灵的冲击，用爵士乐的节奏象征预意了在北方黑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焦躁情绪”。这种情绪是非洲裔黑人独特的民族经历与北方城市的工业文明相碰撞的结果。

莫瑞森还擅长使用多重视角转换的叙述方式深化故事的主题。在小说《宠儿》中，对杀婴事件的描述，即通过了多个叙述者，包括宠儿、丹芙、塞斯、奴隶主和解放奴隶者。每个叙述者通过自身特有的视角，对同一个故事进行描述、补充、修正、阐释，打破了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和线性结构，读者必须与人物感同身受，运用自身的思考与情感填补真相碎片中的空白。这种写作方式也具有一种象征意味，表现了莫瑞森对黑人文化的思考：必须通过集体的力量共同参与，才可能修复黑人的传统，实现文化的复兴与精神的自由。

在莫瑞森的小说中，象征的运用极为普遍。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以外，还有隐藏在神话或民间故事中的象征，时间形式上体现的象征等，犹如一个宝藏，掘之不尽。在解读文本时，若能注意到其中的象征主义创作手法，必将对读者理解文本意义，揣测作者意图产生莫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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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