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社会娱乐生活

传统的社会娱乐生活

范岩陈珂

范岩陈珂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青海师范大学，青海西宁810008)

中图分类号：B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6-092-02

摘要：社会生活，包括吃穿用和休闲在内，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而包括在社会生活之中的娱乐生活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社会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娱乐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非常巨大的。

关键词：传统；娱乐；影响

我们所说的娱乐既可以是广义的，也可以是狭义的。广义的即是所有使人欢娱行乐之事，其内涵与外延等同于休闲，甚至较之更广泛，如一些人可能从枯燥的工作中欢娱行乐；狭义的即是指相对于纯粹的闲散时间或完全休息而言的活动，强调的是娱乐的动态特征，如卧床休息、运动、聊天、看书等。笔者认为娱乐的概念可简单描述为：人们在闲暇时间，出于自身意愿，所从事的能够满足自己生理或心理需要的人际交往活动。

其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闲暇时间内开展；

2.出于自主、自愿的选择；

3.能够从中获得生理或心理的满足；

4.是一种人际交往活动，而且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娱乐的社会性和大众性。原因在于，一方面单个人的娱乐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的，个人的娱乐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无论个人有着怎样的偏好，总能够看出社会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群体生活方式，注重的是娱乐活动的社会效果，个体的娱乐行为并不是不可以归纳为社会史的考察范围，但除非它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或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否则，则为历史研究所忽略。

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娱乐的分类可以有很多种，本文所讨论的主要以正当娱乐和非正当娱乐为主，如冯尔康先生指出：“生活方式种的衣食住行的制度、变化和崇尚、娱乐生活多种多样，音乐、歌舞、戏剧、曲艺、杂技、体育、棋类、书画、牌类，赌博、嫖妓则是非正当的娱乐生活。”

通商口岸地区传统的娱乐生活方式总的发展趋势大体同全国一样，至清代前期，已经相当发达，其基本特点是娱乐活动与习俗、礼仪乃至宗教迷信活动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别，下面我们主要以湖南长沙和江南上海地区为例，来看看清代前期传统的娱乐生活方式。

一、清代前期传统的娱乐生活方式

1.歌舞类

在湖南地区，以少数民族聚居的湘西、湘南为例子。如“湘南山瑶地区，每年十月十六日，瑶族男女老少都穿上节日的民族服装，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特别是舞鼓，即每人手拿二尺五的长鼓群舞。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瑶人每岁十月里，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之无实家者，男女各群联袂而舞，谓之踏舞。’”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词曲歌谣也是人们资以娱乐的主要内容，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在民间，山歌俚曲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惟乡间牧童村女山歌盛行，情致盎然，多有可采。”词曲歌谣中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达了人们平时生活中喜怒哀乐的复杂情感，歌曲中大多都含有欢娱行乐的成分，其娱乐性是显而易见的。

2.戏剧类

戏剧，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人民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之一。就乡村社会而言，社戏是人们观看戏剧最主要的形式。蔡丰明把江南民间社戏划分为四大类型，即年规戏、庙会戏、平安戏、偿愿戏，每一大类下又可分为几种基本形式，如年规戏就包括时令戏、应节戏、例行戏三种，庙会戏则有神诞戏和开光戏之分。平安戏和偿愿戏通常指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所演出的戏剧。所以就整个江南地区，尤其是江南乡村社会来说，以年规戏和庙会戏最为普遍。但不管是哪种戏剧形式，一般都只是在农闲时节上演。

3.竞技类

在竞技类娱乐活动中，刘泱泱的《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提到几种常见的竞技项目，如摔跤、荡秋千、拔河、赛龙舟、放风筝等。但从实际社会影响来看，赛龙舟因与传统节日关系密切，更受人们重视，史载较为详细，如“近水居民多位龙舟竞渡之戏”。端午日“扎龙舟，鸣金鼓，爆竹喧闻，往来竞渡。”放风筝则多是作为儿童少年的娱乐活动出现的，“孩童剪纸作鸢为风筝之戏。”

当时非正当的娱乐生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赌博、吸烟、嫖娼。当然，非正当的娱乐生活未必就是非法，如嫖娼，之所以有非正当的称谓，主要是不容于当时社会的道德理论规范，收到大众舆论的谴责。在实践中，也确实危害了家庭、社会的稳定以及个人的身体健康。“赌博之害，小之废时失业，大之荡产亡身。大为人心风俗之蠹。”

二、非正当的娱乐活动中的赌风的几个特点

1.赌博的种类繁多。主要有番滩、白鸽票、闺姓、花会等，以上只是主要的赌博形式，而没有史料记载的小赌形式则更多。因而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好赌需求。

2.赌博的参加者多。无论男、女、老、少都可赌博。番滩、白鸽票、花会、山票、铺票等多数吸引知识水平不高的百姓，而闱姓多吸引知识分子等上层精英人士。可见参加赌博者可谓包罗万象，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阶层都参加。

3.赌博的遍布范围广。“城乡各外俱开有票厂”，“城内外番滩馆不下百数，乡间亦无乡无之。”赌博已成社会风气，遍及城乡大街小巷，从地下的游击战变成了公开的阵地战。

吸烟的历史则较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开始了长期屈辱的近代历史，而鸦片对中国的倾销已经不受官方限制，而是合法在中国销售。在城市中，上层社会的官宦士绅为了追求时尚，对吸食鸦片自然不肯落后。而对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平民来说，染上烟瘾也是有着原因的。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和封闭性，不但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充分利用，也使得城镇缺乏休闲娱乐场所，因此烟馆成为人们主要的休闲场所。而进入烟馆就得吸食鸦片，久而久之便沦落为瘾民。“一位在北京受过现代教育回四川任教的青年感叹到：这里除了烟馆茶铺外，几乎没有新式的休闲消费场所，使得我整天囚在屋子里，不敢上街……近来学得两项消遣法子——大麻将和抽大烟……明知有损于身体健康，可算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而娼妓业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是历史悠久，不过古代的娼妓所指的仅仅是以才艺娱人而获得报酬的女子，女今世以色相娱人的娼妓有别。清中叶以后，外侵内乱，娼妓业在这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太平天国平定后，上海独占花魁，妓院和娼妓的数量以及记述娼妓的著作都居全国之冠。“妓院初有规则，至光宣间而荡然无存。客在院，妓侍坐，碑姐遥立，伺应对。后则嬉戏成风，谐谑杂作矣!客初就坐，妓自进瓜子，牌姐进茗，茗碗必有盖有托。后则以无盖无托之瓷匝进矣!”11服务对象己由少数“阳春白雪”，日益转向众多“下里巴人”。从清同治初年到1933年，研究沪娟的书籍，就有38种之多。娼妓业的发达，“影响于社会者，为害尤大，真有如洪水猛兽之不可响迩者”，“花柳病”是“最可恐怖的传染病，犹或过之，减灭国力，败坏人种。考其用事，直是吞噬人类之恶魔”。

三、传统社会娱乐对生活的影响

健康适度的娱乐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享受，是人们工作之余和紧张劳动之后消除疲劳的一种需求，同时也是人们相互之间增进交流的一种机会和方法。但是，如果人们沉溺于非正当的娱乐之中，如赌博、嫖娼、吸食鸦片等，而不能自拔，则只能玩物丧志，害人害己，更为人所诟病。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社会娱乐生活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新内容。

1.娱乐生活的起因

传统社会娱乐生活的起因多种多样，除了一些属于私人的娱乐行为以及非正当的娱乐行为，基本上都和庆祝、祈福、迎神、酬神有关。人民的休闲目的是社会娱乐兴起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但这往往要与传统的节庆活动区别开后，才能体现出其本质来。一般来说含有个人娱乐性质的琴棋书画等均属于休闲性质的娱乐活动，在社会娱乐方面一般是非正当的娱乐活动，如嫖娼、赌博等。尽管如此，适度的休闲仍是必要的。此外，恢复体力、缓和疲劳、提高劳动效率也是社会娱乐生活的一个重要作用，这些更多体现在人们传唱的山歌俚曲中，如农歌、渔歌一类。

2.娱乐生活的特点

传统的社会娱乐生活具有传承性的特点，它是世代相传的一种社会文化，这种传承性在社会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许多流传至今的休闲娱乐活动，既无史料可查，又无文字记载，都是通过口传的方法保存下来的。这种社会娱乐生活以固有的保守形式显示出这种传承性和原始图腾崇拜的影子。

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娱乐生活都有其共同的文化属性。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娱乐生活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许多类似或相近的因素，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形成了共通的社会文化。如传统节庆日的娱乐生活以及一些非正当的娱乐活动，各通商口岸城市并无多大差别。

3.娱乐生活的社会影响

传统社会娱乐生活的深远影响可从其传承性上略见一斑。一方面，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传统的社会娱乐生活并无多大改观，从中可见其影响的深远以及作为精神文化的表现所体现出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的社会娱乐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认识，迎神、酬神的愈演愈烈，低俗戏曲的屡禁不止，赌博之风的蔓延等等都在表明，传统的社会娱乐生活并没有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正在伴随着传统中国一起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赋予了自身越来越多的形式和内容。

参考文献：

[1]《续修慈利县志》，清，同治8年

[2]《桂东县志》，清，同治5年。

[3]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03

[4]《湖南省风物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5]《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6]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百家出版社，1995

[7]秦和平.《四川的鸦片问题和禁烟运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