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已经是“文革”以后的1979年春天了。那时我父亲被“四人帮”整了十几年以后刚刚获得平反，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和平宾馆。我陪着照料他的生活。父亲当时几乎全身都是病，但是他心情畅快，精神抖擞，全身心地投入田汉追悼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
巴金研究
2001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