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经济安全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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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经济安全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范志莹

天津财经大学

摘要: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新动能,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的动力保障。改革解决了问题,也产生了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遇到的阻碍往往来自于各方面的既有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在推动过程中理顺、创新体制机制和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尤为重要。同时,在推进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在行政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建设方面尽快达成统一认识,才能坚持“稳中求进”的改革基调,树立改革信心,找到改革方向。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我们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同时,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化解。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和“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在此背景下,由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发起并邀请《改革》杂志社、《中国城市报》社、全国决策咨询委员会执委会的专家共同参与主办的“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经济安全”理论研讨会于2016年12月在天津财经大学召开。来自北京、重庆、吉林、四川、天津等地的13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参会专家学者围绕行政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环境建设等方面展开讨论,分享了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关于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的理解和认识

政府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执行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为执行者,政府有政策落地不实、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作为被改革的对象,政府在自我定位时有迷茫、不明确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从基层实践和行政体制的改革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王佳宁研究员从基层实践的改革经验进行分析认为,未认清“顶层设计”前置条件的基层实践会出现“过程中的等待”和“不想主动干”等问题,造成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因此,基层实践的典型特征应表现为“落地”和“贯彻”,体现为基层实践本级各项规章的方向。他还指出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应注意的两个关系:一是政府换届与规划程序的关系。政府换届后会影响到两类规划程序,一个是专项规划的具体执行,另一个是“十三五”规划的执行。专项规划是“十三五”规划的落实和延伸,专项规划里的数字和提法改了,进而也就变相改动了“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标,这可能导致改革落实的变动甚至转向。二是机构改革与行政效益的关系。政府的职能与行政体制改革的运营效果往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以行政审批权改革为例,行政审批的数量和速度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例如,近几年的改革也说明,审批数量的减少能大大提高审批速度。

高宪哲研究员梳理了自1982年以来的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五个改革经验,即一是改革是中央层面的强力推动;二是改革抓住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三是改革突出职责同构、分类实施的特点;四是改革是顺应经济领域的发展需求的适应性调整;五是改革重视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同时,他也指出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一是政府的层级越来越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影响了政策落地程度;二是公共服务职能不均衡,城乡、东西部存在重大差别;三是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社会间的良性互动、互相协作还未形成。

张霁星教授在政府定位问题中指出,政府首先要建成法制型政府,然后才是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法制政府当中,法制政府应该是强势的声音,使各级政府明确知道应该怎样运行。另外,他还指出,解决各级政府执行力差、宏观政策不落地、行政效力满意度低的方法是:首先政府做决策时要解放思想,认识上不突破、体制机制就难以突破;其次打破行政壁垒,推倒地方利益保护的隔墙,使行政资源能够一体化。

丛屹教授认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传统的行政体制与演变的社会结构不相匹配等等问题,构成了政府转变职能的外在动力源。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相辅相成、相互决定。中央正在大力推进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各级政府应当尽快在法律法规、分类管理、绩效评估、监督监管等多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加以落实,尽快规范培育“第三方责任”主体,调动社会能量,起到“社会政策托底”的作用。

二、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前提是要对当前的形势有理性的认识和基本的判断,因此,认清改革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风险,将有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会专家学者从改革的成本、对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和改革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分享了学术观点。

陈柳钦教授指出,当前的国际格局已由多极化步入多层化,形势严峻并且复杂多变,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在这样的现状下找到动力源,抢抓战略先机。他认为,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实践的核心就是在适度增长过程中有结构性改革,应对旧经济体制发展放缓的方法是对冲,而不是硬着陆,这样才能切实在“进”的过程中保持持续的稳定。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就是减少无效的低端供给,提高中高端供给;方法是既要着眼于当前,又要着眼于长远;路径是通过创新推动结构的调整;根本目的是使供给的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利益增长,个性化、多样化的物资文化和生活需要。同时,他还指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要有新方位,并与新速度、新坐标、新实践结合在一起。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要理解并接受经济增速放缓的事实;要建立更精准、更立体的经济增长坐标;要做好尝试性的,而非特例尝试性的创新实践。

王佳宁研究员认为改革是有成本的,包括改革的操作成本和改革的阻碍成本。改革的操作成本主要包括因为新的路径调整,使改革的手段相应变更产生的各种费用,以及因为重大战略转型使改革的方略产生变化而带来的各种损失。以惯性思维来调整一地一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层实践,势必会造成改革的操作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基层改革的信心出现动摇。改革的阻碍成本主要是指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愿意、不积极和不主动,使改革成本增加。例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阻碍成本主要来自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的抵触,以及民营资本进入国有垄断行业的壁垒高等方面。

王来华研究员通过社会舆情数据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现状。他指出,改革环境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都处在不确定性趋强的背景下。当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看待混合经济形态作用发展方向的不确定;二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治理方式的不确定;三是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不确定;四是对未来经济形式发展预期的不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协调”,即一是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与创新积极性不足的不协调;二是新需求侧结构性诉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接的不协调;三是改革主体是市场还是政府的认识不协调。

刘文剑研究员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稳定东北经济发展的内容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东三省来说,不能都用一个模式,都走一条路,需要有特殊的政策。具体来讲,以东三省的农业为试点,改革农业土地制度,打破传统的生产方式,让资本进入农业,发展现代农业。

三、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和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如何在改革中探索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现阶段所面临的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等挑战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政策落地,如何构建重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和稳定器作用,在未来时期都是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