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中华人文精神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中华人文精神

张英

张英

提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但并非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并非是西方人本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忽视自然和他者存在的发展最终都不可能是科学的发展。中华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文明、“生生不息”的生态观、“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对片面强调科技导致的“工具理性”有矫正作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把“文化中国”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战略，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华人文精神文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G412

作者信息|张英（1964—），女，陕西咸阳人，法学硕士，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712082。

科学发展至少应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但并非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并非是西方人本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忽视自然和他者存在的发展最终都不可能是科学的发展。在当今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人类的主体性和潜能得以充分张扬的今天，谈科学发展应该警惕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理性的暴虐”对人自身的工具化。在强调“人是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生态的价值。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正确处理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中华人文精神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是相通的。我们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会发现中华人文精神对当今社会不和谐的发展的也能起到矫治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文明、“生生不息”的生态观、“万物一体”的系统观对当今社会的科学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系统的理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八大”报告又明确地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八大报告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是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不仅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而且还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是目的，“依靠谁”是动力，两者是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统一体。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胡锦涛同志说，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这说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实质就是把人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本质、目的、动力和标志的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观念。

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二、“以人为本”不是民本主义也不是人本主义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但并非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并非是西方人本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中国与世界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以人为本”不是民本主义

有人认为我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也是“以人为本”，实际上二者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国自春秋以来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左传》中就有重民轻神的思想，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战国时的孟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代的魏征又将这种思想进一步解释为“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概括来说，民本思想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1）庶民是国家的主体，民贵而君轻；（2）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兴亡；（3）要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1]（第8页）民本思想的提出是对神权的有力挑战，也是对君权的一种限制，但这种“民本”思想是相对于“君本”而言的，君与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重民的目的不是为了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了君王统治的长久。“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对这种“民本”思想的最好注释。而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的“人”不同于以往的“民”，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以人为本”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的结果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大的实惠。因此，民本思想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

（二）“以人为本”不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20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学术流派，关注人的价值与尊严，其创始人为马斯洛，后期代表人物是罗杰斯。多数人本主义学者都以“自我”为中心研究问题。罗杰斯的“自我中心论”认为，个人按照其自身经验来认知世界，这种认知影响着其人格并指导其行为以满足全部自身需要。个人存在的意义在于力求达到自我实现、自我保持和自我提高。“人本主义”强调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重要性，认为人不是环境的产物而是环境的创造者。这种完全以人的需要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要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其核心观点包括：（1）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有意识的人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掌握和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2）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3）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2]（第168页）人类中心主义表现于现实生活中，则是以人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与利用为标志的现代生活方式，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发展。由人本主义很容易走向人类中心主义，从而造成对非人类的自然生态环境存在价值的漠视。沿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人类走上的将是一条不归路，最终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人类无法生存。

显然，“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无法发展甚至人类无法生存。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者的目的以及发展的结果都是不同的。

三、“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中华人文精神是相通的

“民本思想”虽然包含了重视民心民力、体恤民情等传统中国社会中封建统治者政治开明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则完全没有超出作为治民之术的皇权专制主义的范畴。“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实现了从神性向人性的回归，但它在实现人对理性对象驾驭的同时，又带来了人与对象之间、人与人之间乃至人自身的内在冲突。因此，“民本思想”、“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其旨趣相距甚远。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个新论断，它与中华人文精神是相通的。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大力弘扬中华人文精神。

中华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人文精神。西方人文精神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真正形成系统的人文主义则在文艺复兴时期。阿伦·布洛克认为，“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3]（第12页）西方人文主义把人的肉体和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称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西方人文主义有三种不同形式，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反对神的权威，肯定人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欲、情感。目前西方的人文主义不再针对“神性”，而是反对“物性”，反对科技和商业的高度发展所导致的欲望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此都有深刻的批判。毫无疑问，西方的人文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权、张扬人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是以个人为本位、以实现自我价值为基本追求，在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个人利益至上。这与党的性质和宗旨都是相违背的，也与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性质上说，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来自人民群众，根植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讲“以人为本”，是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坚决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对于我们党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党的性质和宗旨又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选择，中国的发展要始终保持中国特色，就不能不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就不能不弘扬发展中国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

中华文明渊源于原始的巫祝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处于一种人神相杂的状态，人总是与“神”、“帝”和具有人格神意味的“天”相纠缠。到西周时“神”、“帝”、“天”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人自身的德行却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以德配天”成为周天子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在由“天”“神”转向“人”的同时，西周形成了丰富繁盛的礼乐文明，包括一整套的典章礼仪教化制度，标志着中华人文精神的萌芽。

孔子对西周的礼乐制度进行改造，并删定了《六经》，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调，标志着中华人文精神的形成，对以后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孔子的“仁”就是人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异于禽兽的一点点“善端”。凸显了人的主体性特别是人的道德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之间的相互感通，“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也要爱普通的民众，也要爱天地间一切存在的事物。因为在儒家看来，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不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只要存在，都有他存在的价值，而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的事物不是漠不相关的，而是相互感通的。怎样才能感通到他人乃至他物呢？“仁以通为第一义”，由仁可以达到“通”，这种“感通”的方法也就是行仁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方法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可适用于人与物之间、国与国之间，《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所具有的普世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儒家对“天人”关系进行思考，其他诸子也有思考。如墨子主张“天志”、“兼爱”、“非攻”，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这些思想都构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而《易传》则综合了这些思想，形成了“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从各家思想的源头上讲，可以这样概括地说，墨家重“天”，儒家重“人”，道家重“地”（自然），而《易传》中提出了“天、地、人”的“三才之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系辞下》）《周易》一书把宇宙万物归纳为天、地、人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之间是一个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永远处于“生生不息”的“变易”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下》）人应该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新发展。“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彖辞》）“人文”应效法“天文”，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强调人事活动与自然法则相适应，人与自然应协调发展。

宋代儒者特别强调“万物一体”的“天人合一”观念。如张载说“大其心则天下无一物非我”，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陆九渊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宋代儒者把天地万物纳入到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系统中来看待，以普遍的“仁心”来观照万物，把实现“天人合一”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在实现万物价值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宇宙观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不会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宰制，恰恰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郭齐勇先生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4]（第82页）

由此可见，中华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相通的。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也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更是关系到中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5]（第93页）。作为中国人都置身于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所形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成为联系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纽带，这个精神纽带是割舍不掉的。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脱离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国传统中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文明，“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万物一体”的“天人合一”观念都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对于今天“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四、“文化中国”应成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

胡锦涛同志说：“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科学发展观对我国今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布局。“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从当前中国的实际来看，中国作为经济强国已为世界所公认，作为政治大国也在逐渐崛起。特别是在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所表现出的高姿态、大视野必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中国当前还不是一个文化强国，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而这一点最终会制约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所以十八大报告又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要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文精神。

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必须以“文化中国”为根本，必须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因为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而不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不是13亿的人口。

从“五四”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退出了意识形态的主流，而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政策曾引起了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但经过“十年动乱”后，传统被彻底打倒，传统的价值理想被颠覆。从今天的现实来看，虽然传统文化“热”起来了，但主要限于学术研究，而广大民众，特别是80、90后的青年对传统仍然很隔膜，而且有些青年也还没有认识到传统的重要，反而在抵制传统，拥抱西方的通俗、乃至庸俗的文化。当前民众的世俗生活层面，仍然是西方文化的流行。这种现状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如果丢掉了我们的传统，忘记了自己的根本，甚至被西方文化所“化”，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民族还能称为“中华民族”吗？中国还是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吗？

“文化中国”应该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虽然夸大了不同文明的对立①，但是各国都重视自己文明的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只有文化才能真正将一个国家的人民凝聚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在倡导“文化中国”理念。加拿大华裔学者梁燕城（《文化中国》杂志的总编辑）就是“文化中国”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他说：“中国是多族裔多文化的结合，同时也有千万计的海外华人，须要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理念，可以用‘文化中国’，以别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国。这‘文化’一辞包括中国所有少数族裔的文化，这文化上的中国，也不限在中国地域，也是全球华人所重的，代表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精神资源，具有普世价值。当代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就是‘文化中国’，从精神上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带来文化上的多元和谐，建造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6]

“文化中国”与经济中国、政治中国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她不是一个用地域、人口、和各种发展指标来衡量的有形的组织集团，而是一个用无形的精神纽带维系的精神共同体。这个精神纽带可以将全世界的所有认同中华文化的人连结起来。许多海外华人虽然身在域外，穿着洋装，拿着洋人的薪水，但他们情系中华，心向祖国。因为东亚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他们先祖所在的地方，是他们根基所在，是他们精神情感的皈依。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所孕育的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成为联系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这个精神纽带是割舍不掉的。如果发展“文化中国”战略，必定能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那时中国的强大就不仅是经济、政治上的强大，而是真正具备了文化软实力的强大。

注释：

①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主要是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则退居次要地位。在一个世界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很难会有长久的发展的。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所以各国应该重视本国的文化，本国的文明。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张军.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人本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4（3）.

[2]刘建平.通向更高的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7.

[4]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韦玖灵.坚持以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J].广西大学学报.2009（1）.

[6]梁燕城.建设文化的共同体——参加政协会议后的反省[J].文化中国·卷首论语（加拿大）.2012（1）.

*本文为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主体民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项目号：13BKS102)。

(责任编辑:高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