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疑探

辛亥革命之“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疑探

李兴成

李兴成

（东阳市南马高级中学，浙江金华32212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的基本构成有社会物质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观念结构。二十世纪初期侧重于政治上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先天不足，而且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共和”就成了空中楼阁，“民主共和观念”不可能为时人所接受、理解，更谈不上深入人心。

一、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了急剧破坏的过程。外国资本主义日益深入农村，导致了广大家庭手工业者的破产，太平天国革命浪潮过去后不久，到八十年代土地兼并又加速进行，地主剥削日益加重，使得数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加之连年灾荒，这就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驱上饥饿和死亡之路。在农村，旧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但并没有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前程。在农民的头上，只不过增添了一把帝国主义剥削的新枷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1904年，清廷曾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正是在这种背景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艰难地向前发展着。据统计：“总计1901年至1911年间，新设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前此三十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然而，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使中国民穷财尽、百业萧条。可见民族工业的基础仍然是十分脆弱：突出表现为资金不足。不仅使中国的重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且轻工业也是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下，经不起风浪。

二、认识上的不足

1.对西方“民主共和”认识肤浅

据方维规的考证，在十九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的“democracy”和“republic”这两个概念在汉语译释中并没有严格区分。换言之，“民主”一词既可能是“democracy”的汉译，但也经常是译自于“republic”，使得讲西方的“民主”时究竟是指“democracy”或“republic”，在许多情况下是很难断定的。但可辨明的是，孙中山效法美国而提出的“共和”观念，其主要涵义与梁启超极力辨明的“民主”之义相当，而都是指推翻君主世袭制度而改为公举国家元首。而需注意的是，在孙中山的观念里，“共和”未必即为实行民权，且孙中山提出“共和”一词的概念，应与《史记》中记载周厉王被放逐，而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的“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之典故有关。因此，孙中山尽管所提及的是西方“共和”国家，但他仍可能是以中国的“共和”概念来理解。例如，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就分别比较了中国周朝和罗马帝国的灭亡情形，并说：“民权这种事实，在希腊罗马时代已发其端，因那个时候的政体是贵族共和。”由孙中山使用了“贵族共和”一词来看，应可推知他所谓的“贵族共和”仅相对于君主一人独治天下的“君主专制”而言，故“贵族共和”亦未必即有“民权”。

2.政体与国体的研究中侧重于政体

“三民主义”作为指导创建共和国斗争的理论纲领，在革命的准备时期起过重大的鼓动作用。但是，正如孙中山十几年后总结经验所说，当时“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孙中山特别着重于“政体”的研究，这是必要的。然而，他一向忽略“国体”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导权问题，和对于国家的主要成分———军队（革命党自己创建、领导和掌握的军队）问题，表现轻忽。这样，即使民主法制怎样地完善，却因为没有保障实施的条件，或者流于一纸空文，或被敌对势力毁于一旦，篡权坏法，民主共和遂演为专制之谬制。孙中山后来有所认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已经是“护法”有心，回天无力，追悔莫及了。

三、实践中的局限

从兴中会建立后的广州起义，同盟会建立后的萍浏醴起义、黄花岗起义，一直到武昌起义。革命党人最注重的莫过于武装起义一举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共和政体。很多人认为，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共和政体，中国的根本问题就解决了。这充分表明他们的思想理论严重不足，模糊了人们对民主革命真谛的认识。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不止一次地宣传“今是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其目光只专注于共和政体之上，而不从实质上去考虑共和政权如何操作与运转，忽略了民族和民权主义，特别是民权主义的宣传。尽管孙中山鼓吹民生、振兴实业、促经济之发展，其潜意识在于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巩固共和国基础，通过大工业生产来启蒙共和意识，使经济与政治得以相辅相成之发展。但是，毕竟缺乏如宋教仁那样鲜明的政治主张———“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尝未真正建设也。”以致未能制订一套适应新时代共和建设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其要者即是忽略了民主主义思想与精神的灌输和融铸。孙中山也颇有感触：“现在改为共和政体，国人多有不解‘共和’二字之意义者。”

事实正是这样，“就大我数国民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仅于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而非根本于原理。盖事实问题者，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所谓利，而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就在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还有不少人不明白民国建立是中国的新起点，时代已经巨变。各地发给孙中山的贺电、函札，“或称大总统陛下，或书恭请圣安等字样”，新旧交杂，不伦不类。虽然这种传统观念在民初新旧交替时期在所难免，但这些观念出自知识层，就更能说明民主启蒙在知识层还显得很肤浅。知识层尚且如此，其它层面对“民主共和”理解（甚至是了解）程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四、没有相应的群众基础

其实还在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希望赶快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尽量缩短革命的历程，取得廉价的胜利。“一些省区，如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以后，由于地位发生了变化，很快地向右转了，其中有些人已蜕化为新官僚政客。当时宣布起义的各省，无论是革命派掌权，还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权，几乎一律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府县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军被遣散，广东的十几万民军被裁撤，湖北军政府通告全省各州县官绅赶办团练，防止农民暴动，并派军队镇压会党武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刚刚取得局部的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他们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不难看出：在革命中地方封建政权基础根本没有彻底砸碎，新政权与人民为敌，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是说，孙中山最强调的民主共和制度在革命过程中就预示着不可能真正建立。

我们还可以看到以下情况：在农民思想中存在的某些保守因素，比如皇权主义，对他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是有所妨碍的，这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逐渐破除。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末叶，革命的农民群众正独立地挟着雷霆万钧的威力，雄视阔步地朝着反帝斗争的高峰奔进，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这一伟大的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没有也不可能进行领导的。所以，农民群众只是给予这一虽是新兴的却尚未成为时代主流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最初武装斗争非常少的顾盼。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可以在数月之间就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在此废墟上建立一个完全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政治心理、文化传统，却绝非是在短期内所能变革的。鲁迅发出呐喊：“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时人曾对当时民众对民主的认知作过估计：“其识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