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人伟先生七十五华诞学术思想介绍

赵人伟先生七十五华诞学术思想介绍

王诚

赵人伟先生的生平经历

赵人伟先生，1933年3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53年毕业于浙江金华第一中学的前身金华中学，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57—1961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1962—197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79—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85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8月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1985年7月至198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10月至199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

1982年1月至1984年2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1992年8月至1993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UCR)访问学者。1996年4月至1996年8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访问学者。1997年5月至1997年7月，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访问学者。1998年10月，香港岭南大学访问学者。

自1986年至今，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1990—1993年，中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因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获1984年(第一届)孙冶方经济学奖。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获1986年(第二届)和1994年(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赵人伟先生的学术贡献

1.经济体制转型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主要研究经济体制转型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体制模式比较、目标模式的选择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强调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明确地提出要在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按当时国内的标准来看是属于前沿的，起的是推动改革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并因此而在1984年获得了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赵人伟先生认为，改革有渐进和激进之分。但是，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两者孰优孰劣更不是绝对的。在前一时期的改革中，中国确实通过渐进的方式以较小的风险和较低的成本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不过，中国改革的渐进方式本身就有“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攻坚”的内涵。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最困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后必须着力于攻坚和克服难点。

赵人伟先生认为，渐进改革的本意是要降低改革的成本，但同时也存在着改革成本上升的风险。渐进改革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增量改革”，即财富的存量部分仍然留在旧体制，而财富的增量部分则进入新体制，按市场的规则去运行。但实践中却出现了新财富进入旧体制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公车的使用。改革开放以来，增加了大量的公用新车，但这些新车基本上进入了旧体制。按旧体制运行的浪费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种浪费现象既不符合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也不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而且1998年也曾经拟订过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的方案。但时过多年，这一改革仍然是处在步履维艰之中。这种新财富进入旧体制的现象是一种代价或成本。这种现象的长期持续是对渐进改革的一种挑战。

渐进改革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防止和克服权钱交易(有人还把权钱交易的现象归结为权贵资本)。在房地产开发和住房改革中所出现的设租活动，实际上就是利用权力来获取经济利益的活动。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设租活动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0年代的寻租活动的获利空间是半倍到一倍，90年代以来的设租活动的获利空间往往会达到数倍乃至数十倍。显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代价都是改革过程中非付不可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防止继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因此，要把经济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对权力加以监督和制衡。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公有制很容易变成有权人的私有制。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权力化公为私，权力制衡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加强权力制衡，在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

2.收入分配理论

在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研究中，赵人伟先生从东欧改革的文献中借鉴了一些对传统体制进行实证分析的经验。把实证的方法运用到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对传统体制下工资和价格基本双冻结给不同代人所产生的不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人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这种分析无疑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可以说是在上述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这种向实证分析初步转变的探索得到了经济学界同行的肯定，并因此在1986年获得了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赵人伟先生随后不久发现，这种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当知道国外经济学家对东欧改革文献中的一些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批评为“实证非实证”时，才明白没有数据支撑的实证只能称之为理论实证；有数据支撑的实证，即经验实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实证。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上才逐步地走上了经验实证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包括总体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的状况及其原因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并对如何改进收入分配提出了有根据的决策建议。这些有数据支撑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在1994年获得第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随后，赵人伟先生把影响我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分为四大类和二十个左右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变化作了初步的分析。就四大类来说，就有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

在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赵人伟先生认为有两种倾向都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是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从而应该加以肯定。第二层次是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从而必然会出现利用双轨进行寻租等活动。在一定限度内，这可以说是改革所应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当然，第二层次同第三层次之间的界限是很不容易分清的，特别是难以量化，但从理论上讲是能成立的。过高的代价往往是同腐败、垄断、寻租和设租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赵人伟先生认为，收入分配的研究不能脱离收入与财产的关系。收入和财产的一般区别是，收入(income)指的是人们(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全部进账；而财产(wealth)指的是人们在某一时点所拥有资产的货币净值。财产是一个时点上的存量，而收入是单位时间内的流量。收入和财产之间关系是：过去的流量必然影响当今的存量；而当今的存量又必然影响今后的流量。随着财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财产分布格局的变化，财产分布不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今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也有重要影响。我国财产分布的现状，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0，既高于同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0.454)，又高于同年城乡分别计算的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城市为0.4751，农村为0.399)。在各项资产中，有房产、金融资产和其他资产的估计现值三项的集中率超过总财产的基尼系数，从而对总财产的分布起的是扩大不均等程度的作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大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一种常态。按照国际标准，我国2002年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还不算特别高。但是，考虑到以下两点，仍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第一，发达国家个人财产的积累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也只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说，中国个人财产积累的这种速度和势头都是超常的。第二，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显著地超过发达国家，而如上所述，当今的收入分配的分化必然会影响今后财产分布的分化，因此今后一段时间财产分布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可以说将是难以避免的。

3.社会保障和再分配理论

赵人伟先生认为，在社会保障领域实行个人责任和社会互济相结合、保障水平同经济水平相适应、以人为本等原则，既要吸取国际的经验，又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保障水平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来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职能是低水平的。以社会保障应该以人为本的原则来说，具体到发达国家就成为福利普遍性原则，即福利标准是全国统一的；但具体到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则只能具体化为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原则。在社会保障改革中最难处理的是个人责任和社会互济的关系。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保障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社会保障措施的出台需要决策者有经济考量加道德考量，社会保障措施的受惠者则应该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

赵人伟先生认为，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中，贯穿多层次的设计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说，广覆盖是要解决公平性问题的话，那么，多层次所要解决的是承认差别的问题。即使是已经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在改革中也在向多层次的方向发展。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改革中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明确地区分为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两个部分；基本部分满足普遍的需要，体现公平性；补充部分满足一部分人较高的需要，体现差别性。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的初次分配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的，而市场机制往往发生重激励轻公平的问题。因此，政府就需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包括补贴)等手段让收入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以便在维护激励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发生同再分配的初衷相违背的情况，即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并没有达到“抽肥补瘦”的目标，反而出现了“抽瘦补肥”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就称之为“逆向再分配”。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社会保障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得极其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逆向再分配”的结果。

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城乡之间的“逆向再分配”以外，我们还要关注新形势下外部因素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例如，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进口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会减少农民的收益，而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往往得到政府的补贴。这种外部的因素引起的“逆向再分配”，我国的政府应该采取什么相应的对策，则是一个复杂的、绕圈子的问题。

在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要警惕“逆向再分配”现象的出现。例如，在解决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时，如果有的企业做实了，而另外的企业仍然做不实，就会产生老实人吃亏的“逆向再分配”问题。

国家还要通过再分配政策来逐步缩小各部门之间社会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状况。除了上述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状况以外，在城市内部的正规部门同非正规部门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同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状况。当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是，再分配政策的制定时需要以缩小这种不平衡状况为一个着眼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当政府把税收作为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时，特别要注意税收的累进还是累退。为了发挥税收在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一般都采用累进税率，而且设有起征点。但是，这要以收入有较高的透明度为前提。由于我国目前银行存款的实名制还不完备、利息收入的透明度还不高，征收利息税还只能实行比例税率，而不是累进税率，即对所有的存款利息都征收利息税。应该说，这种办法是不完备的，具有过渡性，因为它不能起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甚至认为，如果富人比穷人缴纳更多的税，但不是按比例递增的，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仍然被认为是累退的。可见，根据这种“不进则退”的税收理念，要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就必须在提高收入透明度的基础上向累进制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比例税也会产生逆向再分配的效果。

克服逆向再分配还仅仅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即使再分配是正向的，也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抽象地说，即使是正向的再分配仍然存在着过度、适度和不足这三种情况。至于什么样的再分配算是适度的，则要按照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因素来确定。要克服过度再分配和寻求适度再分配，就必须在税收同转移支付(特别是其中的社会福利保障)之间取得一个均衡点。根据我国的情况，现阶段我们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应该多大较为合适，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如上所述，过度的再分配必然影响经济效率。因此，在寻求适度再分配时还必须在税收、社会保障同经济效率之间取得一个均衡点。

赵人伟先生的治学理念

1.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风气和精神

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气氛。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本人就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也是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所谓“百”，就是要承认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坚持这样一种精神，不但同坚持马克思主义不相抵触，而且恰恰是为了在新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2.团结、和谐的气氛

作为经济学研究团体的代表，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团结从总的来说是好的，有一种无形的内聚力。但是，这方面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人际关系显得紧张了一些，特别是在带有某种情绪的情况下。其实，有许多问题，如果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冷静地、理智地加以分析，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对话，是很容易解决的。因此，应该提倡宽容和对话。有人提出，人际关系是否宽松与和谐，是经济学者是否具有学者风度的表现，是学术素质的表现。

3.平等竞争和文明竞争的精神

团结、和谐的气氛并不排斥竞争。只有鼓励竞争，才能形成一个奖勤罚懒的机制，才能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当然，从整个社会大背景来说，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条件是不完备的。但是，从一个学术团体的角度来说，要尽可能地给大家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家在竞争中讲究和遵守竞争的规则，正如各种比赛中要遵守比赛规则一样。要提倡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因为，不管能力高低，大家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换言之，我们所要的竞争是以承认和尊重竞争对手的独立人格为前提的——这就是文明竞争。

4.严谨、踏实和坐冷板凳的精神

这种风气和精神本来就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许多著名的老专家，无论是搞理论的，搞现实的，还是搞历史的，可以说无一例外是在这种科学的精神指导下取得卓越成就的。可喜的是，不少中青年研究人员也以这种可贵的献身科学的精神在从事踏踏实实的研究，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急功近利和行为短期化成为时代弊病的年代里，这种优良传统和学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那种追求一时新闻效果的行为，那种自我吹捧的行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是同我们的优良传统格格不入的。当然，在一个从停滞转向改革、从封闭转向开放的大转变年代里，产生理论上饥不择食和实践上急功近利的弊病可以说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但是，我们必须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和引导。我们的时代需要产生学术大师。而学术大师级人物的产生，就从个人努力这方面来说，连十年寒窗也只能打个基础。通过出奇制胜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新闻人物，很难成为功基深厚的学术大师。在严谨、踏实和坐冷板凳的精神基础上，我国应该产生学术大师。

5.探索、创新和开拓的精神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探索、创新和开拓，不然，科学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在改革高潮中，要有开创精神。在改革遇到困难、在经济处于调整的时期，仍然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经济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和发展。改革高潮时期要防止头脑发热，调整时期要防止灰溜溜。改革高潮中的行为短期化要克服并吸取教训，调整中的行为短期化则要防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