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历史主义角度下的《活着》

浅析新历史主义角度下的《活着》

王玉娇

辽宁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摘要：

新历史主义小说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上，是一种以新历史主义为主要历史观的新型文学形式，余华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作家，本文重点浅析余华的代表作《活着》中所体现出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手法。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活着》

前言：

新历史主义反对片面孤立的分析文学，其抒写是反传统的，新历史小说家们认为所有的历史书都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因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带有一定的情感价值立场从事史书书写工作的，或许他们很想要尽可能的真实的呈现历史真相，但是，他们自身所带有的这种情感价值观念会影响他们对于史实的书写和判断。主要表现在：运用民间视角，塑造边缘人物，强调个人体验，表现历史的偶然性等方面。在新历史小说中，有的不再是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而是平常的民间世俗生活，普通的乡野村夫，实现了“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从宏观到微观，从显性政治学到潜在存在论”[1]的转变。余华是新历史小说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作家，本文重点浅析《活着》这本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新历史小说反传统的写作手法。

一、民间视角，强调个人体验

新历史小说家们往往选用民间视角来叙述。余华说过“外部的世界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2]因此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经常会在文中出现“我”这样一个叙述者的形象，文中的“我”在历史和现实中不断的隐现，沟通着历史与现实，向读者传递着作者对于这段历史的个人体验与感知。《活着》采用了双层叙事的结构，两个叙述者在文中是平行出现的，一个是小说的主人公徐福贵老人，另一个便是“我”，一个民间采风人。

《活着》刚一开头就向读者交代了“我”的形象：“‘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在乡间采风的时候，“我”遇到了这样一位老人，带着一头老牛在田野里耕田，‘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讲述了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3]“我”在文中起了一个类似于“串场”的作用，时刻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位老人就是《活着》的主人公徐福贵，在老人讲述他一生的“不平凡”境遇时会时不时的出现“我”的评论与见解，“我”沟通了老人所亲身经历的那段苦难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令读者可以时刻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作者在向他们讲述一个他所听到的故事，老人讲述他的故事时，仿佛又把读者拉回那个苦难的年代，令读者可以融入这个故事，陪同“我”一起看老人人生的沧桑变化。而且，“我”的存在使得老人所讲述的这个故事更具真实性。试想，假如一开始，余华就以第一人称“我”为视角讲述这样一个如此坚韧活着的故事，会给读者有一种虚构的感觉，或者一开始就以老人福贵为视角叙角，如此坎坷的命运，会让读者觉得有些牵强，都不如像这样，两个叙述者平行出现，交叠叙述，沟通着历史与现实，令这一故事真实性与艺术性统一，更令读者感动。

二、刻画平民小人物形象

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往往把土匪，恶霸，地主，罪犯，妓女等这种生活在被主流意识所掩盖下的社会边缘人物作为主角。

《活着》中的主人公徐福贵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被主流意识所掩盖下的小人物，年轻时吃喝嫖赌，不务正业，气死了亲爹；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之后，被派去拉大炮，每天想的并不是所谓的为国尽忠，而是怎么才能逃回家去，作者在刻画福贵这一形象时，并没有说他如何英勇作战，舍小家顾大家，而是挖掘他身上最真实的人性，“人总还是要为自己而活的”，使得这一形象更加饱满。然而，福贵虽是一个生活在被主流意识所掩盖下的小人物，但是他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缩影，他身上还有着普通劳动人民的优良美的和精神品质，值得我们为之感动，折服。福贵他有颗宽容的心，儿子有庆的死让他痛心疾首，可是当他发现害死自己儿子的县长竟是和自己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春生时，他选择了宽容，而且，当春生被批斗时，福贵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还鼓励他要好好勇敢的活下去。福贵他有坚强的意志，当有庆被抽血致死，家珍病死，凤霞难产而死，女婿被水泥板砸死，唯一的孙子也因为他的疏忽吃豆子撑死了，福贵没有就此了断自己的生命，而是坚强的活着，还从集市上用仅剩的钱买了一头快要被杀死的老牛，从此相依为命，坚强的活着。

三、展现历史的“偶然性”

新历史小说家们往往喜欢撰写带有“野史”味的历史，通过民间传说加以构造，主人公身上所经历的事情往往具有偶然性。

主人公福贵从抗战到文革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可以说是既偶然也必然。福贵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却嗜赌成性，被龙二设计，倾家荡产，又因祸得福，在批斗地主运动的时候挽救了自己，而龙二却因为赌赢了福贵家所有的家产，在土地改革中被划成了恶霸枪毙了，历史的偶然性得以表现出来。在福贵大彻大悟准备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命运再一次出现“偶然性”，在去给病重的母亲进城拿药的时候，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去拉大炮。有庆因为救助与自己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友春生的妻子被活活的抽干了血悲惨的死去，善良的家珍也得了“软骨病”死去了，可爱的女儿凤霞因为生了一场大病成了哑巴，好不容易遇到了知冷知热的偏头女婿二喜，却难产死了，二喜也因两块水泥板意外坠落活活砸死了，唯一剩下的苦命的外孙苦根也因为他的疏忽，吃豆子撑死了，最后只剩下了一头将死的老牛与他相依为命。几乎所有人的死都包含命运的“偶然性”。福贵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除了接受命运的“偶然”，别无他法，在看着亲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之后，他似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坦然面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枕头下始终留着10元钱，是要留给他死后来帮他收尸的人的。

结语：

在《活着》中，余华并没有写那些“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去塑造那些历史事件的大人物，而是向我们刻画了这样一个生活在被主流意识所掩盖下的小人物，有血有肉，还原了人性本来的面貌，面对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只能忍受，用自己坚韧的精神与命运做斗争，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世人活着的意义。“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4]

注释：

[1]罗素，《论历史》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

[2]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作家出版社，2008.3

[3]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08.6

[4]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作家出版社，2008.4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

[2]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我的写作经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