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都市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都市女性

杨坪

杨坪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本文以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小说为观照对象，通过对女性婚姻状态的展现和男性形象的消解两个方面来考察其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并分析张爱玲的这种都市女性书写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都市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174-01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其丰富独特的人文内涵哺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上海为题材的都市文学描绘中，张爱玲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创作中，她选择了上海这个现代化都市作为书写空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以女性立文，以小人物的市民身份演绎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悲欢离合，共同构成着上海这座城市的传奇。

在张爱玲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都市女性是她笔下最能体现都市社会与市民意识的载体。女性是城市的代言人，并成为都市文化内核的最佳载体。张爱玲认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1]因此，张爱玲的都市作品，将女性作为立文的视角，时刻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对女性加以观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彰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城市与女性的关系中，她以爱情婚姻为切入点，描写上海女性的生存状态。情感与婚姻是张爱玲写得最多的题材，也是她最得心应手的主题。张爱玲倾注笔力于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冷酷的现实所遗弃的欲求。她的作品中大致有两类情爱:一种是“纯爱”的冥想，《心经》即为代表。严格地讲，在凌峰仪和女儿小寒之间存在的只是一种畸变的恋情，而小寒执著地将它种植在父母之间越来越宽的情感真空带。在父性猛然苏醒后，这寄托纯爱的空间一点点缩小直至破灭，迫使小寒走出幻觉，结束情感的寄居而寻求独立。第二种是“谋生”的爱情。张爱玲曾说过:“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挣扎在百孔千疮的感情世界里。尽管她们出身、教养和生活经历各有所异，但无论是有知识的如孟烟鹏，无知识的如曹七巧;为经济的如淳于敦凤，为爱情的如川嫦，她们的灵魂都深深浸染着女奴意识。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丧失了自己的人格，成为男性的附庸。这些女性们颠覆了人间最美好的爱情，把所谓的感情作为一种投资，以谋生为目的寻找感情归宿，使情感婚姻的意义由“谋爱”变成了“谋生”。《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受过西式教育，早年父母送她去英国读书，“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而《留情》中的淳于敦凤，更是“完全为了生活”，嫁给“根本也没什么感情”的年近六十的金融家米晶尧。《花凋》中，“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婚后住在娘家，兄嫂在花完了始嫌弃她，因而找到一桩安全的婚姻是她摆脱烦难的唯一出路。媒人徐太太点明了这个真相:“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然而没有情感作基础的婚姻也只能是水上浮萍“，谋爱”而不得的女性只能转向“谋生”，生活在其中的女性就如同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月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在这种叙事语境中的女性，不仅没有真实的岁月，甚至被剥夺了血肉之躯，只不过是扁平的、鲜艳而毫无生机的图样而已。这可以理解为张爱玲对整个时代中女性命运的象征，也可扩展到人在世界上无所逃遁的命运象征。

另一方面是对男性形象的消解。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作为统治群体，一直都是以伟岸、高大、充满着阳刚之气的形象出现。男性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男性话语的权威性。如同很多女性作家一样，张爱玲在观照人生时采用了女性的视角，以女性书写的方式，来消解男权话语的中心位置，凸显女性的主体意识。海外学者指出，张爱玲小说男性形象的基本特点就是“不会干事”、“坐吃山空”、“架势十足”、“窘迫”，男性们往往被幼稚化、婴孩化、尸体化、女性化。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男性大多是身心不健全的，或形体残缺，或精神萎缩。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贼贼脑，一点丈夫气都没有，并且几乎都无法担当起家庭的重任。《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天生一副畸形的躯壳，“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三岁孩子高，《留情》中的金融家米晶尧“除了戴眼镜这一项，整个地像个婴孩”，穿上西装“就像打了包的婴孩”，连头带脸“像个三号配给面粉制的高桩馒头”，《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一副“发育未完全的样子”，是女性化的男性，《花凋》中的郑先生作为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封建遗少，生活在旧时代的阴影中，“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这些遗老遗少、半新半旧的人物都可以归入此类。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借助精神萎缩、退居配角的男性，形象地表达出她对男权社会强烈的解构意识。

女性都市小说在张爱玲笔下开创出一朵奇葩，为中国20世纪整个都市小说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首先，深刻清醒的女性意识观打破了传统女性的主体意识，促进了现代女性意识的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男权社会话语中，女性作为被放逐于男性权力文化之外的边缘人与失语者依附处于社会核心地位的男性。“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把女性的深重灾难完全归之于男权中心社会。“张爱玲对女性群体的心理疾病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在她的笔下出现了女性的自我观照、自我审判、自我解构的新气象，并且她把笔力集中在揭示女性的负面”[2]在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张爱玲对于男权社会文化传统及都市生活中男女两性角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她以女性的话语为中心，将男权话语置于边缘化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以女性书写的方式表达了对男性权威的否定，来消解长久以来男权话语的中心位置，彰显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其次，作品极大地丰富了都市小说与女性写作，创作做一批影响深刻而又鲜活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刻画。如曹七巧不仅在张得作品中是一个特别深刻的形象，在整个文学史中也是一个经典，这对于女性形象的深入创造具有积极的意义。张爱玲对都市女性生存状态的刻画展示着都市生活的精髓，这种对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的描绘渗透了作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观照，也使得上海这个都市更富有迷人的风情。

综上所述，张爱玲作为一位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热切的关注都市生活，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她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都市上海的特质，以其奇诡华丽、苍凉虚无的创作征服了上海人，开创了女性的都市书写的独特一面，成为都市女性文学世俗化写作的先锋并达到高峰影响了后来一批海派作家的创作。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谈女人[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宋家宏著.走进荒凉[M].花城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杨坪（1985.—），女，辽宁人，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