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约五年前开始，我多次在报纸和电视等传媒是鼓吹，应当改变我们法官的服饰，应当由大盖帽、军警式制服变为法袍。所以，当1999年最高法院决定要换法袍时，一家媒体采访我的报道里称我是在中国第一个倡导换法官服的人。应当说，真正促使我们换服的动力来自于司法机关内部；随着司法界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那身军警式制服让我们的院长们以及法官们越来越小自在、法官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现在，总算改了过来，实在值得庆贺。
商务与法律
2002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