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模糊的存在

男性：模糊的存在

李安

——浅析刘呐鸥小说的男性塑造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派开创者的刘呐鸥，其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独特的意义，其开创性之一便是男性形象的塑造，小说中的男性大多成为一种模糊的存在，这不仅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挑战，也对现代派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刘呐鸥；新感觉小说；男性形象；模糊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6A-0083-02

Abstract：AsChinesemodernistschoolpathfinder，LiuNaou'snovelcreationhasauniquemeaninginthehistory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Oneofitsgroundbreakingsisthemasculineimagemold，Inthenovelmalemostlybecomesonekindoffuzzyexistence。Notonlythistotraditionalmalepowersociety'schallenge,alsohastheprofoundenlightenmentsignificancetothemodernistschoolcreation。

Keyword：LiuNaou；Newfeelingnovelcreation；Masculineimage；Fuzzy

作为“新感觉派”小说开风气之先的刘呐鸥，其小说创作虽仅有《都市风景线》等不多的短篇，但在谈到他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时，不能不承认他在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要远远大于小说本身的意义，他“第一次用了新异的现代形式来表现东方大都会的城市与人的独特神韵”[1]，在当时盛行“脸谱化”、“公式化”的小说界，真正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有论者认为其作品在“内容上品味不高，价值取向上道德感稀薄”[2]，不可否认刘氏小说不能成为道德的风向标，但这并不影响刘呐鸥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

我们在对其进行深层文化解读和价值重构时，更应该重视其“现代性”上，重视其真实的反映现代都市小人物的生活上。其中之一便是都市男性形象塑造的创新意义，一反传统男权社会地位的强势话语权，不仅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士形象，而且将很多男性主人公塑造成一种模糊的存在，这是应该值得我们重视的。然而这并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就这一方面进行探讨。

一

人们重视到了刘呐鸥小说中的都市女性群象，对其有了较多的研究，并将她们与近代都市化联系起来。但对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却探索较少，其实刘呐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也很有特色，在近代化过程中，可以说是一反传统的男权话语中的男性群像，而大多是模糊的，塑造成一种模糊的存在。在男性主人公身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女性化、被动化、弱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刘呐鸥小说的男主公形象可归结为同一模式：他通常显得阴柔、无助，他们不像拿得起、放得下的血性男儿模式；他们常常眼泪汪汪，其个性行为让人深感痛借、怜悯；他们都追求过时的诗化、浪漫，而太浪漫、太荒诞、太感伤，他们这种女性化、被动化、弱化的倾向，正代表着一种被制度、被文化、被生活压抑得变形的绅士典型。他们或者隐匿在女性形象的背后，或者在精神上深受女性的影响，都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成为模糊的存在者、在场的缺席者。

梁实秋曾经说过，随着时代观念的转变，原本被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尊称的绅士，到了民国时期已变成为一个难堪的罪名。不过，在那个时期，就算是由西洋引入来的新派绅士这个称号，对时人来说亦未必是一个好的称呼。以鲁迅为例，在一系列他指骂当时自称或被称为绅士的人物—如梁实秋、徐志摩、李四光、甚至是林语堂—的文章中，绅士这类人物均被他说成是摆臭架子、伪君子、假洋鬼子、丧家狗等，就算被认为是绅士的一种健康精神一“费厄泼赖”(fairplay)，鲁迅亦认为不应急于在中国推行。言论影响所及，绅士这个称号亦被不少人认为是一个丑恶的罪名。但在民国时期，绅士并非一个社会阶层，而是一个新的男性形象，它不受阶级的限制，亦没有严格的定义，故容许不同的诊释。尽管如此，绅士在当时上海人心目中被视为摩登的象征，不少男士趋之若鹜。30年代前后的上海是一个追求摩登与时髦的都市，上海男士不单没有抗拒绅士这个形象，而且更是积极追求，这反映在当时的都市文学与传播媒介中。

消费和享乐是30年代都市文学的主色调。大多数的男主人公是有闲阶级的消费者——律师、医生、阔少爷，大学生，以至流浪的知识分子，他们活动的场所是咖啡店、电影院、公园。跳舞场的爵士乐代替了工场中机械的喧闹，霞飞路上的彳亍代替了码头上的忙碌。

刘呐鸥小说正好道出了当时的一套新生活模式。他利用都市生活作为文学的想像空间，第一次鲜明地把都市中的摩登男女形象显现出来。事实上，刘呐鸥就曾经在日记里说过，在他的小说里边差不多全部是他亲眼目睹的事。据记载，刘呐鸥本身就是一个“烫头发，笔挺西装”的摩登青年，并经常出入舞场。刘呐鸥亦经常于晚饭后去看电影、跳舞。由于所接触的都是所谓的摩登生活方式，他自然能将之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刘呐鸥总喜欢把小说中的男士塑造成一个绅士形象。在一篇小说《礼仪与卫生》里，刘呐鸥描述其中一位男主角有着卓别灵式的胡子，广阔的肩膀，他的职业是律师，驾的是苹果绿的跑车，穿的是西洋衣帽，并爱持手杖。刘呐鸥亦喜欢以青年绅士追逐尤物作为他的小说题材。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两名追逐女主人公的男士都是绅士(文中称gentleman)。刘呐鸥透过一些行为细节来表现第一位男角H君的西洋绅士风度：例如H君会略举起帽子以示对女士的敬意，又会从衣袋里抽出手帕来拭汗，以及替不认识的女子领取赢得的跑马彩金……。H君的这些行为充满西洋风尚，而且都是在女性面前做的。至于另一位绅士T君亦穿时髦西装，与一般流连跳舞场、电影院的青年无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绅士虽然在同一场合追求同一名异性，但却没有争风吃醋，更没有动武，只是轮流邀请那位女士共舞。这只能是绅士的所为。

海派散文家钱歌川在30年代的一篇文章曾指出，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没有安乐的生活，上海表面是天堂，里面是地狱。这说法正好与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一开始说道“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在现实生活里，在行动中努力追求学做一名摩登绅士是刘呐鸥小说中男士生活上的重要课题，但同时在内心深处，刘呐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还展现出由于理想与现实不协调所产生的焦虑体验，他只能在“新感觉”中放逐自己。

二

刘呐鸥小说中大多数男性形象是缺少能力的，他们只是女主人公追求和爱恋的目标，他们较弱的个性始终不能给独立社会的女主人公以一定的支持和勇气，甚至他们没有独立的个性。他们的身份或为律师、或为工厂老板，或为法国人，都是带着浪子气的绅士，文雅而屏弱，其以女性为消费品的薄情往往通过温情脉脉的方式来表现，温情脉脉既是浪子肤浅的情意，也是浪子的软弱无力；而在作品中偶尔出现的爽快的汉子，如在《游戏》中女主人公喜欢的另一个男性，则是软弱无力者在臆想中渴望拥有的强悍品格。

在刘呐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漂泊者形象。现代都市生活中，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他们找不到共同的生活准则和确定的人生目标，生活失去了固定的方向和支点，茫然无措、无所归依，这便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流浪感。刘呐鸥的《热情之骨》选择了一位从法国来的比也尔作为男主人公，试图用他从法国南方，到中部的僧侣学院、再到上海来的漂泊流浪的人生经历，来隐喻和象征他所代表的一类在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没有归宿，没有温暖的慰藉，被生活抛出了轨道。在《游戏》中，男主人公也是如此。他出入夜总会、赌场、酒吧、舞场，寻欢作乐，醉生梦死，但是一切欢乐都如过眼云烟，他们无法从痛苦和失落中得到拯救，“他走着他不知道的路”，和着“铺道上的脚，脚，脚，脚……”，继续漂泊。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出刘呐鸥笔下的男主人公身上有他很重的自叙传成分，这不仅表现在作品普遍采用第一人称，即使是第三人称，也总不知不觉换成第一人称口吻，而且还表现为作家在看得见和看不见两种心理层面上进行的作者与作品中男主人公的角色互换。刘呐鸥从小在台湾长大，巧岁去日本留学，后在大上海暂时居住。生活居所的不稳定，也使他的思想一直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总是聚散忽忽，他们既没有后方也没有前方，既不瞻顾也不向往，人物也是最无根底。刘呐鸥以其自身的经历和思想为原型塑造一群都市漂泊者形象，他们述说着漂泊的经历，表现着漂泊者的情绪，倾诉着漂泊者的苦痛，呐喊着漂泊者的抗议。

第二类为孤独者形象。表现为一种人生的孤独感，一种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真诚与信任、缺乏感情的联系和心灵的沟通而产生的精神上的孤独感。在《热情之骨》中，一对男女相逢了，男主人公，来自法国的比也尔，一厢情愿地将对方想象为理想中的梦中情人，把她想象成是罗蒂(Loti)的“菊花夫人”的镜像(甚至他的名字，比也尔也是指称罗蒂小说里的人物)，但最后却因为她让他付五百元钱时而完全幻灭了。他认识到他与那位女性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感情关系，而只是一种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易关系，金钱使人间一切真情都贬值或者变质了，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了不合时宜的梦想家，正像小说中所写到的那样：“你每开口就像诗人一样地做诗，但是你所要求的那种诗，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即使有诗在你的眼前，恐怕你也看不出吧。”这些男性无法在都市现实中找到他们所想象和需要的那种理解、爱和真诚。金钱的逻辑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种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难以与他人的心灵沟通，在精神上陷入载载孑立的孤独之中。这种孤独感，反映了资本主义给中国都市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人际交往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人性堕落和世风日下的现实表现出深深的感伤和悲哀。正如刘呐鸥致戴望舒的信中所说：“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表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谬塞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romance，没有古城里吹着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thrill，catnal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3]

第三类为都市的失意者。现代都市像一个巨大的赌场，一方面受恶劣的贪欲驱使，从急功近利到丧心病狂；另一方面受生存竞争规律的操纵，整个社会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在这种你死我活的人生赌博中，结果自然是弱肉强食，胜少负多，到处都是这场赌博的失败者和失意者。在刘呐鸥的小说中这些欲望遭受挫折的失意者，对付挫折的典型方法就是:坐在夜总会的一角，闷闷地把整盒火柴一根一根折断，弄得满身都是碎梗（《游戏》）。却也因此被小说中的女性斥为“你太荒诞、太感伤、太浪漫的!”他认为“散步在近代的恋爱中是个不能缺的要素，因为客观存在是不长久的爱情的存在的唯一的示威，所以他一出来，便这样提议”，但是事实上这却被女主人公视为浪费时间:他们总是被描述成一个瘦弱苗条的人，他们急切的行为总是像“小男孩”一样。都市刺激起来的欲望不能够得到全部和长久的满足，就需要随时随处零碎而短暂地释放。因此，小说中的失意男主人公们便产生了这样的全部和长久从来就不是他们的目标，这是违反都市欲望的性质的。再进一步说，也许欲望的满足也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更需要的是欲望的刺激，无限持续下去的刺激，在刺激中感受到的欲望比在满足中感受到的欲望更真切、更生机勃勃、更具有诱惑性。他们要让刺激发挥到最大的程度，他们要调动起自己的“神经末梢”来充分感受刺激。只有都市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这样的刺激，他们因此既热爱都市、依附于都市，又讨厌都市，他们把自己融入到都市之中，化为一体一“都会人的魔欲是跟街灯一块儿开花的。”[4]

作为都市的漂泊者、孤独者、失意者，刘呐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甘愿成为都市欲望的感受器官，他们知道他们因此而丧失了人的独立和自主，他们明白他们的生活是不自然的、是病态的，可是他们爱恋着这病态。刘呐鸥翻译出版了一册日本小说集，其中片冈铁兵的一篇作品的标题用作了小说集的标题:《色情文化》。在片冈铁兵的这篇小说里，男主人公反省他们的都市生活，自白道:“我们几个人是像开在都会的苍白的皮肤上的一群芥醉的存在”[5]，而这也正是刘呐鸥小说的男主人公的自我言说。他们虽然在这个都市绅士地生存着，在精神上却永远是一个缺席者，一个存在的模糊者。

参考文献：

[1]刘保昌.乡土的都会[J].江汉论坛，2000，(12):62。

[2]汪星明.试论新感觉派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2):17

[3]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A]，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4]刘呐鸥.方程式[A].刘呐鸥小说全编[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5]片冈铁兵.色情文化[A].刘呐鸥小说全编[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